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与陈伯钧:烽火岁月战友情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12-13 09:35:36

1939年8月,时任抗大二分校校长的陈伯钧(左一)和聂荣臻(左二)等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合影_meitu_1.jpg

1939年8月,时任抗大二分校校长的陈伯钧(左一)和聂荣臻(左二)等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合影

 

  1931年3月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四处搜捕中共地下党员,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考虑到地下党同志的安危,中共党组织决定将一部分人员撤离上海。12月,在中共特科从事地下工作的聂荣臻等奉命离开上海,到达江西革命根据地。1932年3月12日,红一军团重新组建,下辖红四军和红十五军,聂荣臻被中革军委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虽然此时担任红三军(属红五军团)第七师师长的陈伯钧没有在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但他们在4月中旬的漳州战役中相逢,并因时局变化而有了几次共同的战斗生活,也由此结下一段深厚的情谊。

  

  共同战斗在反“围剿”的战场上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在毛泽东率领下于1932年4月20日一举攻克漳州。次日,毛泽东在漳州主持召开了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而就在此次会议上,聂荣臻与陈伯钧首度相逢,见到四川老乡,两人非常开心。一番寒暄与自我介绍后,他们便用家乡话聊了起来,经过交谈还发现陈伯钧与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竟都是黄埔六期学员,双方感到更加亲切。

  

  会后,两人根据任务安排,各赴使命: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在城内开展工作;陈伯钧等率红七师驻石榴板,并向龙岩方向游击,监视敌人。这期间,陈伯钧还和邓子恢等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研究主力红军离开后地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部署。此时,聂荣臻与陈伯钧虽各在一方,但他们很快又在一起并肩战斗。6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恢复建制,取消了东路军番号。7月初,陈伯钧调任红十五军军长,开始在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第三次“围剿”被粉碎后,蒋介石收买并任命广东军阀陈济棠为赣粤闽湘鄂南路“剿匪”总司令,令粤军入赣“助剿”。1932年6月,为解除粤军对中央苏区的威胁,保障中央苏区的安全,中央军委命令红一、五军团回师赣粤边,痛歼粤军,水口战役由此打响。在这场恶战中,陈伯钧率领红十五军将士,在聂荣臻的指挥下,与五军团和独立第三师、第六师会合作战,向敌人勇猛冲杀。经过几个小时的恶战,敌人终于被全线击溃,逃回了南雄。水口战役结束后,陈伯钧率十五军在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先后参加了乐安、宜黄战役。就这样,陈伯钧与聂荣臻的这段并肩而战的时光,持续了近3个月时间。直到1932年10月,陈伯钧因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被“左”倾临时中央免去第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红十五军又由一军团编回五军团。

  

  1932年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红一、三、五军团协同作战,聂荣臻以一军团政委、陈伯钧以五军团参谋长之职,分别带领部队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上英勇奋战,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取得了黄陂大兵团伏击战和东陂、草台冈战斗的巨大胜利,再次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秋,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集结百万兵力,又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人,并从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妄图消灭红军,消灭红色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坚持实施“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思想,使聂荣臻、陈伯钧(1933年10月调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等广大红军指战员吃尽苦头,陷于完全被动,部队损失惨重。最后,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长征。

  

  在这几次反“围剿”的战场上,聂荣臻与陈伯钧首次相逢后,数度共同战斗,有了一定交往。他们的情缘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停止,在后来的日子里,二人因工作而有了更直接与频繁的联系,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着,且愈加深厚。

  

  相逢遵义

  

  长征途中,1934年12月中旬,陈伯钧率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到达贵州黎平,参与了红五、八军团的合编,调回红五军团任参谋长。而经过一路翻山越岭,奔突劳累,体浸风寒,他在赣西南游击战争时负伤的右腿创伤复发。但他仍以顽强的意志,坚持率领部队,在“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的贵州丛山中行军。到1935年1月2日,陈伯钧的创口疼痛得更加厉害,必须坐担架行军。他感到自己拖累了战士,妨碍了部队行军,不得不选择暂时告别部队,到军委总卫生部治疗。

  

  4日,红军总卫生部长贺诚带领几位医生,专门对陈伯钧的创口进行检查会诊。检查完毕后,贺部长告知陈伯钧,创口被认定是骨膜炎,至于医治的办法,则需补充一些营养品,待体能得到一定恢复,进行开刀手术,再敷上药物,即可愈合。陈伯钧听完后,松了一口气,准备配合治疗。此时的贵州,阴霾多雾,北风刺肤,夜间多雨而路滑,行走困难,因此,受伤的陈伯钧于1月9日由担架抬进了遵义城。

  

  在遵义,总卫生部将陈伯钧安排在卫生学校。后来为方便,又搬到老城南门女子中学附近一大户人家养伤。此时,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因长途行军而使脚受伤化脓,不得不坐着担架行军,正巧也在此处疗伤。聂荣臻见陈伯钧艰难行走的样子,忙问:“伯钧啦,好久又没有见面啰,你的脚怎么伤得这么厉害?”陈伯钧回答:“聂政委,我这是枪伤复发,贺部长说是骨膜炎。”聂荣臻又关切地询问伤情,陈伯钧告之医生说要开刀,问题不大。接着问及聂荣臻的脚伤,聂荣臻答道:“只是有点感染。你要多注意,尽快把伤养好上前线。”

  

  不几天,陈伯钧收到聂荣臻利用午间休息专门送来的一份特别的慰问品——1只腊鸡和8个皮蛋。这本是一军团为聂荣臻配备的营养品,在物质供应十分紧张的长征,这些东西显得特别珍贵。聂荣臻对陈伯钧说:“这点东西不多,可补养一下身体,你还要动手术哦!”陈伯钧连忙回道:“谢谢聂政委的关心!”一股暖意在心间油然而生。

  

  遵义会议结束后,聂荣臻坐担架随中央纵队继续长征。陈伯钧于1月17日在遵义进行外科手术后,19日继续长征,随军委四局行动。他与聂荣臻又暂时分别了。

  

  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陈伯钧参加了一、四、二方面军两年的长征,历经千难万苦,率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胜利抵达将台堡。24日,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代理军团长左权到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看望。于此,在长征胜利会师的时刻,聂荣臻与陈伯钧再一次相逢。

  

  难忘晋察冀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后,为坚决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战略方针,党中央电令聂荣臻留在五台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面对日寇对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聂荣臻带领约3000人开始了在敌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工作,使根据地逐步发展为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4个二级军区,成为“抗日模范根据地”,多名侵华日军高级军官都毙命于晋察冀军民的枪口下。

  

  1938年12月中旬,陈伯钧调任晋察冀抗大二分校校长,创办二分校。在晋察冀创办二分校的1年多时间里,他又得以在聂荣臻等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陈伯钧与聂荣臻又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战斗岁月。

  

  1939年1月23日,陈伯钧率抗大二分校第一梯队行军到山西梁家寨休息时,见此处设有晋察冀军区的通信站,便趁此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通了电话。陈伯钧在电话里讲:“聂司令员,陈伯钧向您报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梁家寨,再有两日行程就到蛟潭庄。希望军区能代为解决二分校第一梯队1000余人的吃住问题。”聂司令员在电话里回答:“我现在正在北方局开会,你提出的分校生活问题,到军区后我们当面磋商。好吗?”“很好!我等候聂司令员的意见。”自将台堡分别两年多时间后又听到聂荣臻熟悉的声音,陈伯钧感到格外亲切。

  

  25日,陈伯钧率队到达河北平山县蛟潭庄镇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时,聂荣臻还在10里外的中共北方局驻地百苍延沟参加边区党的代表大会,传达学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当晚,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孙毅、副参谋长唐延杰代表聂荣臻司令员,热情地招待陈伯钧品尝滹沱河的鲜鱼。在蛟潭庄,与老战友们一起畅谈,陈伯钧欢欣不已。

  

  次日,陈伯钧即前往百苍延沟北方局驻地,找聂荣臻汇报二分校创办事宜。但会议又开了5天,到31日休会的上午,陈伯钧才得以正式向聂荣臻详谈学校创办工作、编制及物质需要。聂荣臻听完陈伯钧的工作汇报后,说:“伯钧同志,你谈的这些,都是办校必需的。因为二分校是白手起家,创业是艰苦的,目前根据地的条件依然艰苦,我看可以分阶段逐步解决。首先是住的问题。因为陈庄镇目前驻有边区很多机关,住房不容易解决,是否可到陈庄西边的牛庄去看一看,那里老百姓住房较多,而且比较集中,我看牛庄比较合适。其他吃饭等问题,军区一定想法解决。”对于聂荣臻的意见,陈伯钧回答道:“聂司令员,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建校初期,只能逐步分段建设。我还想军区出面协调地方政府,动员牛庄群众让出房子。”聂荣臻表示赞同:“这也是军区要考虑的问题。我看唐秘书先陪你去牛庄实地查看,然后最后确定。”“好!就按聂司令员的意见办!”陈伯钧高兴地回答。办校第一件大事——校址,算是有了着落。当天下午,陈伯钧又向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汇报二分校创办工作,并特别谈到分校与总校、与北方局、与军区的关系,最后才从百苍延沟返回蛟潭庄。

  

  2月1日,天空下起了大雪,陈伯钧不顾严寒,率部向90里外的灵寿县牛庄行军。第二天,他从牛庄走到女庄、下石嘴,一路察看,发现这一带民居甚多,地势平坦,比较隐蔽,是一个办校的好地方。最后,陈伯钧决定,校部和二大队、七大队驻牛庄,詹才芳、李中权的一大队大队部设在相邻的女庄。

  

  经过陈伯钧等人的努力,学校终于安顿下来了。15日,聂荣臻和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到牛庄视察二分校。之后,聂荣臻参加了抗大二分校的开学典礼。17日早上,陈伯钧向聂荣臻汇报了学校经费开支、干部问题及今后补充等问题。聂荣臻见他要得急、催得紧,便笑着说:“伯钧啦,你还是那个急性子。你说的这些事,我都记好了,还是我们见面的那一句话,分阶段逐步解决。军区将尽最大努力,处理好这些事情。”听聂司令员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陈伯钧也就放下心来,不再开腔了。早饭后,陈伯钧将聂荣臻一直送到牛庄村外。

  

  4月14日中午,3架日机轰炸了陈庄、东庄、牛庄和女庄,并传来敌人已分兵两路向二分校八大队驻地进攻的消息。鉴于这种情况,陈伯钧与二分校副校长邵式平等研究后,决定转移学校,到牛庄北面的团泊口、丑泥口等一带山沟的小村子里去。陈伯钧将校部及一、二、三大队分散安排在相距50里左右的范围内,继续开展教学活动。

  

  面对日趋严重的敌后形势,23日,陈伯钧接聂荣臻、彭真来电,便与分校政治部主任袁子钦等人一起,匆匆赶往90里外的阜平县易家庄参加会议。次日晚,聂荣臻、彭真等研究了抗大二分校的驻地转移、毕业生分配、招收新生、干部团结和将来分校的性质及物质保障等问题。由于分校是以延安抗大总校七大队和陕北公学为基础组建而成,聂、彭还特别谈到了集体领导问题和干部待遇问题。这次研究分校工作,一直到凌晨1时结束,为此后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天亮后,陈伯钧一行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丑泥口校部。

  

  根据聂荣臻、彭真的指示,分校政治部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同时请《抗敌报》社长邓拓为分校一大队毕业学员作演讲,并决定校部转移到陈庄的七祖院。在校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务委员会上,为适应敌后办学的需要,陈伯钧响亮地提出分校要“加紧八路军化”的口号。按照会议要求,5月1日,校部转移到七祖院。9日,一大队毕业典礼在校部新址举行,一二〇师战斗剧社、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和西北战地文化工作团纷纷赶来演出助兴。

  

  为纪念党的生日,7月3日,抗大二分校在驻地举行了第一次阅兵典礼暨运动大会,聂荣臻、关向应亲临检阅。看到分校经过5个月的学习训练,整齐威严的学员方队从面前经过时,两位首长脸上不时泛起笑容。他们对二分校师生的努力、对陈伯钧等人的工作成绩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8月14日,陈伯钧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通知,到军区司令部驻地和家庄参加参谋会,为迎击日寇对根据地的“扫荡”进行军事准备。9月27至29日,千名日军偷袭陈庄,陈伯钧率分校学员参战。11月7日,神南战斗打响,陈伯钧再率学员参战。面对日伪军对灵寿、曲阳、党城、阜平、陈庄的进攻趋势,20日,陈伯钧在两岭口决定:派出分校二、三大队、特科大队和政治部、训练部的部分干部共约1100多人,分别以“参观团”的名义随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行动,去冀中开展反“扫荡”游击战,在战争中锻炼学员,并扩大部队和武装。陈伯钧的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同意,军区通过电话当即告之陈伯钧,赞成他的意见。

  

  面对日趋严峻的敌情,陈伯钧决定分校3个“参观团”于23日凌晨3时全部出发,直奔冀中平原。经过一段时间的游击战争,广大师生将课堂所学的军政知识,在实际的反“扫荡”战斗中进行了很好的运用并得以提高,学员在战斗中普遍得到了锻炼。

  

  抗大二分校的每次重大活动,聂荣臻都要亲临参加。1940年3月1日-3日,抗大二分校在陈庄七祖院举行分校成立周年纪念大会。在陈伯钧的陪同下,聂荣臻和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提前于2月29日在陈庄先后检查了二大队和特科大队的内务,并与学员一起座谈。当聂荣臻问起是否安心学习、是否满意学校领导时,得到了学员们一致肯定的回答。

  

  参加二分校周年庆典的来宾,还有冀热辽察挺进军司令员肖克、晋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熊伯涛、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成仿吾、抗大二分校原副校长邵式平等。各位首长、来宾参观二分校周年成果展览后,聂荣臻、肖克、郭天民、熊伯涛、舒同、成仿吾相继登台讲话,陈伯钧在最后作了总结发言。庆典期间,还举行了篮球赛、马操表演以及华北联大文工团、晋察冀军区抗敌文工团、二分校文工团、陈庄剧社和特科大队的文艺演出。整个周年庆典,在烽火岁月的太行深处举办得隆重热烈,激奋人心。

  

  3月8日,聂荣臻夫人张瑞华来到陈庄。两位黄埔六期的同窗学友,虽说在晋察冀时有相逢,但都是在军区司令部。张瑞华多次表示要来二分校,均未成行。此次来校,也算了却心愿。而陈伯钧当时正忙于主持学校的生产会议,直到他的报告发言结束才有时间与张瑞华见面谈话。张瑞华到陈庄,仅呆了几个小时后又匆匆返回。陈伯钧将张瑞华此番陈庄之行,看成是为自己送行——因为第二天他就要离开陈庄,奔赴延安了。

  

  又逢平津前线

  

  陈伯钧离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先后在延安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工作,1942年10月调甘肃庆阳385旅工作,直到抗战胜利。而聂荣臻则坚守在晋察冀根据地的领导岗位上,直到1943年8月接党中央通知,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聂荣臻才重新返回晋察冀。由于聂荣臻与陈伯钧两人在不同地区工作,见面的机会非常少。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聂荣臻与陈伯钧作为晋察冀代表团代表,在大会期间终于再次相逢,并一起参与讨论。3月23日,晋察冀代表召开预备会,选举代表团主任、副主任、各组组长,讨论如何审查代表、提出名单和补充代表等问题。会前,陈伯钧与聂荣臻一起谈到红五军团的部分问题,如过去对五军团的改造方针、使用和目前如何恢复五军团等。两人都曾在红五军团工作过——聂荣臻于1931年12月中旬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代表军委到新组编的红五军团帮助工作,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直至1932年1月离开。陈伯钧是1933年1月调任红五军团参谋长,于1935年7月长征到达懋功(今四川小金县)时才离开五军团,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因此,他们对红五军团的情况都比较了解,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聂荣臻按中央指示,组织晋察冀部队的精简整编工作。此时,陈伯钧在军调部担任热河执行小组中央代表。6月,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聂荣臻参加组织晋北战役、大同战役和集宁防御战役。陈伯钧则到了东北前线,指挥部队围攻长春、攻占抚顺、本溪,直到1948年11月24日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在平津前线,陈伯钧才又见到了聂荣臻。

  

  12月14日,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奉命到达平津走廊的采育镇神树村,兵团副司令员陈伯钧协助司令员肖劲光,在旧州、采育、于家务、廊坊一线,执行堵击北平突围之敌的任务。经过6天的调兵遣将,构筑野战工事后,21日下午,陈伯钧接到二十八师电话,称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已到了采育镇。听到这个消息,陈伯钧高兴万分,想不到3年前与聂荣臻在北平军调部一别,今天又能在北平城外相见了!他马上在电话里请聂荣臻来神树兵团司令部住宿,聂荣臻在电话里欣然应允。

  

  当天下午5时左右,聂司令员到达神村十二兵团司令部,随行的还有华北军区司令部一处处长唐凤都(即唐永健,曾任抗大二分校秘书科长),与陈伯钧也是老熟人。聂荣臻在兵团司令部,向肖劲光、陈伯钧等兵团负责人谈了傅作义部队的情况及我军占领平津后各组织机构的调整问题。当晚,肖劲光、陈伯钧还陪聂荣臻一行吃夜宵,大家畅快地喝了一点酒,才各自安寝。第二天起床后,聂司令员和大家谈了一些关于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临走时,他又招呼大家合影,之后才离开神树。

  

  1949年1月20日,傅作义决定接受我方提出的条件。22日起,傅部20多万人陆续开出北平城,到指定地点,接受我军改编,平津战役宣告结束。29日,陈伯钧和肖劲光一起,到通县平津战役指挥部看望聂荣臻。当晚,大家在指挥部四处吃年饭。战争大捷之后又逢新年伊始,聂荣臻见肖劲光、罗瑞卿、陈伯钧、陈光、聂鹤亭等战友齐聚一堂,分外开心,陈伯钧等也同样十分欢悦,彼此推杯换盏,开怀畅饮。

  

  最后的送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聂荣臻先后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代理总参谋长、京津卫戍司令员、北京市军管会主任、北京市市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和国防科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要职,忙于党政军繁重工作。陈伯钧则一直从事军事教育,在南京军事学院和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主持教学工作,少有机会与聂帅见面。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编造谎言,把聂荣臻和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打成所谓的“反党集团”,进行迫害。陈伯钧虽于1965年因病被组织批准免职休息,文革中还是被林彪点名诬陷为“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坏人”。军队老同志被纷纷赶出了北京,聂荣臻到了邯郸,陈伯钧与朱德、李富春等到了广州从化。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总医院逝世,享年64岁。8日下午,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前往医院向陈伯钧遗体作最后的告别。9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陈伯钧同志追悼会”,邓小平、朱德、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领导同志,以及人大常委、中央军委、国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各军种兵种、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等机构、单位赠送了花圈。邓小平、聂荣臻及夫人张瑞华等参加了追悼会,追念昔日的战友。

  

  1987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伯钧日记(1933-1937)》一书,聂荣臻元帅特地为其作序,对这部书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序中写道:“陈伯钧同志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日记手稿,出版付印,确是件好事。这是一位红军老战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和艰难险阻的征途中留下的珍贵史料。”“他留下的珍贵日记,从一个侧面,如实生动地反映了我党我军斗争历史的一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党的这段光辉而又曲折的历史有更感性更深刻的认识。”

  

  作者/王永恒

  

  原文刊载于2012年第5、6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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