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北父女革命家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9-28 09:38:21

  父亲是闽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也是当地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却在肃反运动中不幸遇害。女儿在革命的风雨中历练成长,对党的信念始终不渝,为完成父亲未尽之事业而奋斗不息,成为出席中共“七大”的闽北代表。这对父女革命家就是徐福元与徐莲娇。

  

  叛家闹革命

  

  徐福元1897年出生于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岚谷练边村,自幼聪敏机灵,被家人送入私塾学习。父亲逝世后,他随改嫁的母亲到了一个陌生的地主家庭。尽管继父让他衣食无忧,但个性刚强的徐福元毅然弃学务农,替别人放牛过日子。在劳动中,徐福元和贫苦百姓打成一片,也开始了解并同情他们的疾苦。徐福元喜欢阅读《三国演义》、《水浒》和一些武侠小说,还练就了一身武功,常常为穷人打抱不平。

  

  1927年7月,崇安县有了地下党组织——中共崇安县特别支部成立。徐福元全身心地投入到土地革命运动的浪潮中,并于年底经中共崇安特别支部书记徐履峻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翌年,他在柘洋、程墩、吴三地、小浆和浆溪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民众会,并带头变卖家产,筹集经费购置军火。

  

  6月,徐福元出席中共崇安县委在北乡际下召开的会议,参与制定上梅农民武装暴动计划。他奔走于西乡、小南一带,积极发动贫苦农民加强“五抗”(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斗争,进一步扩大了武装力量。9月28日,上梅暴动打响了闽北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徐福元在西乡遥相呼应,带领民众队捕捉土豪劣绅。但这次暴动失败了,而徐福元坚持武装斗争,紧密配合恢复全县党组织,同时准备发动第二次武装暴动,并任西路民众队指挥。1929年1月29日第二次暴动成功之后,徐福元率领西路民众队开赴江西铅山、上饶南部地区,开展革命宣传,扩大武装斗争,并于6月促成了铅山东坑农民和造纸工人武装暴动。10月,闽北16支民众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55团,徐福元任第三连连长。这支队伍由崇安大安出发,出分水关经车盘到达铅山王村,攻打地主武装,之后又于1930年3月出征江西铅山车盘,再次打败地主武装,使闽北根据地扩展到了闽赣边境。这年5月1日,闽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徐福元当选为政府执行委员。为有效地保卫崇安苏区,徐福元将赤卫队和少先队合并编为18个赤卫连,并任总指挥。

  

  全县的农民斗争红火了,徐福元的名气也大了。这时,家里才知道原来他是在闹“共产”。一次,徐福元回到家,气急败坏的母亲指责他要“共”掉家里的财产和田产,还抓起柴刀要砍他。徐福元没有退缩,也决不向家里低头,他离开了家,坚持闹革命。

  

  但是,徐福元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抓不到他本人,反动派便转而加紧迫害家属。他们天天派人来徐福元家门口监视,时时盘问其妻子黄生珠。为避开敌人的纠缠,徐福元哥哥将黄生珠母子3人隐蔽到一座小庙里。然而,白匪军在反动乡长的指认下闯入庙内搜查,黄氏母子在和尚的帮助下才侥幸逃过一劫,只好回到白区浦城娘家。但因娘家几兄弟都是民团头目,硬不让他们母子住进家里,而是勉强在外面为其安置了一间小屋。自己参加革命给家人带来如此动荡不安的生活,徐福元并不后悔,他的妻儿也因平时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而表示理解,并不怨恨。徐福元经常对他们说:“富人,不是命好;穷人,也不是命苦。要过好日子,就要干革命。一个人要做一番事业,就要为大多数穷人做事,不要为少数人做事。”

  

  1931年2月,赣东北特委派谢春钱率闽北红军独立团300余人返回闽北,与徐福元部会合,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同年4月,方志敏率红十军入闽,徐福元率部配合,一举消灭敌林秉周旅一个团的大部,继而攻取赤石,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红色金融家

  

  徐福元不仅是农民暴动的领袖和闽北红军及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而且还是闽北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

  

  1931年7月,闽北分区在坑口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闽北苏维埃政府。闽北苏区位于中央苏区与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中部地段,起着护卫中央苏区、并沟通赣东北与中央苏区的桥梁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后来中央红军实现战略转移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闽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徐福元任财政部部长,领导各县开展经济建设工作。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财政军备的需要和根据地群众的利益,闽北分区委向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递交报告,决定建立闽北银行。报告批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建,“赣东北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于这年10月正式成立了,由徐福元兼任行长。

  

  当时,闽北分行的主要任务是发展贸易、发行纸币、统一金融管理、供给红军给养、支持财政经济工作的开展等。为解决闽北分行基金不足的问题,上任后的徐福元采取了如下措施:1、把由财政部保管的、红十军入闽攻占赤石后缴获留下的3万块大洋充当银行基金。2、开展招股工作,发动群众向银行入股,以扩充银行基金。他领导银行印刷并发行了股票,每张1股,每股1元(旧币),由财政部下发和调拔;同时发动各县认购,个人入股,多少不定。在各级党政部门的配合下,招股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各级机关干部和广大群众纷纷表示,要通过节省开支、参加生产来超额完成这一计划。干部节省伙食费认购股票,没有现金的农民也挑来稻谷折价认购。1932年7月以后,闽北分行还把招股范围扩大到了白区。

  

  苏区经济具有独立自主的特色,其稳定与发展以及组织商品流通、活跃市场、方便民生等方面,都必须以根据地自己发行货币来保证。闽北分行成立后,徐福元立即着手狠抓纸币的印刷工作。在他与其他同志的努力下,1932年1月,第一批纸币开始在闽北苏区发行,纸币的票面分别是壹元、伍角、贰角和壹角。不过在纸币发行之初,群众中仍有许多人习惯用银元,不愿用纸币。为此,徐福元强调要宣传纸币的信用,并提出采取流动兑换的办法。他指出,应纠正干部不用纸币而存银元的现象,要求他们尽可能有意识地向群众兑换纸币,以提高纸币地位,取得群众的信任。就这样,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后,加上各级苏维埃政府对破坏纸币流通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制裁,在整个闽北苏区,纸币的信用大大提高了。

  

  在发展苏区经济的工作中,徐福元还利用红区群众和白区商人的往来关系,在通往白区的交通要道上设立对外贸易处,鼓励双区贸易,发展商品流通。3月,徐福元根据闽北红色政权的决定,组织闽北分行发行面额分别为50元和100元的兑换票。如白区商人的货物为苏区所需,苏区政府购买后即按价付给兑换票,商人可凭票到对外贸易处选购苏区的货物,从而进一步疏通了与白区的贸易渠道。

  

  同时,为便于群众兑换闽北分行发行的纸币及向白区购买必需物资,根据地急需铸造银币。为此,徐福元派人到建阳的竹鸡垅,动员银元铸造工人来到崇安的大南坑,由此创办了闽北铸币厂,月产银币4000多块。

  

  此外,由于当时闽北苏区里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不多,随着革命的发展和银行机构的扩大,人员缺乏的问题日益突出,徐福元因此十分注意金融业务和技术人员的培训。他还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使根据地的金融工作更好地适应了战争环境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为巩固红色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肃反”中被害

  

  1932年9月,方志敏率领红十军第二次入闽,徐福元积极配合,攻打崇安县重镇赤石和星村,屡立战功。在红十军乘胜攻打浦城的战斗中,徐福元派遣1000多战士参战配合。12月,崇安县赤卫军成立,辖5个团25个连,徐福元任军长,赤卫军在他的指挥下英勇战斗。

  

  正当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赤卫军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的时候,闽浙赣根据地受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

  

  早在这年3月,中共赣东北省委在中央代表曾洪易的操纵下,根据王明“左”倾肃反政策和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错误肃反的经验,发布了《肃反宣言》,提出了“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的极“左”口号。随即,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在苏区展开了,且愈演愈烈,潘务行、吴先民等党的一批干部骨干遭到杀害,赣东北苏区创始人方志敏、邵式平等人受到打击和处分。1933年1月4日,赣东北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称:“在这次打破获中,党的干部已大大地撤换了。……全省的知识分子已去了十分之九还要多一点。”错误的肃反运动,大伤苏区元气,为苏区斗争的最终失败种下了祸根。

  

  肃反扩大化的恶流很快波及到赤卫军中,连闽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的徐福元也未能幸免。这年5月1日,闽北苏区在崇安县城举行规模盛大的检阅大会,检阅式后宣布处决“反革命”首领。就这样,徐福元与其他30多名无辜同志以“AB团改组派第三党”的罪名被错杀于县城红场,时年36岁。

  

  直至1965年,徐福元才得以平反昭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而这,离不开他女儿徐莲娇的努力,她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父亲证明了自己不愧为革命者的女儿。

  

  从小就是革命者

  

  徐莲娇1917年出生,10岁就加入了共产主义儿童团,并先后任崇安县上梅区、下梅区儿童团团长,徐福元每年给她一块大洋作为团费上缴,而她则跟随父亲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在父亲的教育和培养下,这个于红火的工农运动中接受锻炼的小姑娘很快成长起来,并独立承担革命工作。徐莲娇于1931年8月加入共青团后,先后担任崇安县上梅区少共(共青团)区委书记、星村区少共区委书记、建阳县少共县委组织部长等职。在多地的辗转中,她都能克服人生地疏的困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使命中,工作开展有声有色。

  

  父亲被害的噩耗传来,徐莲娇痛不欲生。全家因此遭到株连,徐莲娇也接受了审查,但她依然对党信念不渝、忠心耿耿,并在1934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走革命道路,完成父亲未尽之事业。1935年1月,闽北苏区进入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徐莲娇调到西南战区担任少共组织部长,后又升任闽北分区委青妇部长兼儿童局副局长,开始承担全区性的领导工作。

  

  1936年10月,闽北游击根据地扩展到包括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红军发展到6个纵队,达3000多人。在如此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徐莲娇被派到二分区委的闽中特委任妇女部长,接受了更多的磨练,进一步提高了组织能力。这期间,扩大红军是各级党委的工作重心,一切工作为游击战争服务。徐莲娇根据特委的分工,与闽北红军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的夫人李冬娥一道开展工作,她们经常冒险奔走在邵武、建阳、顺昌等县的各个乡村,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游击队,为闽北游击战争的胜利和扩编新四军输送了大批优秀的兵员。

  

  这年11月间,徐莲娇与李冬娥前往建阳开展扩红工作,在竹鸡垅与敌人遭遇,李冬娥牺牲,徐莲娇负伤被捕。年仅20岁的徐莲娇被关押在国民党邵武监狱,受尽折磨,但始终不向敌人低头,保护了党的组织和游击队。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经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黄道等人多次向国民党邵武当局提出要求释放被关押同志,徐莲娇才得以释放出狱。

  

  出席“七大”的闽北女代表

  

  一番磨难后,徐莲娇于1938年初春到了江西铅山县的石塘镇。此时,闽北红军游击队已汇集到这里整编。见到了谭震林、黄道、曾镜冰等新四军、东南局和闽浙赣特委的领导,徐莲娇非常兴奋,盼望着组织上能早点安排她工作。闽北红军游击队整编后为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准备北上抗日,同时在坑口村头设立了支队崇安留守处,而当时的中共闽浙赣特委(后为中共福建省委)机关也驻在那儿。徐莲娇便被分配在留守处做交通和群众工作,同时在省委机关做妇女工作。

  

  有了新的使命,徐莲娇更加忘我地工作,她不顾劳累,为闽赣边区的抗日宣传、开展合法斗争和与新四军联络而奔忙,多次受到留守处领导的表扬,还被省委选送到中共中央东南局党校学习。随后由东南局直接派到新四军一团任工作组组长,协助团领导开展政治工作。

  

  1939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遵照东南局的指示,于7月22日至27日在武夷山坑口村头的禄村洋山上召开福建省首届党代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委领导,同时选出范式人、陈振芳、聂显书、毛彪、方言、彭莲玉等人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范式人为福建代表团团长。当代表团辗转到达东南局机关驻地时,由东南局党委直接提名,增补徐莲娇为闽北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随同福建代表团奔赴延安。

  

  徐莲娇接到通知后,与福建代表团一起艰难跋涉,历尽坎坷,冒着枪林弹雨、强忍大雪严寒,在历时1年多后终于1940年12月16日到达延安。此后,徐莲娇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先后进入中央党校和延安马列学院深造,并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4月,她光荣地出席了中共“七大”,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后赴东北从事组织和妇女工作,参加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莲娇担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南京市政府副主席等职,并为父亲多方奔走伸冤,终得昭雪。带着对父亲与革命先辈的无限敬仰,她常常到闽北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亭缅怀并寄托哀思。1989年8月3日,徐莲娇在南京病逝,终年72岁。中共南京市委评价她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这对闽北的革命父女前仆后继,坚守信念,将青春与热血倾洒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为党的事业奋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作者/赖晨

  

  原文刊载于2012年4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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