一个口号改变的曲折过程——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12-27 09: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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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左)与张学良在华清池宴会上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口号是“抗日反蒋”。而西安事变的发生,促使中共在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中,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审时度势,调整方针,毅然改“抗日反蒋”为“联蒋抗日”,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可能。

  

  抗日反蒋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根据这一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经多次修改,并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同意后,于8月1日发表。文件号召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主张“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此时,红军还行进在穷山恶水间,无法及时知道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但是,中共中央已经自觉地开始调整自己的路线。11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起草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两份中央文件,指出:“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领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简而言之,即是抗日反蒋。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即林育英)历经千辛万苦,于11月18日到达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张浩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指出:目前最紧急的“阶段策略”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不要再提“没收富农消灭富农”,最适宜提“人民共和国”等。

  

  当时,毛泽东因在直罗镇前线而没有出席。会后,张闻天派专人给毛泽东等送去专函,通报会议内容及中央上述策略的转变。毛泽东复信同意中央政治局会议所作的决议, 但“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而对“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11月26日,毛泽东致信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痛陈东北沦丧的历史教训,指出:“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

  

  很快,毛泽东和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于11月28日发布《抗日救国宣言》,郑重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同,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

  

  毛泽东、周恩来等从前线回到后方,专程参加了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和林彪、叶剑英、程子华的电文中说:“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很好地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力量与任务。”这个“很好的讨论”,达成了会议的共识——即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其中最主要的是:“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要是抗日反蒋,“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都可以联合起来,组成“最广泛的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

  

  显而易见,这个“最广泛的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将蒋介石排除在外,并将其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置于打击之列。而抗日反蒋的口号也不时有一些变化。2月20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发表文章,以“抗日讨逆”代替了“抗日讨蒋”。不多日,在发布的《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中也改“抗日讨蒋”为“抗日讨逆”、“抗日反卖国贼”。这里的“逆”、“卖国贼”特指蒋介石,稍有不同的是没有直接指名道姓。

  

  当然,同在打击之列,并不是说抗日与反蒋没有区别。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对此阐释得十分清楚。4月7日,张闻天和周恩来致电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指出:目前抗日战争,讨蒋已成中心,军委拟发布讨蒋令。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

  

  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在这个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

  

  这个电文发出后,张闻天又给毛泽东发来电报,修正了4月7日的提法,对毛泽东“所说立场同意”,又把“讨蒋”的提法改为“抗日讨逆”。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

  

  蒋介石的转变

  

  1931年4月,苏联截获并破译了日本驻莫斯科武官笠原幸雄发给日本总参谋部的一封电报,电报称:“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斯大林不愿与日本刀兵相见,主动提出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却采取极为冷淡的态度,斯大林这才把目光转向中国。苏联方面认为: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为了“束缚日本的手脚”、“避免两线作战”,苏联政府表示“完全同情中国,支持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斯大林身为共产国际的实际领袖,历来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想利用蒋介石在中国发起抗日战争,以拖住日本的兵力,使日本不敢冒两线作战的风险,苏联也就因此而免去与日本交战的可能。于是,中苏在外交方面开始改善关系。

  

  蒋介石这边,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以他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把握了国际间政治协作的脉络,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因而改变了过去的反苏政策,与苏关系有所改善。1935年春,蒋介石派邓文仪为驻苏武官,目的就是欲与苏联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他在反日联苏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2月19日,蒋亲自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两党团结,我将感到高兴。”随后又告诉鲍格莫洛夫,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但不能让中国红军存在”。并且还称:“如果这个问题谈判解决,其余问题都好解决。”

  

  尽管如此,当时,蒋介石最关心的依旧是——苏联人会不会伺机援助中共?在经过1年时间的围追堵截之后,蒋介石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剩下的红军已不足为惧,但在短期内要彻底消灭也不太可能。因此,在他相信红军已经不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通过羁糜的方式来解决中共问题也就开始提上了南京国民党中央的议事日程。经过讨论,蒋介石确定了如下四点基本方针:1、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2、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4、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古前线地区驻防抗日。同时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放弃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劝其必须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行,并归顺国民政府。

  

  1936年1月17日,蒋介石授意驻苏联武官邓文仪与王明会谈。邓文仪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即上述两党合作的四点意见。邓文仪特别强调,两党合作一旦解决,希望中共能够积极促进苏联的对华援助,因为这个问题非常急迫。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此立即反馈了意见,表示赞同国共谈判,但不同意在莫斯科讨论和决定中共与红军的命运问题,谈判必须有中共中央的代表参加,而且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和条件,“必须去和毛泽东及朱德同志谈”。

  

  蒋介石一心要打苏联的牌,可是,苏联却拒绝向中共施压,甚至将谈判推出苏联,这使蒋介石非常失望。而与此同时,他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又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所以,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据陈立夫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中所言,他“请示领袖(即蒋介石)得其许可”后,就指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负责与共产党接触与会谈。曾养甫通过其下属、铁道部科长谌小岑找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局派出周小舟、吕振羽来到南京与之秘密接触。

  

  会谈中,国民党所谓“统一”和“合作”的内容仍如以前:“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而其模式则是“统一”到国民党政权和军队中去。这当然不是中共所期待的。次年1月下旬,双方会谈虽无果而终,却都留下了通讯联络的方法。这就意味着国共双方会谈的大门并没有因此关闭。

  

  1936年1月,宋子文和陈果夫秉承蒋介石的旨意,通过宋庆龄的关系,先后找到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和张子华。董健吾与宋子文曾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与宋家有着良好的关系。此时,因特科负责人在上海被绑架,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董健吾也想借此机会,通过宋庆龄的关系,安全地到达陕北。而宋氏姐弟恰想借董的关系与陕北的中共进行联系,传递两党谈判合作的信息。1月中旬,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以牧师为公开身份,带着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来到了陕北苏区。

  

  而身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的张子华则受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覃振和谌小岑的委托,前往陕北与中共联系。覃振是湖南人,与毛泽东、林伯渠熟悉,尤与林伯渠私交颇深,临行前,覃振让张子华捎去一封给林伯渠的亲笔信,信中写道:

  

  目前吾人所负之责任日趋严重,而环境日益险恶。惟一认识,就是谁敌谁友;惟一办法,就是一抗一联。此真千钧一发之时机,不容再误者也。弟与兄虽地角无涯,而革命精神自信彼此一贯。某(指张子华——作者注)同志前来,切盼兄与润(指毛泽东,字润之——作者注)兄等决定大计,完成孙先生之国民革命。

  

  覃振虽非蒋系人物,但以其地位和身份,如此大的方针、政策,他并不敢擅作主张,而信中所提到的“谁敌谁友”、“一抗一联”,显然反映出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中,化敌为友、联共抗日的言论已成为主导性的话语。

  

  董、张的陕北之行,初步建立了国共双方高层沟通的渠道。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致博古并转董健吾的电报中,提出了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意见,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此五项意见是:“(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上述意见,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一般要求和政治基础。

  

  然而,尽管蒋介石改变了过去坚决反共政策,主动与中共联系,但由于他没有联共抗日的诚意,坚持在军事前提下解决政治问题,1936年上半年仍集聚重兵企图“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因此,国共谈判又陷入曲折的境地。

  

  张学良的主张

  

  对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也曾表示接受和拥护,他在《告将士书》中称:“不安内,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捕灭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我们必须以剿灭赤匪为当前最要紧的任务。”1935年9月,国民党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主持西北的“剿共”。

  

  在张学良看来,红军乃疲惫之师,立足未稳,况且也只不过几千人,以自己十倍于红军之众,定可取得“剿共”的胜利。可是,刚与红军交手,红军的战斗力便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后来在《反省录》中写道:“先是110师被歼灭及师长何立中被打死,继之109师又大败,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二师长均是东北军最优秀者,这两次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这更增强我的信念,即杰出将领为内战而丧身是令人遗憾的,同时我不愿再轻视共军的战斗力。因此,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思想遂在我心中燃起。”

  

  几乎是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认真分析了张学良,认为他和东北军的官兵们一样,都期望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收复失地。还有一点,张学良手里有20多万装备先进的部队,还掌握着四省军政,这对陕北的共产党来讲,是一个重大威胁。如果把张学良争取过来,不仅消除了红军的威胁,还有利于红军在陕北的发展,而且为抗日积蓄了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中共表示愿意在“抗日反蒋”的前提下,派出代表,与之商洽。

  

  1936年1月20日,毛泽东通过彭德怀,让转告在洛川与东北军谈判的李克农,中共中央对于同张学良谈判的基础仍是“抗日反蒋”,在此基础上,“我们愿与东北军联合”,甚至可以“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可推张汉卿担任”。可张学良在与李克农的长时间交谈中,惟对中共“反蒋”不置一词,只是保证愿意劝蒋介石放弃一党专政。

  

  在第二次洛川会谈中,张学良直言不讳——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他坚持认为蒋介石应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内:抗日要是没有蒋介石的参加,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蒋介石掌握国家的政、军、财权,实力雄厚。同时,他还坚持认为蒋介石本人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不同是,他主张先“安内”而后再“攘外”。

  

  张学良知道在涉及蒋介石问题上,事关重大,为进一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提出:由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地点在延安,时间则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带着张学良的抗日决心和会谈要求,赶到晋西石楼红军前线指挥部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中共中央立即答应了张学良的要求,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李克农随行,到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4月9日,在延安肤施清凉山下桥儿沟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展开了。一番寒暄后,张学良开门见山,仍然坚持这样的意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他现在实际上还统治着中国……我们现在想壮大抗日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掌握的这股力量排除在外呢?尤其是我们都是他的部下,如提“反蒋抗日”,工作起来会有实际困难。目前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可以提“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

  

  周恩来对张学良“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他认为,如果抗日战争争取不到蒋介石这个集团参加,将是一个大的损失,争取过来是有好处的。可是,蒋介石眼下正像满清的西太后(慈禧)一样,“宁给外人,不给家奴”。……现在,为了抗日救国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但是,光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血的历史教训的。所以,要让步,还得要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张学良以自己对蒋介石的接触与了解,说道:你们对蒋先生可能不了解,其实他也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忿恨。但他有个很错误很固定的想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很不放心。这就是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据。

  

  听到这里,周恩来显然不快,他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蒋介石窃取革命果实、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等累累罪行,接着,他仍以大局为重,指出:这些旧账,不愿再算了;要让步,还要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张学良立即表示自己的主张:自己在里边劝,中共在外边逼,内外夹击,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走上抗日的道路。

  

  对于逼蒋抗日,周恩来对张学良的意见非常重视,并个人表示同意。不过,由于这是个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他告诉张学良要把这一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后决定。会谈在友好与坦诚的氛围中进行,一直到次日凌晨4时才结束,双方求同存异,就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红军集中、停止内战、通商等等问题达成共识。

  

  联蒋抗日

  

  张学良所传递的信息,对于中共是极其重要的。6月12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7月18日,毛泽东告诉他的美国朋友斯诺,如果蒋介石一旦决定参加抗战,将表示欢迎。针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南京政府提出的新的国共谈判四项条件(即: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以及潘汉年由苏回国后汇报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不同意将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和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联络的情况,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之后,他又与张闻天等在一份电文中说:“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并说:若“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

  

  本是斗争的对象,现在竟然要“先礼后兵”,“以忠诚态度出之”,可见中共已经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而有意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肯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并呼吁停止内战,重启两党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毛泽东在次日致电潘汉年时,更明确地指示:“南京已开启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面临重兵进剿的严重态势,毛泽东仍从抗日的全局出发,提出:“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抗日反蒋”的口号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

  

  正当中共中央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的时候,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就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当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蒋介石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为此,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到洛阳作“剿共”军事部署,又召集众多高级军政要员,扬言至多1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中共的根据地。12月初,他由洛阳返回西安,督促东北军、17路军的“剿共”战争,以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可是,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武力扣留蒋介石并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中止了其酝酿已久且成竹在胸的“剿共”战争。

  

  消息传来,振奋人心。据金风所著《邓颖超传》中记载:当时,邓颖超又唱又跳,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李维汉也回忆道:“我们在定边获得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

  

  而此时的中共中央更着眼大局,从长计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到张学良在事变当晚发来的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并在军事上进行了提议。13日凌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并提出: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周恩来提议在军事上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应争取蒋之大部;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毛泽东最后作出结论: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

  

  不久,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商谈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并及时电告中央相关情况。

  

  12月19日,即经过6天时间的深思熟虑,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根据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经过反复研究,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通过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通电》公开发表,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并提出具体建议,文中尊称“蒋介石先生”,显然已放弃“审蒋”、“除蒋”;《指示》则向中共党内发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当日,毛泽东还电示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2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让派人去胡宗南等黄埔系将领处,表示“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之条件”。在宋子文、宋美龄与杨虎城、张学良的谈判结束后,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会谈时,蒋介石的态度明显改变,表示愿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前提之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仍可与他直接谈判。

  

  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作为一个转折点,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在抗日的前提下,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不可抗拒之大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显现曙光。

  

  作者/张家康

  

  原文刊载于2012年第5、6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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