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画笔雕刀为武器的四川漫画社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12-10 09: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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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队伍来了》,张漾兮创作于1949年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身居成都的美术工作者们深感抗日救亡责无旁贷。乐以钧、苗勃然、蒋丁引和昔日同学张漾兮、洪毅然等人常聚会在春熙路的一爿小茶馆里,讨论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他们一致认为,作为爱国青年,应该立即行动起来,以美术为武器,宣传抗日救国,唤醒民众,打击敌人,揭露汉奸。为此,他们决定仿效30年代初期上海艺术青年的做法,建立一个组织。

  

  几经磋商, 由张漾兮带头,一个自发的民间抗日美术团体——四川漫画社于同年8月上旬成立。最初的成员有张漾兮、乐以钧、苗勃然等人,随后,谢趣生、梁正宇、蒋丁引、龚敬威、冯桢、江宁、洪毅然、刘素怀、巫怀毅、牟康华等相继参加。他们以笔为武器,举办展览,创办期刊,投入抗日救亡洪流之中。

  

  1938年,四川颇有影响力的报纸《新新新闻》发表了《四川漫画社周年纪念刊》,记录了四川漫画社诞生的意义,有如下表述:“暴露日本法西斯帝军阀一切一切的罪恶,揭穿汉奸们蛇蝎般的心,希望中华民族开遍血液似的自由之花,远东能够长成完美平等之果,全世界播下真实的和平种子。”

  

  首次展览会吸引上万人观看

  

  四川漫画社成立后,于1937 年8 月下旬起在《新民报》和《新新新闻》轮流刊出《四川漫画》专版。这个专版以刊登漫画和木刻为主,其内容均为宣传抗日和揭露大后方醉生梦死等腐败现象,如张漾兮的《没有退后只向前》《如坐针毡》《九国公约的用途》,苗勃然的《原来如此》《侵略者自掘坟墓》《恐怖!!!》,龚敬威的《抗战热水瓶》,梁正宇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谢趣生的《前途渺渺》等。

  

  1938年1月15日,四川漫画社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了“救亡漫画展览会”。这是四川漫画社成立后举办的第一次展览,展出作品约130幅,一部分为漫画,另一部分为木刻和水粉、水彩、素描等绘画作品。

  

  参展作品中,有张漾兮的《中立者!如何中立?》《快马加鞭的险象》《日本的侵华预备军》《和平的捍卫者》《狗娘养的》《我又遇着中国的游击队了》《不连续的连续故事》《即将出动的日本侵华军队》等,乐以钧的《不愿被压迫的人们起来》《打回老家去》《国防生产建设》《黎明》《光明到来了》《前线》等,谢趣生的《伤兵医院之一角》《日蚀》《长期抗战图》《只有抗战才是生路》等,龚敬威的《唇亡齿寒图》《九一八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全民抗战?》等。他们的作品形象地表现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正如观众形容道:“每幅画都是射向敌人的炮弹!”展览持续了三天,观众达万余人,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展览会还将作品标价义卖, 以其收入购布匹若干,捐助入川的难童。著名剧作家熊佛西看了展览后评论道:“在全面抗战的今日,所有艺人应将其技能贡献在抗战的工作上,四川漫画社诸君子,已经尽了他们的职责。” 展览结束后,“救亡漫画展览会”在四川各地流动展出,活跃了当地的抗战气氛,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1939年1月28日,四川漫画社与成都市民众教育馆合作举办“抗战漫画展览会”。在民众教育馆内展览三天,并举行义卖, 所收钱款全部捐助前方,同样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漫画社成员活跃在大后方

  

  四川漫画社的成员积极投入抗敌宣传,除了创作漫画和木刻外,还在成都春熙路、祠堂街等主要街口,自费用铁皮制作巨幅宣传画牌,用油漆作画, 宣传抗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日寇到处无净土》《平型关大捷》《捐献支前线》等,是成都街头最早出现的抗日宣传画。

  

  他们主动与延安的木刻工作者建立了联系,并请成都一家颇有名气的刀剪作坊——“滥招牌”制作了数十把木刻刀,托人带到延安。随后他们也收到了延安鲁艺师生送来的木刻作品。延安木刻作品所显示出来的艺术水平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使他们深受启发。

  

  他们经常给《国难三日刊》《星艺报》等报刊提供漫画、木刻稿件,一律不取稿酬。后来, 乐以钧被《国难三日刊》聘为木刻特约撰稿人,龚敬威受聘主编《华西日报》的《华西漫画》副刊。这两家报纸陆续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木刻和漫画作品。

  

  为更好的联络各地漫画家, 促进宣传工作,川漫画社曾发起成立了“全国漫画作家协会四川分会”。1938年5月31日,《新新新闻》刊载“川漫画社发起漫画四川分会”的消息称:

  

  为动员全川漫画作家,加强漫画力量起见,特发起组织全国漫画作家协会四川分会,该社除已派员黄尧赴重庆征求□万两地漫画家参加,并办理登记会员等事宜,及派社员王大化赴汉口与总会联络,并报告筹备情形外, 并在本市开始征求会员,并闻该社今后计划,在川分会成立后, 即组织各县漫画宣传队,发行漫画刊物,(已定名为反侵略漫画)筹备大规模画展等工作云。

  

  1939年,张漾兮、王朝闻、王大化、秦威、何以、方菁等成立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先后举办过三次抗战木刻展览。

  

  领头人张漾兮的木刻之路

  

  张漾兮(1912-1964),四川成都人,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创始人及首任系主任。抗战时期,曾任《新民报》《新新新闻》《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等报刊杂志的美术编辑及记者。那么,他何时开始木刻创作的呢?

  

  资料显示,张漾兮从1 9 3 8 年开始创作木刻。他在1939年的《时事新刊周年纪念册》中撰文提到:

  

  木刻也是这一年开始学习的。自“七七”抗战后,绘画材料的供应渐感困难,全国绘画界同志,掉换方向,群起制作最经济且各地都能采取得到模板材料又易于大量翻印以供抗战宣传的木刻画,在这趋势下,加以木刊经济环境的要求及社内朋友的督导,我就加入这个新兴艺术的阵营,至今,已有八个月的学习时间,虽没有什么成功,但在为学习而加入本刊的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张漾兮之所以从漫画创作转向木刻创作,其背后原因颇值得探究。

  

  其一,战时大环境影响。抗战时期,印刷设备简陋,木刻是较便捷的宣传方式。加之通俗易懂的特点,使美术工作者纷纷利用这一艺术形式,进行抗战宣传。鲁迅曾说,“当革命时, 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木刻艺术能够“变成大众革命的武器,由于它可以利用手工拓印,便于散布,有利于宣传”。美国进步记者爱泼斯坦在《作为武器的艺术——中国木刻》一文中也写道:“历史上没有一种艺术比中国新兴木刻更接近于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方向,它的伟大处由于它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武器而存在的。”

  

  抗战时期,版画家们力求艺术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 把自己的艺术创作与人民群众的愿望、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把民众的需求、民族的需要视为自己艺术创作的出发点。这使得版画较之其他绘画来说,在当时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最有战斗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文艺。

  

  其二,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在四川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末,鲁迅在上海开始介绍欧洲的进步木刻,他编辑出版的《近代木刻选集》《蕗谷虹儿画选》《比亚兹莱画选》和《新俄画选》等,是中国最早介绍欧洲木刻的画集。他组织举办版画展览,唤起了民众和中国艺术人士对木刻的认识。1931年8月,他以上海进步艺术青年团体“一八艺社”为基础,举办了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期木刻讲习会,这次讲习会大大提高了被视为“雕虫小技”的木刻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此后,从事版画的人慢慢多起来,逐渐打开了中国新兴版画的局面。

  

  其三,同道之友的督导。四川漫画社成员乐以钧、苗勃然, 曾有幸亲聆鲁迅的教诲。30年代初期,他们在上海学习时认识了鲁迅,多次到鲁迅寓所拜访讨教,观看先生收藏的外国版画和各种画册。鲁迅鼓励他们学习木刻,并将一些介绍版画的书籍和资料相赠。

  

  1931年暑期木刻讲习会开办前,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按鲁迅所示,特地到上海艺专通知乐、苗参加讲习会,他们成为受教于鲁迅和内山嘉吉两位先生的十三位学员之一。后来,他们回到成都,任教于四川艺术专科学校,并加入四川漫画社。他们不仅将在上海学习的版画刻印技艺运用于创作中,也将鲁迅精神与新兴版画带到了四川。兴许, 是与他们的朝夕相处,朋友的督导,感染了张漾兮,促使他从漫画创作转向木刻创作。

  

  抗战结束后,张漾兮同几位友人又创办了《自由漫画》,继续创作木刻作品。他们的活动引起统治当局的注意,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掩护下,张漾兮到乡下隐藏起来。1948年,张漾兮转到香港,1949年到北平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应聘杭州国立艺专任教。

  

  作者/张怀玲

  

  原文刊载于2018年11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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