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饶秦三烈士纪念碑诞生记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10-17 09:03:13

位于渝中区人民公园的喻饶秦三烈士纪念碑(刘汪洋摄)_meitu_2.jpg

位于渝中区人民公园的喻饶秦三烈士纪念碑

 

  在重庆渝中区人民公园制高点,矗立着一座高约7米的“喻饶秦三烈士纪念碑”,碑身庄严凝重,文字古朴斑驳。此碑建于1946年2月,为纪念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四川籍烈士喻培伦、饶国梁、秦炳而立。烈士的事迹早已传诸文字,但纪念碑的修建,却历经艰难曲折。

  

  决定建立纪念碑

  

  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队攻打两广总督署,发动了中国同盟会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经过昼夜激战,终因信息不通、敌我悬殊等原因失败。起义失败后,牺牲的革命党人有遗骸72具葬于广州黄花岗,因此,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这一天是农历3月29日,此次起义又被称为“三二九”起义。

  

  为纪念这次起义,1929年7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次常务会议通过《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将3月29日(后为方便纪念,改为公历)确定为革命先烈纪念日,并规定了纪念方式。

  

  1941年3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了为黄花岗起义四川籍烈士建立纪念碑的决议案。重庆市党部接到任务后,很快拟定了《陪都建立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计划草案》。其主要内容包括:由市党部、市政府、市参议会、市工务局、市财政局等组成“陪都建立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筹备委员会”;由筹备委员会勘定建碑地点,确定后即设计图样、造具预算,并交中央核定,方案通过后3个月完成。

  

  5月30日,该计划提交至重庆市第八次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吴国桢、陈访先、龙文治、吴泽湘、吴华甫等重庆党政要员出席会议。因计划繁琐,调用的机构和人员较多,未获得大家认同。会议最终决定,由市党部委员龙文治、工务局长吴华甫共同负责勘定立碑地点、绘制图样、拟具预算等工作。

  

  吴华甫接受任务后,迅速行动。经过勘察,分别选定中央公园(今渝中区人民公园)、南区公园、江北公园三处作为立碑地点。纪念碑图样也于6月下旬设计出来,为立体火炬造型,碑身六角柱体,碑顶火焰,总高6.8米,总概算10.2万元。

  

  中央参与建碑的邹鲁也极为重视此事,他对碑的名称、碑文、经费、立碑地点等拟定了初步办法,并征求市长吴国桢的意见。吴国桢建议将纪念碑建在复兴关,“盖一面纪念以往诸先烈革命功勋,一面激励现时全民众抗战情绪,使‘黄花’‘复兴’先后辉映,更属具有深义”。

  

  但是,这年夏季的日机轰炸使得政府无暇关注此事。

  

  敲定建碑事宜

  

  1941年12月,中央秘书处致函重庆市党部,要求迅速会同重庆市政府选定建碑地点及碑石大小,并将办理情况回复。重庆市党部随后敦促重庆市政府尽快开始建碑工作。但因党政两方未能确定好设计图样及概算,一拖又是一年。

  

  1943年1月4日,中央秘书处再次致函重庆市党部,催促确定建碑事宜。重庆方面深知不能再拖延了,遂将建碑工作提上日程。

  

  2月26日,重庆市第二十四次党政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筹建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委员会”,并推定朱叔痴、龙文治、吴华甫、雷啸岑、李奎安5人为委员。3月19日,筹建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委员会召开成立会,会议决定在中央公园建碑。

  

  3月29日下午,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奠基典礼在中央公园举行。奠基典礼后,工务局根据大家的意见重新设计了图样,并由市党部转交中央秘书处核定,朱叔痴、邹鲁也请到了《巴县志》总纂向楚撰写碑文。

  

  为了让建碑工作尽快进行,9月29日,重庆市第三十次党政联席会议加推邹鲁、戴季陶、吴铁城、贺耀组、张继、杨公达为筹建委员会委员,市长贺耀组直接参与其事。

  

  11月11日,筹建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确定先烈纪念碑采用工务局设计的清代碑式图样,建碑经费先定为30万元,暂由重庆市政府垫拨。

  

  此次设计的纪念碑以简朴庄重为主,由基座、须弥座、碑身、碑帽组成。基座高0.8米,台面长6.55米、宽4.45米,底面长9.45米、宽7.75米,内用碎石填实,外用水泥三合土打造,四面设计为2.25米宽的5级台阶;须弥座高2.25米、长2.8米、宽1.7米;碑身高3.4米、宽1.5米、厚0. 25米,用高5.65米整石嵌入须弥座2.25米;碑帽高1米、宽1.5米、厚0.25米,整石嵌入碑身。其中,须弥座、碑身、碑帽的石材均采用嘉陵江白峡石。

  

  重庆市政府于1944年1月拨发30万元,工务局随即筹备招商比价,将设计图、施工说明书分发给大中华、洪发利、馥记等8家比较有实力的建筑单位,并要求在3月2日前提交比价单。出人意料的是,只有大中华工程公司提交比价单,洪发利、馥记以自身工程繁多退回比价单,而其余5家没有回音。由于工程流标,比价招商只好改到3月13日再进行。截至3月13日,共有3家公司提交比价单,最终,大中华工程公司以50.4万元中标。

  

  3月15日,工务局与大中华工程公司正式签订合同。工程定于3月21日开工,60天完成。此时,双方都未料到,一座高不到7米的石碑,60天的预计工程,里,状况频出,羁延近两年才最后完成。

  

  修建之路坎坷曲折

  

  纪念碑工程如期开工,但一开始就非常不顺,主要原因是碑石。

  

  工务局要求碑石采用北碚嘉陵江边所独有的白峡石,而碑身的设计又大又薄,以当时手工开石技术获取异常困难。大中华公司明显低估了采石难度,开工之始即派出30多人开石,但几次尝试皆因石材太薄而失败。到1944年6月初,已届合同所定工期,因石材尚未准备好,大中华公司请求将工期延长至碑座底脚完工后50个晴天完成,工务局批准延期至底脚完工后40个晴天。同时,大中华公司还请求将碑身厚度改为0.4米,以降低开采和运输难度,也获同意。

  

  碑身厚度增加后,采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6月下旬,重逾10吨的石料由嘉陵江水运至重庆储奇门码头。由于石头又大又重,无法从江边抬至山上的中央公园工地,工人们只好用铁链捆扎顺路拖运,结果石料边棱被磨损,宽度不足1.5米。于是,大中华公司请求修改碑身尺寸,经工程人员现场检查石料后,工务局同意将碑身宽度改为1.4米(实际最终为1.45米),厚度改为0.3米。

  

  历尽艰辛,碑身终于在7月中旬完成修琢,等待雕花刻字。因字样没有着落,大中华公司几次请求工务局尽快确定回复。眼见物价工价上涨,公司决定先立碑。立碑的日子定在8月6日。随着碑石从地面缓缓升起,工人们的心也悬在半空,突然,石料断为两截,“数月心血,百万巨金,皆成泡影”。

  

  事后察看,这是因为石头自有的天然纹路导致不能受力所致。大中华公司认为,如果再次采石,恐不能找到这么大的整石,即使找到难免断裂,最重要的还是经济问题。于是,大中华公司提出两个解决办法:碑身断裂处大约在五分之二处,建议将碑身3.4米改短为3米,并将断处磨平,用钢条打入,钢条另一端插入须弥座,再用水泥浇铸。另一种方法是用钢筋水泥将断碑接上,照原设计竖立。第一种方法在碑上看不到断裂痕迹,但碑的高度降低;第二种方法虽保住了碑的高度,但碑身上水泥接驳痕迹无法消除,还不能保证接头处不再断裂。权衡再三,第一种补救方法得到批准。

  

  工务局将设计重新修改,在石碑接头部分凿打深1米的槽子,插入钢筋灌入水泥浇铸。但在施工过程中,工人们几乎不敢动手。因为采石时震动过大,石质必然有所松脆,打槽后边缘仅留9厘米,打槽过程中随时可能打坏。即使打好槽,灌浇钢筋后竖立,是否坚固还值得怀疑。

  

  10月初,大中华公司再次请求修改设计,将碑身改用钢筋水泥整块浇铸,这样既安全又能保证工程进度。经工务局、市政府、中央秘书处层层审核,最终同意施行。

  

  工务局设计的钢筋水泥浇铸碑身,竖向用9根两端带勾的竹节钢筋,横向用17根箍筋,留在碑身外的钢筋长度为2.5米,用于与须弥座连接。12月初,工务局工程人员检查时却发现,纵向钢筋所放位置错误,且非竹节钢,两端无勾,伸入须弥座的长度仅2.2米,并无横向钢筋,整个坚固度明显低于设计。后几经整改,纪念碑于1945年1月竖立起来。

  

  此时,纪念碑主体工程只剩下安装碑帽了。然而,双方人员猛然发现,碑帽由设计的一整块石材被误做成两块,与碑身接合处的尺寸也与设计不符。工务局命令先停工,经勘查同意后再将雕琢好的碑帽进行安装。同时,要求大中华公司办理保固切结,即找声誉和资产可信度高的商家担保工程质量。

  

  1945年4月,纪念碑工程完工,大中华公司找到兴华油漆厂作担保。4月30日,兴华油漆厂出具保证书,保证3年内因碑帽发生纪念碑坍塌等事故由该厂负完全责任。

  

  纪念碑虽立起,但碑文字样仍未确定,大中华公司多次报请工务局发来碑铭字样等,以结束工程。5月,市执委致函工务局,告知已确定由辛亥革命元老、书法家胡毅生书写碑文,请工务局直接和胡毅生联系。于是,市工务局、大中华公司人员几次到胡毅生家中接洽。10月,大中华公司终于拿到纪念碑雕刻字样,而后,刻字工程展开,于1946年1月10日完成。

  

  是年2月初,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全部完工。纪念碑总高6.45米,正面分三行镌刻“喻饶秦三烈士纪念碑”9个篆字,背面是29行行书,主要内容为三烈士的简单生平、英勇事迹,撰稿人、书写者姓名,立碑机构等。

  

  70多年过去了,浓荫掩映下的纪念碑,依然挺拔庄严。烈士事迹回响耳畔,烈士精神长存九霄,怎不让人思绪万千!

  

  作者/胡懿

  

  原文刊载于2018年9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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