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同胞康大川与日本战俘的反战运动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10-17 15:51:40

  生于日本占据时代的台湾苗栗人康大川,一直怀着台湾必将回归中国的信念。他自日本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后,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战争,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三组组员,协助“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开展反战运动;继而又任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贵州镇远和平村)主任管理员,协助日本战俘开展反战运动。康大川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台湾同胞没有缺席”。

  

  台湾—日本—祖国大陆的人生历程

  

  康大川(1915-2004),本名康天顺,台湾苗栗人。他在《康大川回忆录》中自述了从台湾到日本,又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只身回到祖国大陆的几次重要人生历程:

  

  我出生于台湾,中学高年级(日本的中学为五年制)转到日本东京上学。我自幼受家庭教育和乡人尤其是小学台湾人老师的影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恨之入骨,怀着有朝一日,台湾必将回归祖国中国的欲望和信念……一九三八年三月我大学毕业,得到大陆同学的协助,一起从日本直接奔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战争。

  

  康大川提到的家庭教育、学校老师以及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是促成他奔赴祖国大陆参加抗战的重要因素。

  

  家庭的影响。康大川出生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小时候在日本殖民当局开展“全盘国语”即日语化教育的“公学校”上学。康大川的父母怕孩子们受殖民教育后忘了本民族的文化,特地让康大川在放学后再去私塾学中文。他们还经常给康大川讲家史,讲先辈们从福建到台湾的经历。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了康大川的记忆中。

  

  老师的影响。在一篇康大川的口述文章中,记录了一件让他“终身难忘”的事:上三年级时,康大川的一位台湾籍同学竟用日语骂一名同学“清国奴”,这是当时日本人骂台湾人最恶毒的语言。康大川的老师听到后,流着泪和同学们说,用日本人的语言骂自己的同胞,正是“皇民化”教育要达到的目的……听了这位陈老师的话,不少同学都哭了,包括康大川在内,大家都被深深震撼了。更让康大川刻骨铭心的是,这位陈姓老师后来因为“意识”问题被关进了监狱,听说他出狱后就离开台湾到大陆去了。

  

  日本留学期间的经历。康大川中学时转到东京上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深深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文化侵略、压迫和歧视无处不在。康大川认定,“唯一的出路只有奔回大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康大川更坚定了回祖国参加抗战的决心。

  

  1938年3月,等不及的康大川还没拿到毕业证书,就在举行毕业典礼那一天,甩掉日本军警盯梢,从横滨搭上开往上海的加拿大轮船,回到祖国大陆,并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37军第60师政治工作队,开赴赣北、湘北等地抗日前线。

 

1941年反战同盟总部被解散时的临别合影(后排左四为康大川,前排左三为鹿地亘)_meitu_2.jpg

1941年反战同盟总部被解散时的临别合影(后排左四为康大川,前排左三为鹿地亘)

 

  派驻“在华日本人民政府反战革命同盟会”重庆总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制定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其一便是“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国民政府也提出了优待俘虏的政策。在国共两党这样的俘虏政策背景下,日本旅华反战作家鹿地亘进一步提出,改变将俘虏隔离于收容所中的消极性政策,将他们动员起来反对侵略战争。

  

  1939年,鹿地亘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下简称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桂林行营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等人支持,在桂林临时俘虏收容所发起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以下简称反战同盟)西南支部。1940年,在郭沫若以及国民党将领陈诚、张治中等人的支持下,鹿地亘又在重庆成立了反战同盟总部。反战同盟总部在行政上先由第三厅负责指导。1940年9月,国民党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撤销了第三厅,经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新任部长张治中等人斡旋,政治部部属宣传厅第三厅的一批中共党员及进步文化人另外组建了学术研究性团体——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委员。从1940年10月1日成立至1945年4月1日被强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一直负责指导反战同盟的活动。文化工作委员会设有驻反战同盟总部的联络室。

  

  1940年底,经郭沫若、冯乃超、廖体仁等人介绍,康大川从六十师调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参加第三组的敌情研究和对敌宣传工作,并与廖体仁一起被派驻反战同盟总部联络室作为常驻联络员。最初由廖体仁负责,康大川副之。皖南事变后,廖体仁调到延安工作,改由朱喆接任,康大川进行协助。朱喆调重庆城内主持敌情收听工作后,联络室作工作便由康大川直接向冯乃超负责。

  

  康大川在常驻重庆反战同盟总部时的主要工作为:

  

  组织同盟盟员开展政治学习。康大川与廖体仁、鹿地亘等人组织同盟盟员开展政治学习,了解时事政策,讨论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学习材料主要是从重庆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得来的部分文件,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刊物《群众》以及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刊载的部分文章。同盟盟员每天上午还要进行两个小时的汉语学习,由留日归国的康大川等人为他们讲授,还请来文化工作委员会下属孩子剧团的团员来教中文,并教同盟盟员学唱抗日救亡歌曲。

  

  组织同盟盟员进行对日广播。康大川每星期一要选带几名同盟盟员到重庆城内,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的国际广播电台作日语广播,对日本军民进行反对侵略战争的宣传,对侵华日军官兵进行广播攻心战。

  

  据第三厅及文化工作委员会期间任郭沫若秘书的翁泽水(植耘)回忆:“鹿地夫妇、第三厅和文工会的廖体仁、刘仁、朱喆(洁夫)、康天顺(大川)、郭劳为等同志给同盟员上政治课和文化课……同盟总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自我教育的方式提高同盟员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参加对敌宣传工作……”

  

  任职贵州镇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由于反战同盟是由中国共产党指导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下令将其解散,并将反战同盟重庆总部及桂林西南支部的盟员送到贵州镇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和平村),加以监禁进行所谓“再教育”。

  

  第二俘虏收容所主任管理员一职当时正处于空缺,代所长孙必亨就写信请郭沫若推荐一名合适的人员。郭沫若与冯乃超等人商议后希望派康大川就任。据《康大川回忆录》记载,冯乃超找他征求意见时,谈到派他去镇远是希望能够直接帮助和支持反战同盟的活动:

  

  反战同盟人员被关押在镇远收容所,情况很困难,生活条件很差,工作上没有人可商量和关怀,更没有人帮助学习。同盟人员又受到那些管理员的法西斯式的管理……既然他们把机会送上门来了,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不放……

  

  虽然康大川担心收容所前所长邹任之的军统特务身份,且自己年轻、缺少经验,但经过仔细考虑后,他还是于1942年6月孤身一人赴贵州镇远就职。

  

  康大川到任时,收容所内主要有4部分日军俘虏:一是由原反战同盟重庆总部及桂林西南支部的盟员合并组成的训练班;二是由常德、桂林等地迁移而来的日俘,其中具有反战思想并已开展支援抗战活动的俘虏组成了研究班;三是由长沙会战中的新俘虏组成的新生班;四是关押在收容所后院内思想顽固的老俘虏。

  

  康大川着力支持作为反战同盟继承者的训练班继续开展反战活动,并通过训练班的成员争取带动新生班、研究班及后院的日俘们。在收容所内,康大川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

  

  广泛接触影响日俘,特别是思想顽固的俘虏。为了解后院俘虏的情况,康大川到任后即和这些“顽固派”住在一起。后院日俘中的领头人物伊藤慎之助得知后,主动来与康大川聊天,介绍收容所的情况,并就管理工作和生活待遇提出一些意见。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据说,一般居住在后院的日俘都不会轻易接近管理员,更不会到管理员的房间闲聊。

  

  康大川还废除了前任所长邹任之“隔而治之”的规定,允许前后院日俘自由来往,使俘虏们有了互相接触的机会。一些思想顽固的老俘虏也到训练班聊天,更有人说,他们能理解训练班的战友们参加反战同盟的思想,只是自己思想上还是有些疙瘩,跟不上。据《康大川回忆录》记载:“这件事令人认识到,老俘虏们所以思想顽固不化,是由于他们在‘皇军’里面受到帝国主义教育,根深蒂固,又长期被隔绝,得不到启蒙,思想僵化……”

  

  据当时的日俘三谷直之回忆:“那时我还是‘军国主义的硬疙瘩’……进入收容所,在和训练班的人们交谈之中,自己内心想起了在‘清乡工作’时的疑问,开始理解了训练班的人们所说的事情。”

  

  推行俘虏自治,改善日俘的生活。康大川在收容所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推行俘虏自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具体做法包括:赋予俘虏中的一名军医处方权,可以给日俘进行日常的诊疗开药,医疗条件的改善使日俘死亡率逐渐下降;组织日俘建澡堂、修厕所、挖水井,改善卫生环境;允许俘虏们组织合作社,从事工艺品的制作和贩卖,可以自己定价并管理销售利益,盈利用来购买药物和补充营养;让俘虏自己管理伙食费并带他们上街购买副食品,防止伙食费被收容所的管理人员克扣;组织俘虏开展棒球赛等各种体育活动,丰富日常生活。

  

  康大川的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改善了俘虏们的生活,也使日俘们更加信任和拥护康大川。据当时的日俘长谷川畅三回忆:“康先生对俘虏的生活留神照顾,用汽油桶制作了浴桶,从舒适的管理室里将自己的床搬到‘里栋’里,为的是和‘里栋’的人们沟通思想。因此,不管‘外栋’、‘里栋’,谁都尊重‘康大哥’。”

  

  组织日俘开展学习讨论,搜集整理敌情材料。在收容所中,康大川成为郭沫若、冯乃超秘密送来学习材料的中转人物。他为训练班提供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毛泽东所著《论持久战》、《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或书籍,以及《新华日报》等报刊,还辅以鹿地亘不时寄来的分析世界反法西斯战情及世界局势发展的日文信。训练班在康大川的协助下,举办了公开的共同学习班,研究班、新生班参加的人数也逐渐增多。据多名当时的日俘回忆,“原反战同盟的人们规矩有礼,生活态度积极……对‘反战’产生共鸣的人相当多”,“训练班作各种各样的研究,生活态度非常好,我是受到了这种生活态度所吸引,和这些人也自然地交往起来,在这种交谈的过程中,我终于可以理解一些东西了……”,“读了不少列宁和毛泽东的书……对国家的认识改变了”。

  

  康大川经常要训练班向新来的俘虏收集有关日军最新情况的材料,比如详细、系统的日军卫生队编制和配备情况等。这些材料有的是交给鹿地亘研究使用,有的是由冯乃超转给八路军总部等单位参考,还有的材料是应军委会政治部或中共有关单位要求而专题收集的。康大川还不时组织日俘召开座谈会,围绕战争时期日本的矛盾和凋敝状况、在中国战场上日军的作战情况等内容开展讨论,以帮助我方正确把握日本军队内部的实际情况和矛盾。

  

  组织日俘开展反战宣传。康大川以训练班为骨干,经常在收容所内组织开展文艺活动,演唱中国抗战歌曲、编演反战话剧等,通过这些文艺活动教育启发日俘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非正义性。

  

  康大川还组织有文化素养和写作、绘画能力的日俘创办墙报和刊物,记述侵略战争给日本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据日俘小林光回忆,为让那些有着“花岗岩脑袋”的俘虏伙伴认清战争真相,他们在收容所的正门办了墙报,用简单易懂的文字,比如“日本继续进行着侵略战争,按现状发展下去,日本是没有胜算的”,“你们是战争的牺牲品,是很可悲的”等进行启蒙。

  

  收容所当局与训练班、研究班、新生班合作创办了日文杂志《东亚先锋》(后更名《和平先锋》),康大川任总编辑。每期杂志有时评、时局漫画、日本问题特辑等内容,是一本综合性的反战刊物。这本杂志不仅在俘虏之间流传,也有部分流传到日本军队内部。

  

  康大川组织指导日俘制作了许多反战传单,向侵华日军“发射语言子弹”。例如,1943年2月一份以反战同盟名义的传单上写道:

  

  弟兄们!这个战争已经确定是“亡国的战争”了。已经陷入使两百万战友流血,使人民承担了四百亿的军费,却不仅连掺了人造棉的棉军服都穿不上,甚至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地步了……要向发动战争的政府追究亡国的战争责任!人民不要卷入以资本家和军部的利益为中心的侵略战争!

  

  日本战俘的反战宣传给日军以强烈冲击,因为其宣传品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战死日本士兵的日记、书信以及遗物制作而成。针对日军的实际状况,这些用日语所进行的呼唤可以渗透到日本士兵的心灵深处。

  

  1948年,康大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任职,1953年负责筹建了《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先后担任主编、副总编辑和总编辑。

  

  作者/郭婷

  

  原文刊载于2012年4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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