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 江津与江安有故事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12-25 15:45:46

  江津,在重庆;江安,在四川泸州与宜宾之间。虽然都在长江边,但相隔尚远。而它们却在抗战的烽火中,有了牵连,有了故事。

  

  故事一:

  

  江津“中国书店事件”与江安国立剧专

  

  抗战时期,四川江安县城有一所从南京迁来的国立剧专,被誉为“中国戏剧摇篮”。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它也吸引着许多青年人纷至沓来求学。

  

  当时,在江津白沙镇有一个中国书店分店,其中有一店员叫陈建新。当陈建新还在南京念书时,其志向就是报考1935年在南京创办的国立剧校。抗战爆发,南京沦陷,陈建新与其他青年学生一起来到陪都重庆近郊的江津县。不久,1939年,国立剧校亦迁到后方小城——四川省江安县城,1940年升为国立剧专。

  

  陈建新原本是在江津县城的被服厂做小工的流亡学生。他爱学习,业余时间大部分都在读书。而正因如此,他被地下党被服厂支部发展为党员,并被调到白沙镇中国书店分店担任店员,从事地下工作。这书店实际上是地下党的交通站,它在当时的任务是:1、通过正当营业为地方党筹集活动经费;2、在白沙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站;3、秘密销售革命书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到白沙镇后,陈建新主要负责承担党的交通任务,此外,他还与其他同志组织歌咏队在街上宣传抗日,吸收学生和街道青年参加;出壁报、贴标语,推销《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活动非常突出。

  

  然而,由于白沙中国书店的活动太张扬,严重违反了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受到了中共江津县委的批评,同时也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一名姓张的特务便经常到书店阅读进步书刊,流露出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还向陈建新表示要寻找途径去延安。地下斗争经验不足的陈建新被此人的伪装所蒙骗,不仅吸收他参加歌咏队,还答应为他去延安想办法。实际上,书店的情况已经被特务机关秘密掌握和监视,国民党军警宪兵正等待机会,准备利用书店这个缺口,一举破获中共江津地方党组织。

  

  并不知情的陈建新于1939年8月考取了江安国立剧专,他欣喜若狂,书店决定在27日为他开欢送会。欢送会这天,与书店关系密切的进步青年和读者欢聚一堂,共产党员刘星、朱芳道和预备党员董新等人也参加了聚会。张姓特务以为这次聚会会有重要人物出席,遂报告特务机关,他们立即制订了凌晨逮捕计划。次日凌晨3时,特务包围了书店,逮捕了陈建新以及参加聚会后住在书店的入党积极分子张自新、夏渝白和蒋萍,又在旅馆里搜捕到刘星和董新。天亮后特务放出风声,称在白沙中国书店抓捕了一批汉奸,并将书店贴上了封条。负责此次行动的宪兵头子牛传钦致信白沙区区长傅先楷称:“查白沙镇中国书店出售违禁书刊,破坏抗战,诬陷政府。为巩固国防,保证胜利,极应予以查封。”

  

  陈建新被押解到江津县国民党宪兵营,其他被捕人员因查不出“破绽”后被释放。在陈建新被关押的3天中,特务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叫他交待出自己的组织和上级。但陈建新没有开口,被折磨得几乎昏了过去。于是,特务又改换了一副面孔,牛传钦在第四天提审时对他说:“小伙子,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考上江安剧专多么不容易,这是一所多好的戏剧艺术学校呀!只要你说出了你的组织,我们立即租轿送你到江安上剧专。我可立字为据……”并很快拿出送陈建新到江安上剧专的“承诺书”。面对自己的梦想,陈建新再也经不住诱惑,开口供出了江津被服厂总支及县委主要负责人名单。

  

  当陈建新离开江津、还未赶到江安县时,江津地下党被服厂总支书记岳建和江津县委书记王世焕相继被捕。江津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白沙和江津城关两地的地下党员纷纷被捕,县委和各支部几乎瘫痪。这是江津地下党自1926年成立后遭受的第四次破坏,也是最为惨重的一次,在川渝地方党史上被称为“中国书店事件”。

  

  故事二:

  

  江安国立剧专与江津民众剧社

  

  国立剧专在江安办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戏剧人才。这是一所进步的学校,其秘密地下党组织非常活跃,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由于受这所学校的影响,江安县城群众爱国热潮高涨,引起了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恐惧,他们对此进行了残酷镇压,整个学校和江安县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一些剧专的学生呆不下去了,他们想离开学校,到一个能更好地宣传和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地方去。

  

  那么,去哪儿呢?剧专有个学生叫周德华,江津县李市坝人,是学校的学生领袖,因此上了江安县特务的“黑名单”。他与同样在此读书的江津老乡夏渝北以及陈思、曾强、王杰等几名剧专同学商议后决定前往江津,他们认为江津是重庆“陪都”的近郊县,水陆交通方便,迁来的大中学校较多,便于自己求学和开展抗日救国宣传运动。

  

  于是,周德华等人鼓足勇气,离开江安剧专,乘船后又徒步两天,到了江津。在江津县城稍作休整后,学生们就开始奔忙起来。他们是学戏剧的,因而想在江津成立一个青年戏剧团体,一方面是为宣传抗日救国之需,另一方面则可以实习自己的专业,以及补贴生活费用。学生们立即行动起来。周德华和夏渝北作为江津人,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周的家族势力大,人脉好,这为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提供了便利。他们邀请了流寓到江津的另外几名戏剧爱好者如刘沧浪等加入这个团体,且经周德华的反复劝说,江津银行界涂克应等人还给予了赞助。剧团因此很快活跃起来,大家还给剧团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烽火剧社”,意为让抗日烽火遍地燃烧。

  

  剧社刚成立,江津职中一位叫朱近之的老师暗中找到了周德华。原来这位老师是一名地下党员,他非常关心剧社,在给大家精神鼓励之余,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但鉴于自己的身份,他不能参加剧社的公开活动。而自打认识这位热心的老师后,每当剧社遇到什么困难,周德华总爱向他请教,朱近之则暗中为其出主意。

  

  1942年初,以江安国立剧专学生为主体的烽火剧社开始正式在江津演出了。首场演出是在江津县城的一所学校里,表演剧目为老舍所著的《国家至上》,之后又不断在其他地方上演。同学们尽心尽力的生动表演引起了江津全城轰动。然而,剧社的前几场演出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中共地下党员刁之鲜叛变后当上了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宣传总干事,他得知情况后,气势汹汹来到剧社,威胁学生道:“名叫‘烽火剧社’就是通共——不准搞了。要搞就由我来领导,改名‘民众剧社’,否则全部拉去关进宪兵队……”

  

  同学们这才明白,原来江津与江安一样,都受到了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把持,都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周德华找到朱近之,请他想办法。朱近之告诉大家:“刁之鲜现在很得势,我们不能与他们硬斗,我们可改名,但在暗中要与他作斗争……”于是大家统一了意见,将剧社改名为“民众剧社”。刁之鲜见剧社换了名称,以为学生们被吓到了,就放松了警惕,不再常来剧社。趁此机会,学生们排演了许多关于抗战救国的进步戏剧,并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而只要刁之鲜来到剧社,大家就装着别无他事的样子,使其看不出一丝破绽。这样,又要排演节目,又要提防敌人,虽然非常辛苦,但大家都感到很充实。

  

  除朱近之外,周德华等学生还常常与地下党员张西洛接触交流。张西洛以主办《江津日报》和开办“大公书店”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他同样非常关心民众剧社,并指导其开展工作。如张西洛约剧社人员在报纸上出了一期文艺副刊,其文章全由剧社学生以笔名撰写,以痛斥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为内容,报纸很快在广大读者手中传阅,大家读后无不拍手称快。后来因张西洛身份暴露,党组织安排他离开了江津。学生们在失落的同时纷纷振作起来继续战斗,他们加紧排演了法国名剧《祖国》,宣扬爱国主义,剧中还有大骂特务、叛徒等情节,演出非常成功。因演出的是外国戏剧,刁之鲜并未发现不妥,他甚至有时并不明白剧目的内容,这就有利于学生们积极开展进步活动。

  

  这时,在成都从事地下活动的革命者赵国相因身份暴露而被敌人追捕,他不得不转移到江安,并在国立剧专隐藏起来。但特务尾随他也到了江安,情况十分危急。为此,江安国立剧专的老师肖锡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写了一封信,叫赵国相带着信到江津县找周德华等学生帮忙。赵国相来到江津并找到学生们后,很快与他们融为一体。在隐蔽起来的同时,由于他斗争经验丰富,便常常指挥与教导大家如何跟敌人作斗争。

  

  齐心协力之下,民众剧社在江津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当地城乡妇孺皆知的抗日宣传演出队伍。然而,民众剧社还是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他们认为里面肯定有共产党,于是派出宪兵全副武装天天到剧社的住宿地和排练场巡查,对演员进行监视。国民党县党部还派出官员到剧社召开演职员大会,并通过写自传、“谈心”的方式来严格清查学生的身份和来路。对此,在朱近之、赵国相等同志的策划下,学生们回答得非常巧妙,称自己是江安国立剧专的学生,只是搞戏剧演出的,目的是为了宣传抗日救国等等。查不出蛛丝马迹,国民党特务只好悻悻而去。

  

  然而,敌人并不不甘心,他们又使出黑招:军统局重庆站江津稽查处派出了一名科长,自称是云南师范学院艺术专业的学生,以演员的身份进入民众剧社。他天天都来与大家一起排练,实际上是对剧社进行监督和搜集证据。就这样,民众剧社的一切活动都在特务的监视之下,周德华等人察觉后,立即与几位地下党员同志商议,决定撤离江津。由于国民党军警宪特盯得紧,大家便在暗中进行分期分批撤离。在巧妙的安排下,不到10天时间,民众剧社的十多位成员全部安全撤离江津,他们有的回到江安国立剧专、有的到了泸州,也有的到了重庆。于此,活动了近1年的民众剧社划上了句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当年来江津的江安国立剧专学生大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或护卫者——有的精于专业,成为知名剧作家或者杂志主编;有的则走上抗美援朝战场,乃至成为革命烈士。他们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也激励着后人努力前行。

  

  作者/庞国翔

  

  原文刊载于2012年第5、6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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