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京到上海 爱国者成长为革命马前卒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12-11 09:21:42

  邹容(1885-1905),原名桂文,又名威丹、慰丹、绍陶,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人。1901年负笈日本留学,1903年写出著名的《革命军》。随后,上海《苏报》因推介《革命军》、倡言反满革命引发“苏报案”,邹容入狱,历经长达近1年的审判过程,最终被判处“监禁二年,罚作苦工”。1905年4月30日,临近出狱的邹容庾死狱中,时年20岁。

  

  东渡日本  激情撰写《革命军》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方的惨败,让清末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日本学习西方比中国有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留学日本成为当时中国青年学生的时尚,目的就是借鉴日本人学习西方的经验,进而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学成回国之后拯救多灾多难的祖国。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邹容说服家人,于1901年离开重庆,踏上东去的征途。他先在上海广方言馆停留补习日语,次年九十月间到达日本东京神田区同文书院学习。

  

  邹容一到日本,就被这里如火如荼的爱国救亡气氛所感染,于是,他将自己的原名“邹桂文”改为“邹容”,寓意从此“容颜改变、脱胎换骨”。在日本,邹容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改变中国命运的读书学习中去。据同时期抵日的鲁迅回忆:“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之外,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除修习地理、历史、医学等功课外,邹容广泛阅读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历史,包括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还有美国独立战争史等。

  

  邹容对孟德斯鸠的“有限政府论”和卢梭的“主权在民论”十分欣赏,把他们的学说视为“起死回生、返魄还魂之宝方”,还摘录其精要,对照中国现状进行思考,这成为日后他写作《革命军》的理论指导,也使他意欲“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立志要当“卢梭第二人”。他痛感国人大多尚未醒悟,希望赶写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以唤醒国人,他坚信“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必将到来。这本书就是后来的《革命军》。

  

  此外,邹容还经常和来自广东时敏学堂的黎仲实、陈匡一等人前往位于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参与留学生间的聚会与讨论。在这里,邹容先后结识了冯自由、张继、刘成禺、陈独秀、蒋方震、刘三(刘季平)等人,他们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1903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一,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恳亲会,参加者有1000多人,主要以留学生为主,清公使蔡钧和留学生监督汪大燮等官员也在座。会上,邹容登台演说,历述清朝统治的罪恶历史,呼吁破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把整个会议推向了高潮。年轻的邹容措词尖锐,有理有据,赢得掌声四起,口号如潮。蔡钧则如芒刺在背。这次大会因邹容等人的倡言革命,一个联络乡情的迎新例会变成了宣传革命、声讨清政府专制卖国的大会。

  

  邹容在留日学生界的这次公开演说,是他的思想由爱国转向革命,直接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标志。他不畏高压,坚信革命救国的方向,“凡遇留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讲,犀利悲壮,无与伦比”——只要留学生开会,邹容每每到场,争先演说,言辞激烈,动人心魄。邹容开始以革命者的姿态在留日学生界崭露头角,他的爱国热情也得到了充分的激活与释放。

  

  1903年3月底,邹容与陈独秀、张继、刘三、翁浩、王孝慎等人一起,以清政府所派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生活腐化堕落、败坏国人声誉、有损国格人格为由,闯入姚的寓所,声言要砍掉其脑袋。面对姚的求饶,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以“割发代首”泄恨。他们警告姚文甫:“你赶快回国,别留在这里给留学生丢人,你要不走,我们总会要你的命。”之后,他们把姚的辫子挂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房梁上,以示警戒。

  

  “剪辫风波”在留日学生界影响巨大。蔡钧气急败坏,声称“近来留学生之宗旨变坏,应推邹逆为祸首”,并为此发出照会,要求日本外务省“向同文馆提索邹容”。为避其抓捕,在同学和朋友的劝说下,邹容于1903年4月间乘轮船返回上海。他的行李箱中,已放着那本尚未完成的《革命军》书稿。

  

  邹容在日本留学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的思想开始了重大转变,由此前忧国之心、爱国之情转变为激进的革命思想,极力主张绝不可对清王朝再抱幻想,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它。换言之,如果说邹容最初只是对清政府有抵触情绪的话,那么现在他找到了救国的明确方向,这就是“革命”。

  

  热心革命  行为事涉苏报案

  

  回国后的邹容,进入上海爱国学社学习,与《苏报》结下不解之缘。

  

  1902年底,蔡元培、章炳麟、吴稚晖等人在上海成立爱国学社。随着学社影响力的扩大,一大批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纷纷加入学社。1903年3、4月,章士钊、林力山、邹容、张继等先后加入后,学社更加活跃,有关革命的探讨也日趋激烈。当时,上海苏报馆与爱国学社签订协议,每天由蔡元培、章炳麟、吴稚晖等学社教员轮流撰写文章交给报馆发表,报馆则每月向学社提供一百元资助。“于是互受其利,而苏报遂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之园地”。

  

  以爱国学社和《苏报》为基础,邹容投身于抗法运动和拒俄运动等爱国运动中。每次集会,邹容都踊跃参加。1903年4月27日,上海各界和爱国学社师生近2000人在张园举办拒俄大会,邹容登上讲台“滔滔辩论,旁若无人”,痛陈东三省一亡、其余各省必定接踵而亡的危机,继而号召同胞愤起拒俄,促使人们“纷纷争相捐款,有脱钻石戒指以捐集者”。

  

  在爱国学社,邹容结识了因主张反满、革命而在20世纪初新式知识分子中影响巨大的章炳麟,并与其结拜,尊为义兄。他捧出《革命军》的书稿,请章炳麟赐教。章细看后大为赞叹:“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于是,1903年5月,由章炳麟作序、柳亚子等筹资、大同书局印行,《革命军》在上海问世,并很快风行海内外。

  

  《革命军》共7章2万字,主要论述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必然性和紧迫性。邹容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外反革命势力给中国造成的民族危机,是中国人民不可不革命的根本原因。因此,他在书中直接论证“要革命,不要改良”。他大声呼唤国人行动起来,“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刀,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前赴后继,“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清王朝“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的“外来之恶魔”,建立“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的“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邹容在文末大声呼喊:“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邹容的共和国方案,前承《兴中会宣言》,后启《同盟会纲领》,彻底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回答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革命军》之所以能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的政治进程,除思想内容符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外,最重要和直接的原因是它符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把中国内受满族压制、外受列强驱迫的危险境地公布于众,将中国历史上长期潜伏的种族观用革命的方式表达出来,号召人民奋起斗争。其激进的论调,尤其是中国必须进行革命的鼓动,使得《革命军》很快被清政府列为逆书,予以查禁。

  

  1903年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潮流开始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年代。国内的政治运动与国外的思想潮流互相影响,对当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言,中国下一步的出路,是走改良的道路,还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政府和封建专制制度,成为首先必须作出的政治选择。20世纪初年,以康有为、粱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思想在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但是1903年国内外政治运动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邹容《革命军》的出版,直接推动了整个社会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薄薄的一本《革命军》的问世,如雷霆之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引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实践的展开。

  

  1903年6月9日,《苏报》刊出章士钊所著《读革命军》一文:“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主干,以仇满为用,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并在同日的“新书介绍”栏目加以推荐:“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肩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

  

  6月10日,《苏报》刊登了章炳麟所作《序革命军》,其中值得留意的是章对“革命”的解释:“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已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其后,章炳麟等人创立“光复会”,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1903年5、6月间,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及《苏报》倡言排满呼吁革命的言论,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成为苏报案的前因。

  

  作者/周勇 蔡斐

  

  原文刊载于2012年第5、6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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