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九中走出的九位院士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11-13 09:34:09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到半年时间,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安徽省境也遭到日寇的践踏。许多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其中包括大批师生。

  

  1938年,教育部在重庆江津德感坝设立了以安徽籍流亡师生为主体的国立安徽第二中学,后改名为国立第九中学。国立九中作为一所难民学校,师生生活极为艰苦。学生每日三餐,两稀一干,霉米蒸出的“八宝饭”,鼠粪、砂石一应俱全。学生用以下饭的是作为猪食的牛皮菜,或几粒胡豆,有时甚至只有一匙食盐。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学校高举“教育救国”的旗帜,在此办学八年之久,培养出一批国家栋梁和中坚力量。“两弹元勋”邓稼先、计算机之母夏培肃、核动力专家赵仁恺等九位院士就是其典型代表。

  

  邓稼先:避难辗转进九中

  

  邓稼先(1924-1986),安徽怀宁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

  

  抗战期间,日军每攻占一个城市,都要强迫市民游行庆祝他们的“胜利”。正在北平崇德中学读高二的邓稼先,因痛恨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在一次集会上当众把日本旗帜撕碎,并扔地上狠狠踩踏。校方害怕特务告密,将此事告诉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并劝其躲避。

  

  为不让邓稼先因逃难而中断学业,邓以蛰想到四弟邓季宣在江津国立九中任校长,因此将儿子托付给四弟。临行前,邓以蛰叮嘱道:“去了要上九中,老四管得严。”同时告诫他:“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邓稼先遵从父命,于1940年春在大姐的陪同下,经上海、越南河内、昆明、成都辗转来到国立九中插班读高三。

  

  那时物资匮乏,邓稼先没有钢笔就用铅笔,没有练习本就把机关办公用过的统计表背面利用起来。他把铅笔削得又细又尖,在练习本上写得整整齐齐。由于长期用笔,手指头磨出了很大很厚的老茧,写字时手指会痛,但他始终如一,笔记仍然细致整齐。

  

  邓稼先特别爱好物理课。当时没有统一的教材,他便找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本,反复对照学习,取长补短。他还找到《萨本栋物理学》《达夫物理学》等大学教材作参考。学校图书馆图书很少,找不到所需的参考书,他就跑到长江对岸的江津县图书馆借阅。一次,邓稼先和同学去县图书馆借书,还受到校方的怀疑,后经调查核实,事情才了结。

  

  在国立九中时,邓稼先还经历了一次险情。他从学校出发乘船赴重庆参加高考,途中遇上日机轰炸,一颗炸弹在离船很近的江面上爆炸,他险些被炸死。这件事让他明白,一个贫穷落后、备受欺凌的国家是没有平安日子可言的,只有国家强大,中华民族才会有安宁之日。

  

  赵仁恺 :果农喜欢下江娃

  

  赵仁恺(1923-2010),江苏南京人。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8年至1942年在国立九中学习,高中毕业后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1956年,原本学习机械专业的他改入核工业,由此开始了与核工业的不解之缘。

  

  中国的核工业从无到有,赵仁恺也从北京调到四川“三线”,一去就是20年。晚年时,他曾回忆在国立九中求学的经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江津是盛产柑桔的地方。深秋,是桔子红了的时节。星期天,国立九中学生三五成群结伴上山。果农们知道这些下江娃儿穷,主动招呼他们吃桔子,只要求把桔子皮堆放一起,钱是不要的。因把大量桔子采摘下来,一时卖不出去,常要雇人专门剥桔子皮,晒干了卖给药材和食品行业做陈皮。有时同学们下课后、晚饭前,三四个人一起走向江边,路上你掏三角,他摸两角,凑足一块钱,到桔子船上,由一人把钱塞给船老板。船老板顺手取下一只竹篓,麻利地数上110个桔子给你。1元100个,是统货,10个是补偿小个的。

  

  他回忆说:“国立九中有六个分校六个伙房,每天早上都要到镇上去采购当天的副食品,当地商铺从来都是心平气和,公平交易。”

  

  赵仁恺还说,抗战时期条件艰苦,但同学们十分友好。他逃难入川到重庆江津时,还和汪耕同坐一个船舱。

  

  汪耕:躺在乱坟岗上思故乡

  

  汪耕,生于1927年,安徽休宁人。1938年至1945年在国立九中上初、高中,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他组织并参加了世界第一台12兆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的研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汪耕是独自跟随逃难大军到江津的,那时他才11岁。他在国立九中初二分校上学时,学校设在云庄祠。此地荒凉阴森,祠堂后是无主乱坟岗,夜晚阴风习习,磷火点点,令人毛骨悚然。在月朗星稀的夜晚,他时常躺在乱坟岗上,看着天空,思念故乡。在寒暑假里,无家可归的他,只好留在学校和同学们一起下棋或者看小说。

  

  多年后,汪耕回忆在国立九中的学习生活:

  

  那时候因为物价飞涨,每天在学校的师生只有一斤粮食。菜是8个人吃一个砂锅,当然不够,吃不饱,喝米汤也感觉好得很。生活虽然艰苦,可学生都很勤奋。校长邓季宣是法国留学回来的,要求很严格,考试不能作弊,座位都是分开坐,一旦发现作弊就被开除。我们的老师很不错,老师吃住都在学校,有才,敬业。特别记得教音乐的许老师,安徽人,拉一手漂亮的二胡,那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他……

  

  江津因为相对偏远,日本人很少来侵扰。但有一次日机前来轰炸,因长江大雾,投了两次炸弹都未投中,反而被击落,真是大快人心,大家纷纷跑到江边沙坝去看……

  

  汪耕在江津德感坝这块土地上读完了初中和高中。

  

  夏培肃:立志报考工科院校

  

  夏培肃(1923-2014),重庆江津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电子计算机专家,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她从两三岁开始接触古典诗词,四岁起上了4年半小学,此后直到考上私立南渝中学(今重庆南开中学)。高中前,她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家学得。母亲为她精心安排课程,挑选老师,遴选课外读物,她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

  

  夏培肃数学天赋好,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把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和三角学完,还做了《欧氏几何》《范氏大代数》中的不少题,其中一些难题连她的老师都做不出来。这大大激发了她对数学的浓厚兴趣。

  

  1937年夏,14岁的夏培肃考上私立南渝中学高中部。1939年,转到国立九中学习。由于理科成绩优异,她立志报考工科院校,以实现工业救国的抱负。

  

  1940年高中毕业后,夏培肃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就在这里她发现了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她最喜欢的课程是交流电路,特别是对电路瞬变过程的分析,她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电机工作过程的分析和测试。

  

  1945年中央大学毕业后,夏培肃经推荐,免试进入交通大学重庆分校电信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这期间,她系统地学习电机方面的全部课程,并一直保持着优异的数学成绩,这为她后来从事计算机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夏培肃参加了我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筹建,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为我国计算技术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任继周:一生的美好回忆

  

  任继周,生于1924年,山东平原人。1938年至1941年在国立九中学习,1948年中央大学毕业。他是我国现代草原科学奠基人之一,草地农业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任继周回忆:

  

  江津是我的第二故乡,德感坝人民是我的亲人,当年我们这些逃难到江津的穷学生,包括我在内对德感坝人民是欠有“债”的。回忆起来,就有两笔账:一是扯过农民的萝卜充饥;二是和同学一块吃过狗肉,打过狗。

  

  在国立九中求学时,尽管条件艰苦,但每位老师工作都非常认真,对学生相当好。有两件事令任继周记忆犹新。当年给他们上国文课的老师,其儿子头天去世,可第二天仍忍住悲痛坚持上课。还有音乐老师瞿安华(我国著名的民乐大师),他既会表演,又会演奏,还组织大家唱抗日歌曲。学校每周都有大合唱,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激发了师生的爱国激情。

  

  任继周说:

  

  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他是个大学者,大气魄的人,演讲非常有风度,这对我们在战争状态下的一代中学生来说是一大福气。那时,学校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都互相关爱,再苦再累也不怕,让我深切感受到了“多难兴邦”的道理。追忆起来,真是回味无穷。

  

  那时学校的学生从不排名次,但发放某社团赠送给流亡学生的助学物品时,因僧多粥少,只能发给班级第一名,任继周因获得赠品才得知自己的名次。在四川南溪中央研究院读研究生的二哥任继愈(原北京图书馆长、著名哲学家)来江津看望他,说:“你是全班级第一,这不是坏事,但这不能说明你学习很好了。学无止境,人生就像长跑,你才刚刚起步,要踏踏实实学习。”

  

  多年后,任继周在为江津二中(原国立九中校址)题词时,写下了“美好的回忆,无限的希望”十个大字。

  

  黄熙龄:记忆中的桐油灯

  

  黄熙龄,生于1927年,湖北钟祥人。1942年进入国立九中学习,194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地基基础工程专家。

  

  当年逃难来江津时,他只有十三四岁,打着赤脚徒步走了几个月。回忆在江津求学的经历,黄熙龄说:

  

  抗战时期,生活异常艰苦,环境条件恶劣,当时国立九中除女中在校本部条件相对好点外,其余各分校都设在农村祠堂里。教室是师生自己动手用竹篱笆盖成的,而且四面透风,晚上学校安排学生们在教室上自习,照的是桐油灯。

  

  黄熙龄讲述当年在桐油灯下读书时的情景:

  

  桐油灯的主要构件是灯盏。所谓灯盏就是指盛桐油(也可以用菜油)的盘,在盘中注入桐油,再把灯草置入桐油中,将灯草的一端拨出灯盏边,用火柴点燃,用着照明自习。为节约起见,当时学校规定:每盏灯最多用两根灯草,三根是不准的,而且一盏灯要供两张桌子四人共用。小小的火焰还有黑烟,可想而知,亮度是十分微弱的。而且一旦起风就很容易把火焰吹灭,屋子立刻变成黑暗。

  

  黄熙龄说,当时桐油灯与马灯外壳相似,但做工粗糙,两边耳朵配有一个铁圈,可以提着走。桐油盛于支在提把下方的掌盘上,油不会溢出。

  

  由于桐油灯含碳量高,每当上完自习回到宿舍时,同学们鼻子周围都会有黑乎乎的一圈碳灰,提灯的同学黑得更严重。黄熙龄每次上完自习回宿舍都是走在最后,桐油灯自然由他提,因此他的鼻子总比其他同学黑,由此还得了个“黑脸大汉”的绰号。

  

  赵鹏大:梦想在九中起航

  

  赵鹏大,生于1931年,辽宁清源人,1945年在国立九中读高一。我国著名地质勘探学家、数学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赵鹏大虽在江津学习生活仅一年,但对这片土地非常热爱。他曾多次说:“我在江津求学的一年,不但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一年,而且还是我人生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

  

  在谈到人生选择时,他说:“国立九中的老师教育对我影响很大。有一天,地理老师在课堂上讲课说,地质学家不但能勘查到地下哪些地方有矿产,还能计算出埋藏在地下的矿量有多少。”

  

  矿藏是看不见的,怎么能找到,还能计算出埋藏量,这在赵鹏大看来是一件神奇的事,一连串的问题浮现在他脑海里,从而激发了报考地质学的想法。于是,高中毕业后,年仅17岁的他不顾祖父和父亲的反对,毫不犹豫地报考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并被录取。

  

  回母校故地寻根,是赵鹏大多年的梦想。2014年暑期,他应邀到成都理工大学讲学,在所带博士生的陪同下,来到江津找到了阔别近70年的母校故地。在与人交谈时,赵鹏大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流下热泪。2015年春,他再次回到国立九中故地,为江津二中师生作了题为《我的人生感悟》的报告,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陈星弼:两次回江津寻根

  

  陈星弼,1931年出生于上海,浙江浦江人。1942年至1943年就读国立九中。中国科学院院士,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半导体与微电子学专家。

  

  6岁时,上海沦陷,陈星弼随父母先迁至余姚,后又至浦江,最后辗转到重庆。为躲避日机轰炸,又举家迁到合川。因生活极为艰苦,他曾想辍学,但父亲坚持要他读书,希望他学到科学技术为国家做实事。

  

  陈星弼学习刻苦,善于思考。因小学基础不好,进国立九中学习后,许多功课都很吃力。在一次课堂上,老师突然对全班同学说:“你们都应该向陈星弼学习。他的习题明显都是自己一人做的。不管做得错或对,都有他特别的做法,而且越做越好。”老师的话,激励他更加努力地学习,并受用一辈子。

  

  陈星弼对国立九中有着很深的感情。2014年暑假的一天,他利用到重庆开学术会的空隙,特意到国立九中校址寻找童年足迹,但遗憾的是未能找到当年的初二分校旧址。

  

  2015年江津二中建校90周年庆典,他再次回到母校故地,以老校友的身份,发表了演讲。演讲完毕后,他马不停蹄地来到德感坝后边的平顶山、长江边等处,回首那段岁月往事。

  

  傅依备:以同等学历考入九中

  

  傅依备,生于1929年,湖南岳阳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放射化学家。

  

  1939年,傅依备正是上学的年纪,却遇日寇入侵。战乱中,渴望读书的他辗转流浪,先后进入南岳难童教养所、衡阳儿童教养院、重庆儿童教养院。

  

  傅依备到重庆儿童教养院后,院方计划把难童们送到当地的利华橡胶厂做工。但在强烈的求知欲望驱动下,傅依备以同等学历考进了国立九中。

  

  当时国立九中学费和食宿全部公费,但是书籍和文具需自己解决,身处异乡的傅依备举目无亲,和沦陷区的父亲又失去联系多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没有书,他就在课堂上拼命用脑记,认真做笔记,课后借别人的书来抄。最困难的是英语,当时他连英文字母都不认识,抄写和听课就更难了。抗战胜利后,国立九中迁到安徽,傅依备转入重庆市立二中。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多次被评为模范生。

  

  1948年中学毕业后,傅依备考入位于重庆的中央工校专科部化工专业。报考时他连报名费和照相的钱都没有,只能把仅有的一床棉絮卖掉才勉强凑足。

  

  中央工校毕业后,傅依备以优异的成绩留苏攻读博士。后来,为服从国家需要,他几易专业,于1963年跨入我国核武器科技事业的行列,从此走上攻坚克难、科学报国的道路。

  

  作者/李定超

  

  原文刊载于2018年10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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