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女将军与她的两任丈夫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11-08 07: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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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甘泗淇、李贞结为革命伴侣

 

  作为新中国惟一一位开国女将军,李贞的威名蜚声中外。她的两任丈夫同样声名赫赫:一位是张启龙,黑龙江首任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另一位是甘泗淇,开国上将,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斗争中的革命伴侣

  

  1908年,李贞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时就被送人当童养媳。1926年,18岁的李贞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到永和镇参加了妇女解放协会,不久担任乡妇女协会委员长。

  

  李贞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得到中共永和区委书记张启龙的指引和关心。张启龙生于1900年,浏阳永和人,毕业于浏阳乙种师范学校,1925年入团,1926年由团转党,是浏阳地方党组织创始人之一。

  

  在妇女协会举办的女子培训班上,张启龙向人们讲解劳苦大众受剥削压迫的原因及道理,还在黑板上写了个“人”字,这是李贞认识的第一个字。李贞的母亲病重无钱医治,张启龙便拿出自己的生活补贴,请妇女协会转交给李家,使李母得到及时救治。李贞深切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也十分感激和敬重这个年轻有为的领导。

  

  1927年3月,经张启龙等介绍,李贞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张启龙与李贞等组建浏东游击队,张启龙任县委宣传部长兼游击队政委,李贞任士兵委员会委员长。他们一起打游击,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5月,张启龙为游击队筹集枪支时,在观音堂附近被团防局抓走。同去的游击队员跑回来报告了情况,省委特派员王首道立即召集游击队商量营救张启龙的对策。他分析,张启龙是敌人通缉的“要犯”,团防局不敢随意处决,一定会押送县城邀功求赏,因此提出拦路劫救的办法。

  

  李贞同意这个方案,补充说要防备敌人“掉包”,建议一边设伏,一边侦察。她主动请缨,化装成小贩潜入观音堂,不出所料,敌人果然在押送中“掉包”,将张启龙转移到别处关押。当晚,在群众的帮助下,李贞找到了张启龙被关押的具体地点,游击队迅速攻入,但不见张启龙的踪影。李贞情急之下,把马刀架在团防局小队长林虎的脖子上,厉声喝道:“张启龙在哪?不说砍你脑壳!”林虎只得供出张启龙关在林家祠堂。原来“掉包”押送被游击队识破后,团防局怕游击队劫狱,迅速转移了张启龙。游击队直扑林家祠堂,救出了张启龙。事后,王首道称赞李贞立了头功,张启龙紧紧握住她的手,眼里饱含感激。

  

  反动派的“清乡会”“挨户团”,对张启龙的亲属也不放过,在杀害了其父张德钊和叔父、堂弟后,1930年又将其结发妻子黄光菊和女儿迫害致死。为安抚张启龙,李贞从生活上给予他诸多关心和照顾,为他送去热饭热菜,帮他洗衣服,还特意做了布鞋放在他的枕头下。渐渐地,双方由战友情升华为爱慕之情。1932年经组织批准,张启龙和李贞结为革命伴侣。

  

  “肃反”中被迫离婚

  

  1933年夏,“肃反”风潮刮到湘赣苏区。主持肃反工作的省总工会委员长刘士杰(后叛变被处决)大搞肃反扩大化,把一批苏区干部打成了“AB团”分子。对此,中共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省委常委兼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张启龙等坚决反对,在省委会议上,张启龙对刘士杰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博古等人听信刘士杰的一面之词,指责湘赣省委对“反革命”容忍,是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即宣布改组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王首道被调走,张启龙被解职,刘士杰任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继续搞肃反扩大化。

  

  同年秋,刘士杰在报上点名称张启龙等是“反革命”,接着命保卫局将其关押起来。李贞对此难以相信,她前去牢房探望,当面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张启龙只说了一句:“情况可能会更坏,你要有思想准备。”

  

  果然,刘士杰等诬陷张启龙是“认识错误最差的一个”,将其开除党籍,并准备以“反革命”罪执行枪决。后在任弼时、王震等干预下,张启龙才得以保全性命,但还是被保卫局判处1年零2个月徒刑。

  

  其间,刘士杰找李贞谈话,要求她“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在生活上也不能含糊”,要么与张启龙脱离夫妻关系,要么取消党籍,离开革命队伍。李贞拒绝与张启龙离婚,说:“张启龙犯了‘严重右倾错误’,还可以改正呀,我不能背叛我的入党介绍人!”

  

  张启龙也拒绝离婚,但刘士杰威逼说:“你是个反革命,难道你还想李贞当‘反属’么?”这话深深刺痛了张启龙的心,为了不连累李贞,他违心写了离婚申明书,并附给李贞一封信,求她尽快在离婚书上签字。信中表示:“各人做事各人担,别为囚犯受牵连。生死攸关无所谓,一刀两断保平安。”李贞忍不住放声大哭,被迫在离婚书上签字,一对革命伴侣就这样被拆散。

  

  剪不断的情缘

  

  张启龙和李贞虽被迫解除婚姻关系,但战友与亲人情谊却保持数十载。

  

  张启龙尽管在“肃反”中受到不公正处理,但从未动摇对党的信仰。“刑期”在身的他随红六军团西征,被罚去当挑夫。胃病发作,疼得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他咬牙默默忍受;双脚磨破了,他就赤着脚拄着棍子行走。在艰难的征途上,李贞给予张启龙力所能及的照顾和帮助,使他平安到达黔东地区。

  

  根据张启龙的表现,湘鄂川黔边区恢复了他的工作,任命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总务处处长、革命委员会秘书长。1935年10月,他担任红六军团供给部部长,但党籍没有恢复。

  

  到达延安不久,红二方面军党委经报请中央同意,恢复了张启龙的党籍。1937年洛川会议后,毛泽东批准把他调到延安工作。1938年农历除夕,张启龙、王首道等受毛泽东邀请前去做客。毛泽东亲切地问起张启龙的情况,恳切地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忘了把张启龙等同志的问题讲一下。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我替你们平反了!”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特别称赞他是“受打击仍走完了长征”的人。

  

  李贞和甘泗淇结婚后,张启龙和李贞曾偶遇,他不但没有抱怨李贞,反而拱手真诚地向她表示祝贺。

  

  后来在北京居住期间,张启龙与李贞不仅像老战友,更像亲人一样来往。张启龙觉得她家过于“寒酸”,指着客厅的沙发、藤椅、书柜和办公桌风趣地说:“这些四条腿的东西,像战场上的伤兵一样,都已经‘缺胳膊少腿’了,还缠着‘绷带’呢!我们去反映,请组织上派人给你更换新的。”李贞笑道:“这些你就别操心了,能将就就行。”张启龙知道李贞在生活方面很“小气”,说服她不容易,只好作罢。

  

  1987年6月3日,张启龙逝世。李贞佩带黑纱,参加追悼会,向她敬仰的战友、亲人表达沉痛哀悼。

  

  转战中结为红军夫妻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时任红六军团组织部长的李贞被调任省军区组织部长。

  

  一天,李贞从乡村发动群众回来,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叫住了她,几句寒暄后,陈琮英试探着问:“你想不想再找一个人?”李贞心直口快:“我不想因结婚耽误了工作,再说我跟张启龙离婚不久。”

  

  陈琮英明白她的心情,劝她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眼下环境比较安定,再找个人,相互也有照应。见李贞低头不语,陈琮英干脆挑明:“弼时很关心你的事,他提了一个人,你认识的,甘泗淇。”

  

  甘泗淇是湖南宁乡人,1904年出生,原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他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1931年到湘赣苏区,担任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长。对甘泗淇,李贞很是熟悉,认为他是一位心胸开阔、平易近人、博学多才的战将。至于和他结婚,李贞却摇摇头说:“人家是到苏联留过学的,我却是个童养媳出身的人,没文化,不般配。”

  

  陈琮英说:“怎么不般配?他文化高,你文化低,正好可以帮助你学习嘛!你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实话告诉你吧,甘主任对你的印象相当好啊!说你泼辣能干,作风扎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听到甘泗淇如此评价自己,李贞的脸不由自主地泛红起来,羞涩地低下了头。

  

  1935年元旦,由任弼时主婚,李贞和甘泗淇在湖南省永顺县塔卧村一间民居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贺龙到场祝贺,风趣地说:“今天,甘泗淇和李贞结婚,完全是新式的,没有封建色彩。一不拜天地,二不拜祖宗,就是一心一意干革命,他们是很好的一对革命夫妇。”

  

  长征中的“两个模范干部”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湘西桑植出发,开始长征。李贞复任红六军团组织部长。长征路上,李贞怀孕了。她既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又要做党团和干部工作,收容伤病员,每天都要统计伤亡数字,晚上宿营,还要给小红军缝补衣服。加之长途跋涉,战斗频繁,李贞的肚子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虚弱。

  

  在翻越玉龙雪山前,红6师政委廖汉生送给李贞一件皮筒子御寒。李贞把皮筒子改成两件坎肩,一件自己用,一件给丈夫。而甘泗淇却把坎肩送给一个体弱有病的战士。李贞用坎肩护着前胸后背,在甘泗淇的照应下,拽着重伤员骑的马匹尾巴,一步一喘地爬过玉龙雪山。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甘泗淇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主任),李贞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7月中旬,红二方面军进入茫茫草地。甘泗淇除了参与方面军的决策,还要指挥作战,做部队的政治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李贞。李贞随部队终日在泥潭沼泽中跋涉,过度劳累,加之营养不良,怀孕7个月就早产了。李贞带着初生婴儿和大家一样以树皮、草根甚至皮带充饥。母亲没有营养,孩子自然无法获得奶水,还没走出草地便夭折了,李贞也因此导致终生不育。

  

  孩子夭折,产后虚脱,疾患侵袭,重重打击之下,李贞病倒了。她浑身忽冷忽热,疲弱无力,连马也不能骑了,战友们就临时做了副担架抬着她。甘泗淇很感动,坚持自己抬一头,尽量减少别人的负担。李贞只要病情稍稍缓解,说什么也不肯坐担架,甘泗淇就扶着她或背着她走。就这样,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终于抵达陕北。

  

  贺龙在一次总结会上,称赞甘泗淇、李贞夫妇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一对“夫妻将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甘泗淇任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李贞任120师直属政治处主任兼教导团组织科科长。夫妇俩并肩东渡黄河,随贺龙奔赴山西抗日前线。

  

  甘泗淇在师部开办教导团,各旅、团及支队开办教学营,有计划有步骤地培训骨干,使不少新参军的工农战士和青年学生迅速成长起来,为部队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保证。八路军妇女干部学校在延安创办后,李贞服从组织安排,从前线回到后方,担任妇女学校校长,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组织部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甘泗淇、李贞夫妇一起转战华北、西北各地,参加了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等重大战役,建立了卓著功勋。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甘泗淇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征战大西北。11月,第二次攻打榆林不克,部队进行整训。时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甘泗淇,在前委及彭德怀的支持下,迅速在全军各纵队推广“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经验,掀起群众性的政治整军热潮,有效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1948年春,西北野战军在瓦子街战役中,一举歼灭胡宗南部队近3万人。3月,毛泽东发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将“诉苦”“三查”命名为“新式整军运动”,并要求在全军推广。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点名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贞任政治部秘书长。甘泗淇、李贞又一同奔赴前线,协助彭德怀指挥志愿军作战。

  

  在血火交融的战场上,李贞出色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1950年11月,李贞与鲁迅夫人许广平率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报告会上,她以在朝鲜前线的亲身经历,向苏联妇女介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女战士的英勇事迹。从朝鲜回国后,甘泗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贞先后任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甘泗淇被授予上将军衔,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这是千余名开国将帅中惟一一对“夫妻将军”。毛泽东亲自给李贞授勋,与她亲切握手表示祝贺。周恩来给李贞授衔时说:“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李贞最大的憾事是没有孩子,她曾坦诚地对甘泗淇说:“老甘,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再娶个妻子吧,好给你生个孩子呀!”甘泗淇爽快地回答:“我要的是爱人,不是孩子!”

  

  他们虽然没有亲生子女,但先后抚养了20多名烈士遗孤和有困难的干部子女,并视如己出。甘泗淇常对人说:“我们革命者,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为了革命后继有人。”

  

  1964年2月5日,甘泗淇因积劳成疾,心脏病猝发,病逝在工作岗位上,终年60岁。

  

  1990年3月11日,李贞也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人们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这位开国女将军,除了4枚勋章外,其他遗物堪称“寒酸”:4把用了15年的旧藤椅,一个用了40年的行军箱,一台用了14年的“雪花”牌单门冰箱,还留下11000元存款、2500元国库券和两根金条。

  

  李贞这样安排她的遗物:两根金条,一根捐给自己的家乡浏阳县,一根捐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一部分上交党费。

  

  作者/梅兴无

  

  原文刊载于2018年10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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