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半个多世纪前的两个“希望工程”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9-26 09: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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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重庆求精中学内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纪念碑

 

  1989年,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发起了一项公益事业,这就是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关心与支持的“希望工程”。回顾历史,重庆早在半个世纪前也有着类似的两个“希望工程”。

  

  抗日时期最大的“希望工程”

  

  ——“救救孩子”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

  

  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军阀。

  

  我们要打倒他,要打倒他!

  

  打倒他,才可以回到老家;

  

  打倒他,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

  

  打倒他,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

  

  这是一首铭刻于战时儿童保育院孩子们灵魂深处的保育院院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迅速将战火由华北、华东烧到了华中。在逃离沦陷区的流亡大潮中,最悲惨的就是失去父母、失哺待学的千万难童。在妇女界首倡下,中共中央长江局(1939年1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及时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时任妇女委员的邓颖超十分支持保育战时儿童工作,积极推动和参与。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考虑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在武昌会晤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时特别谈了准备抢救战时受难儿童的问题,希望得到冯先生和冯夫人(李德全)的支持。李德全随即向宋美龄提出保育战时儿童的问题,宋表示同意。于是,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了。

  

  作为国共合作产物的保育会为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推选“第一夫人”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曹孟君、史良、沈兹九、孟庆树、刘清扬、安娥、徐镜平等为常务理事会委员。20多名常务理事和候补常务理事中,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妇女占绝大多数,她们在这个最高决策机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之前,保育会撤离汉口,转赴重庆,在曾家岩求精中学内设置办事机构,继续进行紧张地抢救和转运儿童的工作。

  

  八年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华南、香港及西部大后方成立了20多个分会,创办了60余所保育院。其中,延安一、二保育院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另外数十所保育院均设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但多数是在南方局领导的区域内,仅四川境内就有20余所。

  

  这些保育院一般由婴儿、幼儿、小学班三部分组成,所收难童小至18个月、大到15岁。按照这个规定,那些在战乱中失去父母的战区孤儿、父母在前线的抗战将士子女,凡属于这个年龄界限的,保育会都热情予以接收。这着实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且不说教育经费,仅是3万多名儿童的衣食住行、卫生保健就够花销的了。按当时最低生活标准,每个儿童每月以5元计算,年需经费就是100多万元。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拨款大都出自盐务总局公益费管理委员会,其款是全国盐税的提留,用以拯救战区儿童,但实际上很少拨付过,那么就只有靠向社会募捐了。在《母亲行动——战时难童联合大抢救》一书中,作者周献明列举了一张1938年1个月中的捐款名单:“宋美龄经募:英镑10镑、美元15元,国币现款26389.63元,负担难童2459人的生活费;李德全经募:现款2503元,511人生活费;郭秀仪经捐:现款20986元,442人生活费;邓颖超捐现款185元;……捐助个人25人,单位10个,总现钞94845.23元,另承担难童3657人生活费。”

  

  同时,保育会还向海外伸出求援之手,由联络组与各国驻外领事馆联系,邀请大使夫人、领事夫人参与活动,负责在自己的范围内向国际组织及友好人士征集钱款、药品及其它实物。《母亲行动》一书中提到,“总会及分会成立之初,大部分经费由国内外尤其是南洋等地同胞捐助。后来,英国、美国成立援华会,每月定期拨款,这才使保育事业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

  

  保育院既是学校又是家庭,老师既教书又管儿童生活。全国各保育院都坚持培养人才的正规途径,实行小学教育。小学毕业后,以升中学为主。8年中,保育会抢救了约3万名儿童,到1945年时,升中学的有5200余人。小学毕业后愿意习艺的儿童,保育总会就安排他们到工厂进行徒工训练,学徒期满就业后才开始独立生活,约3000名保育生就是这样走上工作岗位的。进入工厂的保育生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不少人还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升学的保育生,由于抗日心切,有不少人参加了空军、海军和远征军,有的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还有一部分保育生先后到延安或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1946年3月10日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八周年纪念日。当日,重庆《大公报》“战时儿童保育会八周年纪念特刊”登载了几位保育会负责人撰写的文章,他们均对保育工作的未来寄予厚望。其中,保育会总干事长熊芷女士在总结保育工作时说:“我国这次因抗战而发动广大的儿童教育,提高了全国对儿童福利的重视,发挥了每个从事儿童工作者的牺牲精神,拧尽了多少为儿童工作在实干苦干者的心血。这些伟大的表现,开创与奠定了中国儿童福利工作的基础。以后如何继续这些工作,是值得我们战战兢兢的去探讨追求的。”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胜利。一年后,战时儿童保育会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46年9月15日至20日,保育总会连续6天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登《战时儿童保育会结束启事》:

  

  我会因抗战胜利,战时保育任务已完。半年来,本会及各分会除将有家之在院保育生及习艺生商经善后救济总署协助遣送还乡外,其无家可归者,已分别移交社会部各省社会处育幼院继续教养。关于升学保育生,有家者亦已遣送回乡;无家者仍继续留川攻读。均由教育部负责公费供应到高中毕业。所办思克职业学校,已交重庆市政府接办。本会业于9月15日结束,一切收支即行截止。特此公告。

  

  北碚发起的又一个“希望工程”

  

  ——“救助北慈”

  

  抗战时期,一个民间慈善团体“世界红卍字会”也加入了抢救难童的行列。1939年4月,世界红卍字会将在鄂西战区收容、抢救的287名儿童转送后方重庆,交给刚从美国留学回国参加抗战的教育家周之廉女士,她由此在北碚绍隆寺创建了一所私立“北泉慈幼院”。

  

  开初,时为战时儿童保育会名誉理事的世界红卍字会总会会长、“北慈董事会”董事长王正廷信誓旦旦地许诺:“所有慈幼院一切建设经费,均由董事会全体董事负责策划办理。”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两年,周院长即提出“本院经费不足、药品缺乏案:经费收入只有3万元余元,实际开支需5万元左右”。以后,“北慈董事会”食言,放手不管了,办院经费的担子就全部压在周之廉院长一人的肩上。

  

  抗战胜利后,北泉慈幼院仍继续致力于儿童救助工作,直至1953年结束,前后历时14年,常年在院儿童400余人,先后教养了近千名战区孤儿和川籍贫困儿童。经费问题上,抗战胜利前,尚能从国民政府机构的赈济委员会、社会部、盐务总局得到少许救济,同时争取得到美国援华会一点国际捐款,周院长也从一些达官贵人和善心人士那里沿门伸手乞讨以求得到钱米实物的资助。1946年,国民政府东迁南京,已基本断绝了救济。是年,周院长借派赴美国考察之机出国募捐,但也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继了。

  

  北慈教职工薪水很低,月薪最高也不过法币4万元,1947年12月最高的加为10万元。而当时,作为经济崩溃的缩影,处于生活底层的穷教授月薪就已达1300万元的天文数字。聂绀弩在他的《脚印》一书中,写到北慈保育主任、他夫人周颖时说:“(北慈)教职员的待遇非常菲薄,她的收入赶不上一个城里的老妈子。”可见北慈的苦状。

  

  北泉慈幼院的黄矩平代院长在1947年8月24日的一封信上说:“本院自六月份起,即开始变卖物品贴补,账上现金五元六角整。百余儿童嗷嗷待救……”至1948年,北慈院儿童尚有70余人,但北慈已陷于断炊的境地。在慈幼院担负医疗工作的地下党员关汝贞大夫为使北慈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决定会见北碚兼善中学张博和校长、北碚师范陈菊人校长,同时联络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章牧夫主任,并发动其周围的乡建学院、女师附中、相辉学院等院校的地下党员、进步学生,同时争取《嘉陵江日报》(后改为《北碚日报》)的舆论支持,掀起了北碚地区“救助北慈”的募捐运动。

  

  1948年3月29日,《嘉陵江日报》用大字标题打出了:《碚师学生自治会发起一伟大运动——为北泉慈幼院募捐》。4月5日,又用《帮助北泉慈幼院卢尔勤捐出两千万——此一伟大运动已向社会逐渐展开,望大家帮助他们能够永远办下去》大字标题,将运动引向深入。当时,“救助”文稿多由地下党员和社会名流牵头撰写,如《嘉陵江日报》总编辑罗中典、北慈教导主任邓石澜、北温泉图书馆馆长黄乾健、北碚师范教师王兴虞等。

  

  这次救助的广度遍及北碚社会上层和街头巷尾。张博和以他的威望,借北碚开参议会之机,在闭幕时散发《为北慈幼院说几句话》的印刷品和募捐册、捐款收据,分请到会的参议员转向各乡镇、单位和民间士绅劝募。北碚师范自治会更走向街头张贴标语漫画,组织各校联合游艺表演,向行人游客劝募。

  

  当时,有一篇《朝阳二小热烈捐助》的报道称:“袁代明小朋友走到讲台说:北慈有百多小朋友,十几位老师,他们大多是从战区逃离出来的。虽然我们也穷,但总比他们好,我们不是铁石心肠,要拿出最大的力量帮助他们。”因此,二小掀起了“救助”高潮。一位小朋友说:“我缴不起学费,好心人送给我10万元,缴了费还剩5万,我要全部捐出来。”另有一位产后在家的曹云卿校长,也亲自送来10万元。

  

  朝阳一小也散发了《为响应救济北泉慈幼院发动募捐运动告小朋友书》,他们提出三个办法:一、同学们自动捐助,拿出每天的糖果钱;二、家里有钱的,劝父母兄姐捐助;三、向有钱人宣传北慈的痛苦,请他们同情帮助。陈兴让校长还提议全校教职工27人捐助一日薪俸,合计200余万元。

  

  “救助”也深入了人们的生活中。张博和校长在4月4日的一次宴席上,动员当地士绅慨捐了数千万元,并希望兼善餐厅、松鹤楼和其他餐馆每天的宴席也都能有这样的收获。北碚师范的教职员数月未发薪金,大家生活艰窘,而王景舜先生将婴儿弥月酬客的百万元捐了出来。

  

  为给“救助北慈”运动制造声势,兼善中学、北碚师范学生自治会策划了一次名票募捐公演。除特邀碚、渝京剧名票外,两校校长和碚地教育首长也披挂上阵参加义演。他们不要赠票,反而认购剧票赠送亲友;他们不要补贴,往返旅费及烟茶开销全部自理。公演三天,全部票款净余金圆券4501.8元全部捐送北泉慈幼院。

  

  “救助北慈”运动从捐款捐物而至提供种值良种、从道义支援到提供自力更生技术,着眼于长远的“自力更生救助计划”。4月9日,张博和校长带领兼善农场主管、工厂厂长、纱厂经理及学校老师、医务人员等一行,爬山至北慈进行实地考察,对农场的耕作、制粉养猪积肥、种植蔬菜、织袜产销等作了详尽的现场指导和计划,让北慈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

  

  “救助北慈”运动已过去60多年,却始终深深地铭刻在北慈人的心中,给北碚留下了一篇“希望工程”的佳话。

  

  作者/邱月杭

  

  原文刊载于2012年4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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