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陈云和李先念应对20世纪60年代前后严重的粮食危机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10-17 16: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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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全国大面积受灾,其中以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最为严重,占耕地面积的60%以上

 

  作为中共第一、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陈云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李先念,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奠基人和领导者,他们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今天,我们回顾、思考陈云和李先念正确应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严重的粮食危机这段史实,对于缅怀他们的历史功绩,学习他们应对经济工作严重危机时表现出来的高度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处理过程中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提高我们在新形势下应对突发事件的自觉性与应对能力和水平,都是很有意义的。

  

  深入调查研究  了解真实情况

  

  ——为解决危机掌握第一手资料

  

  1958年以后,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日趋严重,到1959年下半年暴露得更加明显。庐山会议后在全党错误开展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推动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和政策的继续发展。

  

  同时,从1959年起,全国大面积农田连续几年遭受自然灾害,致使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从1959年到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实际为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人均占有粮食为433斤,比1957年减少170斤。其中,1960年粮食产量仅2870亿斤,然而粮食产量指标仍定为6000亿斤。这使党中央原来确定的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受到破坏,带来了粮食的高征购。1959年到1961年三年的粮食平均征购数占了粮食总产量的34.4%。

  

  大量征购过头粮,不仅是农民的部分口粮,甚至来年的种子和饲料粮也被征购。1960和1961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1斤,重灾区只有几两。

  

  因此,自1960年初,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告急,不仅国家粮食征购指标无法完成,国家粮食库存下降,就连城市和工矿所需口粮也难以正常供应。人们不得不靠挖野菜、捋树叶、刨观音土充饥,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仅1960年全国总人口就比上年减少了1000万。

  

  面对严重的粮食灾荒,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忧心忡忡。其实,早在1959年4月,陈云就提出:“粮食要省吃俭用”,“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改善生活,吃还是第一位”。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尽管如此,出于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陈云还是不断地提醒大家,要十分注意粮食问题:“过去我说过,粮食周转库存降到三百六十亿斤,就要发警报。”“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要进口一些粮食。一方面地方不要靠中央,一方面中央手里还要抓一点粮食。”

  

  1960年夏,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刚一结束,为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陈云先后深入到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实地调查。在河南时,正值信阳事件(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编者注)暴露,陈云成为中央最高决策层中最早具体了解这一事件的人。在安徽合肥、芜湖考察时,他还派随行的国家计委干部王耕今和秘书周太和到阜阳农村了解灾情。

  

  长达3个月深入实地的考察,加上多年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使陈云对当时人民生活困难的严重性有着比其他人更为强烈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他由此进一步思考如何解决当时的粮食危机、如何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的意见。

  

  与此同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贸办主任的李先念,正负责综合管理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和指导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他不仅通过全国各地粮食部门上报的材料,密切注视全国各地粮食情况,也亲自深入到农村基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为制定决策提供依据。

  

  1960年6、7月,李先念来到“大跃进”中搞浮夸风厉害、危害严重的河南一些地区调查。信阳光山县是重灾区,饿死人也比较多。许多农民口粮、牲口饲料粮都被征购,他们只好捋树叶、扒榆树皮充饥。农民骨瘦如柴,而干部竟然宣称粮食亩产高达万斤。李先念严肃地批评了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不讲真实情况的错误。同年秋,李先念又到家乡湖北省红安县调查研究。他强调要听农民反映实事说实话,鼓励大家同甘共苦,共渡灾荒。

  

  了解到全国粮食严重危机的基本状况和严重危害后,李先念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并提出解决方法。他在1月13日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部分省区在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中约10%-20%缺粮。在4月16日的报告中指出:至4月5日,粮食入库高潮已过,但全国粮食库存517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13亿斤,而销售却比去年同期增加。报告认为:“过去国家主要是管理粮食的购销,负责城市人民和农村一部分缺粮人民的粮食供应;现在已经发展到,国家必须把六亿几千万人民的粮食消费都要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来,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吃粮够不够吃、吃饱吃不饱,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报告中关于粮食管理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和粮食购销任务艰巨性的说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不久,毛泽东约李先念面谈,李先念实事求是地报告了各地的灾荒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通过谈话,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经过深入调查,陈云、李先念不仅深切了解了粮食危机的的严重性,并通过上报引起了毛泽东、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同时,通过调查研究,为寻找到应对粮食危机的正确方法打下了基础。

  

  采取非常手段  协商粮食调运

  

  ——及时启动应急措施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在粮食生产上差异较大,且南北地区粮食收获季节不同。因此,从产粮区向非产粮区、从丰产省到缺粮省调运粮食,是缓解粮食危机有效的应急措施。

  

  陈云深刻认识到粮食调运的严重性和紧迫性。1961年1月,他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安然度过3、4、5这几个青黄不接的紧张月份。为此,各省区要从全局出发,粮食调动先抽东补西,后抽西补东。南方瓜菜成熟后,农村情况会走向好的方面。在6月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再次强调各省调粮问题时指出,夏收后,各省要多收购一点,因为中央要往东北调粮。现在各省都要求少收购,这不行。东北瓜菜少,调不去粮食,灾区要死人。而且,还要考虑发生意外情况,如运输进口粮的轮船脱期,铁路被洪水冲断,库存被挖空等。因此,南方各省要克服困难,先借出一部分,等秋收后再还。把产量包死肯定对发挥农民积极性有好处,但超产了,口粮还是要比往年少。要向下面讲明,我们的方针是使丰产区多吃一点,但要逐步增加,不可能一下子吃得太好。只有这样才能照顾到受灾严重的地区,缓解饥荒,减少人口死亡。

  

  从1960年初开始,粮食缺口日趋扩大,食油、棉花也十分紧缺,特别是粮食调运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调出和调入。京、津、沪、辽等省市的粮食库存很薄弱,急需调粮补充。为保证完成粮食紧急调运任务,1960年2月18日,李先念在报送中共中央并毛泽东的《关于立即开展突击调运粮油棉运动并成立调运指挥部的报告》中,指出了调运粮食的紧迫性,提出解决粮食调运困难的五条措施,建议成立中央粮棉油调运指挥部。21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报告》称:同意李先念的报告。各省市自治区凡是有粮食调出任务的,应紧急动员起来,掀起一个调运粮食的突击运动,坚决保证完成当前的粮食调运任务。同时,批准成立中央粮棉油调运指挥部,由李先念负责。

  

  为解决粮食调运的工具问题,李先念不得不几次向军队求援。1960年3月8日,他亲笔致信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向他求助说:现在沪、京、津有发生大米严重脱销的可能性,军队必须帮助我们800到1000辆汽车,运输粮食,并带司机,否则问题难以解决。后来,为了解决华东粮食危机,他又急电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请求解决运输工具及人员。

  

  由于各地粮食供应不断告急,时销时断,有些粮店已没有存粮,情况万分火急。在这种情况下,李先念不得不让粮食部同铁道部协商,把原定调往某地区的粮食在运输途中转向,限时调往粮食脱销地区。如:1961年中央决定调给粮荒严重的河南3亿斤粮食,但由于辽宁粮食供应紧张,急需调入3亿斤,李先念便找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商量决定,从给河南的3亿斤粮食中,挤出2亿斤给辽宁。同时,李先念从中国南北地区粮食收获季节不同的实际出发,在调运粮食方面采取了“早济晚”和“晚济早”的办法,即把南方夏季收获的小麦、早稻等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把东北秋天收获的粮食运往关内缺粮地区,以便渡过春荒。

  

  在李先念等人的统筹和指挥下,通过粮食调运,基本保证了京、津、沪等地区的粮食供应,对维持这些大城市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暂时缓解了全国各地的粮荒。

  

  统筹进口粮食  快卸快装快运

  

  ——必要措施缓解燃眉之急

  

  当时,解决广大农村的饥荒也成为燃眉之急。在对全国各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云、李先念于1960年11月提出进口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以遏制遍及全国的饥荒。

  

  1960年11月上旬,陈云经过3个月考察后,提出要统筹进口粮食的建议。对于进口粮食的理由和重要性,1961年5月30日,陈云在外贸专业会议上有一个比较完全的说明,他说:“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

  

  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等写信,同意陈云向粮食部提出进口粮食的意见,正式建议进口粮食。他说:“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拿到这批刀口上的粮食,对争取国内粮食局势的基本稳定,渡过灾荒大有好处。”最后提出:“如果同意,要立即着手办理进口;太迟了,运输来不及,就不能及时起到作用。”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都在信上批示同意进口粮食。周恩来阅信后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月12日批示:“完全同意。能进口20亿斤,更好。”

  

  进口多少粮食较为合适?经过反复研究,陈云、李先念和周恩来共同商议,由开始的50万吨(10亿斤)提升到150万吨(30亿斤)。不久,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如能进口400万吨(80亿斤)粮食,那么我们今年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了。最后,经李先念、叶季壮(外贸部部长)反复研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外汇有保证的条件下,决定进口400万吨粮食。

  

  决定进口粮食后,陈云、李先念还非常关心进口粮食的卸装运输问题。由于进口粮食数量大,装卸运输任务重,时间紧迫,缺乏经验,困难很大。按照进口计划,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订购的第一批小麦于1961年2月份就要到达中国天津港。1月27日,李先念召集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进行专门研究。他说:“粮食运到了港口,如果运不到急需的地方,发生粮食脱销,那就成为政治问题。”“粮食体大、笨重,不及时运出码头,就会堵塞,造成整个码头的瘫痪,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开个动员会,把力量组织起来,一定要做到进口粮食一到港口,就快卸、快装、快转运。”会议提出成立中央进口粮食接运工作组,由李先念任组长,办公地点设在财贸办公室。会后,立即派粮食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负责人,分别率领工作组赴大连、天津、上海等7个主要港口。行前李先念叮嘱他们,要定期召开港口接运粮食经验交流会,不断改进粮食的装卸和转运工作。

  

  而陈云则亲自到天津新港码头考察进口粮食卸船装车情况以及河北省对粮食的安排。他致信周恩来:“新港码头去看了一下,估计外国轮船可能不同意我们用铁‘抓斗’,因为容易碰坏船。”“河北省和天津市都用了很大力量在对付港口工作,要求粮食来后早卸。”把船上的散装粮食卸到火车厢里,开始是用铁抓斗,但撒漏多,造成粮食浪费,后来研制出真空吸粮机,把粮食从轮船中吸出来,解决了卸装粮食过程中遇到的这一难题。后来,陈云说:“进口粮食最初在天津开始卸船装车有漏的情况,现在就有改进,我曾亲自看过。”

  

  由于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进口粮食43亿斤,首先调运给京、津、沪、辽和重灾区,避免了粮食脱销危险。从1961年到1965年,共进口粮食547亿斤,年均进口为109.4亿斤;出口粮食127亿斤,年平均出口25.4亿斤。进出口相抵,净进口粮食420亿斤,年平均净进口84亿斤。这对于解决当时全国人民吃饭问题,保证市场稳定,休养生息,恢复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减少城镇人口  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有效措施适时跟上

  

  当时进口的粮食,绝大部分用于供应全国1.3亿城市居民。与此同时,全国统筹安排粮食消费标准,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确保城乡居民的基本口粮供应。然而,仅靠进口粮食、压低城乡居民口粮标准,仍然不能保障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陈云和李先念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认为必须减少城镇人口。

  

  其实,早在1959年4月,为了解决市场紧张、经济失衡的问题,陈云就曾提出:对1958年多招收的1000多万工人,必须认真地加以精减,安置到农村去,以便压缩现有的购买力。可是,庐山会议后又继续“大跃进”,工业和城市人口不减反增,工农业之间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显。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减少城市人口问题再次摆到了最高决策层面前。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2月,陈云多次指出,减少城镇人口是克服粮食和市场紧张的好办法。他提议把1000万到1200万城市职工下放到农村。减少城市人口,是调整国民经济、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一条关键性措施,然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处理起来却是十分棘手的事情。

  

  这时,毛泽东等都先后强调,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于是,减少城市人口成为1961年5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5月31日,陈云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为什么必须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理由。他首先针对连续几年自然灾害、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国家掌握的粮食将比上一年更加紧张的严峻形势,指出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非采取不可”的办法。其次,从历史经验论证了压缩城市人口的必要性。第三,将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困难同城市人口过多造成的困难进行比较,两难相权取其轻,认定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子。第四,对影响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两种错误认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耐心的说服。

  

  李先念和陈云想到了一处,两人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李先念发现:1961年到1962年全国粮食收支盘子亏空150亿斤左右,即使进口粮食100亿斤,还有50亿斤缺口有待解决。到河北省石家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后,李先念认为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是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所决定的粮食征购880亿斤不减,地方上调粮食120亿斤到130亿斤任务不变,城市人口维持现状;第二是粮食征购任务减少到840亿斤左右,地方上调任务减少到100亿斤,“减少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反复考虑,还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把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采用第二个方案可能好一些”。为此,李先念提出,为减轻国家对城镇粮食供应的负担,增加农村劳动力,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改善城乡关系,必须减少城镇人口。“这样做,工业的发展速度暂时会慢一些,但从长期看,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是有利的。把农业搞上去,有了粮食,有了原料,工业就比较容易上去。只要农业这着棋走活了,全局皆活”。

  

  经过陈云和李先念的努力,党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第二方案的建议,决定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经中共中央批准下达执行。《办法》要求:1961年至1962年,“城镇粮食销量争取压缩到480亿至490亿斤,比上年减少30亿至40亿斤。”随后,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就精减的对象、被精减人员的待遇、回乡后的安置工作等作出具体规定。

  

  1963年,国务院《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指出了当年这项举措的巨大实效:“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是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过去两年中,在这方面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0年底,全国由国家支付工资的职工人数共有5043.8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共有13073万人。1961年和1962年,共减少职工180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200万人。

  

  在减少城镇人口的同时,为改善农民生活,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即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此前,由于粮食收购价格偏低,以出售商品粮为主的地区,农民的收入比较少。加上3年“大跃进”中积累率偏高,连续两年自然灾害,农业歉收,农民收入就更加少了。

  

  1960年底至1961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党中央指定以陈云为首成立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提高粮食价格问题。陈云召集国家计委、国务院财贸办、商业部、粮食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门有关负责人,讨论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收购价的必要性、幅度、时机和步骤以及销售价暂时不提高等问题,还研究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后对国家积累、城市人民生活、城乡收入分配、市场购买力和商品之间平衡所产生的影响。

  

  1961年1月,粮价问题小组向毛泽东、党中央报送《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问题的报告》。几天后,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这个报告,决定从当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0%。同时,1961年已经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加价奖励全国平均5%,照旧执行,这样,粮食收购价共计提高25%(销价暂不提高);并且在近两年内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提高肉、禽、蛋、食油、棉等产品的价格。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农民手里松动一些,对鼓舞农民生产积极性,支持农业恢复与发展,增加农产品产量和供应量,产生了积极影响。

  

  突击调运粮食、从国外进口粮食、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是1960年代初期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所采取的重要措施,这些措施的出台与组织实施,对缓解粮食紧张局面发挥了重大作用。陈云和李先念是这些措施出台的主要谋划者,也是将这些措施付诸实施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相互配合,携手并肩,以对党和人民的高度事业心、责任感,高超的工作方法与领导艺术,为解决粮食危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作者/李红喜

  

  原文刊载于2012年4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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