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均时:爱国学者与革命志士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9-19 09:39:44

  自古英雄出少年

  

  周均时原名烈忠,字君适,后取“只争朝夕、平均时间、全面作为”之意而改名“均时”。1892年11月8日,周均时出生于川北遂宁县文家井。其父母早年有薄财田产,后入城经商,均时便随之到了重庆,他的人生也因而发生改变。

 

周均时(左五)与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左三)等中外学者在一起_meitu_1.jpg

周均时(左五)与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左三)等中外学者在一起

  

  时值清末维新变法,主张图强壮国,提倡废科举、办新学、兴实业、振军备,重庆地方官府亦停止科举,办起了一所正蒙公塾。受时代洪流影响,均时的父亲思想较为开明,便让儿子踏上新学之路。少年时代的周均时读书非常用功,加之天资聪敏,凡新知启迪就极感兴趣。在公塾,他聆听了民主先驱朱之洪、杨沧白等先生的谆谆教导,对科学、史地等方面的学习尤为专心认真,而当老师谈及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等有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时,爱国心切的均时总是义愤填膺,并心中暗思,中国必须要强盛,才不会再有外国人这样盛气凌人、蛮横无理。

  

  当反清斗士邹容因著《革命军》一书被清政府逮捕入狱、折磨致死的消息传到重庆,周均时立即随全校爱国师生行动起来,积极组织公开宣讲会。在宣讲会上,他不顾个人安危,率先登台痛斥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狼狈为奸、压制民主的罪行,其言辞慷慨激昂,撼动人心,尽显其赤子之心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06年,周均时随父来到上海,在中国公学专攻英语,成绩优秀。1909年,他与留法数学名家何鲁由乡谊结为同道。此时,南洋大学为培养航运人才增设航政科,特聘外籍教师主讲数理、天文及航运技术必修课。周均时因有坚实的学业基础,直接被选入,成为英籍航海专家奥斯丁教授的高徒门生。奥斯丁曾称赞周均时“有过硬的航海技术与必配备的星象知识,人才难得”。

  

  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新政府启用海军将领萨镇冰主建中国第一所海事高等学府——吴淞商船学校,航政科学生拨转该校成立第一班。毕业时周均时名列榜首,负责驾驶“保民轮”前往青岛海港实习,并按计划全面完成任务,取得船主资格,开华人在本土职任船主之始。他还因此得到了惜才如子的萨镇冰校长的关爱,被其视为贤侄,处处相顾。

  

  海外学成报国路

  

  1913年,心系国运的周均时目睹袁世凯窃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不禁思虑万千,他认为自己的学识并不足以担负国家富强之重任,便决定留学深造。于是,他返回成都参加了首届留学考试,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得通过。带着科技救国的远大理想,周均时与骆凤麟、田光祖两位同学相约,经西伯利亚直赴德国,进入柏林工业大学,踏上了海外求学之路。然而这期间,一战爆发,民众备受战乱与物资匮乏之苦。生活条件如此艰难,周均时依然坚持发奋读书,并在学习之余进行社会考察。他经常留心德国强大的兵工科技,对德国的务实崇效、权责分明、办事认真的社会风习印象深刻,而对其当权者黩武好战、贻祸人民的历史教训也颇有感悟,形成了以科技观看待世界、以求实性应对事物的作风。后因战争困扰,周均时转赴波兰僻静乡间奋勉攻读,自修弹道学、力学、公算学、计算学等课程,学业大有进步。

  

  一战结束后,1920年冬,周均时回到国内,面对军阀割据的时局,他无心而为,决意另觅出路,干一番救国事业。于是,两年后,他再度赴欧,留在柏林工业大学,师从著名教授娄耶(Laue)专攻数理学上最新问世的相对论原理,并直接聆听爱因斯坦的讲演,成为当时全世界为数不多的首先接受这项科学原理的学者,同时获取了“国家工程师”职称,是当时将西方最先进知识和前沿学科引入中国西部的第一人。其莫逆之交何鲁教授曾这样记述,周均时集中精力进行学习演算时,“一式动盈数纸,尽得奥窍。他又搜集遗文,顾工缮印,自补算式,各有两份,皆一时杰作,携归保存,曾示何鲁,叹为难得”,并进而评价:“周君聪敏,善于思考,学识比我强得多。”

  

  此次在德期间,周均时还与川籍老乡朱德相识,朱德十分欣赏他善于筹划的缜密性格,与之结为好友,并把随身带去的财物交周代为保管,还一起赁屋同住。他们在困境中互相鼓励和照顾,一起渡过难关。

  

  壮志未酬兴教育

  

  1924年,周均时回到了祖国准备筹建公司,本以为正是施展抱负的时候,但此时的中国政府腐败、军阀纷争、民不聊生,如此复杂混沌的局势使周均时以科技建厂、兴办实业的愿望重重受阻而未能实现——怎奈他一腔热血,满怀壮志,却报国无门!苦闷徘徊之后,他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便决心转身投入教育事业,积极培养国家栋梁。

  

  经推荐,周均时先在暨南大学担任高等物理、数学教授。他治学严谨,帮助青年教师姚启均学习德语,译述教材,并逐章逐句精心修改定稿,出版发行了德国学者聿尔斯特奇原著的中译本《高等物理学》,在高等院校产生了广泛影响。1927年,周均时又受聘于中央大学数学系,他从不摆专家架子,教学认真,深入浅出,还常常与学生打成一片,情谊如家人,勉其努力学习,为祖国的富强而献智献才。

  

  1929年,川军刘湘创办了重庆大学,聘请周均时为工学院第一任院长,并任数理主任、物理教授。周均时极富知识性与感染力的授课,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当年学生刘元郕回忆:“周先生常蓄一字短黑胡须,饱满的前额上略显光秃,不讲衣着,常穿中式布衣,有时也身着西装。身材高瘦结实,精神充沛,言行敏捷,给人以和蔼之感”,讲课时“口讲指划,引人入胜,精辟的语言,常使我们得以对一个科学原理豁然领悟;为了测试我们掌控理论的灵活程度,引起全班同学的积极思维,也常对我们临时提问……他还传授、讲解一些弹道学、兵器制造和射击技术方面的知识。那时火箭技术和太空飞行只是少数人的理想,然而周先生能给我们讲清它的原理和实现的可能性,使大家感到听他的课都是一件乐事。对他渊博学识,敏锐眼光以及科技学术界广泛交游与思想联系都十分敬佩。”

  

  教学之外,周均时对学子也依然尽心尽力。抗战中,周均时受命担任同济大学校长,他深知当前复杂的战争形势,为复校复课,不辞辛劳,奔波于合川、璧山、江津、泸州等地巡察选址,最后在宜宾看中了具备办校主要条件的南溪县李庄,又带领同济大学广大师生长途迁徒,使莘莘学子在战乱烽火中得以避风遮雨。周均时还深入教室、宿舍、图书馆作调研,认真倾听广大师生的建议和意见,积极探索特殊时期办大学的路子,为解决问题而殚精竭虑。

  

  随着全国抗日形势发展,为增强军械实力,刘湘创办了工业实验所,聘请周均时为所长,兼武器修理所技术指导。周均时运用所学的兵器科技知识,亲自指导制造枪炮,特别是研发的德式重型机枪,其发射功效与耐用力比汉阳厂造的还要优良。其后,他还以高级专家的名义为兵工署出谋献策。

  

  此外,周均时还常常与税西恒、何鲁、黄墨涵、周学庸等朋友一起出资赞助办学、复校,先后担任重庆蜀都中学、重庆法商学院、上海中国公学的董事长。特别是蜀都中学,它是在中共南方局亲自领导与关怀下创办的,成为了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堡垒和中共掩护和转移革命同志的重要据点,一批青年学子由此走上革命道路。

  

  投身统战捍民主

  

  20世纪40年代,是周均时从一名完全的知识分子走向真正成熟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之重要转折期。他反思了从国外攻读学成归来,一心想用所学造福国民的历程——国民党腐败无能,使他“实业救国”理想破灭,转而走上“科教救国”的道路;回忆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志士杨沧白、熊克武、但懋辛对自己耳提面诲的影响;耳闻目睹诸多严酷的现实,特别是身处抗战终得胜利却依然混乱的时局,“我才开始明白唯一救中国的关键——改变现在的政治制度”。因而,周均时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开始接受、认同中共所主张的民主建国事业,到努力奋斗,直至为其献出生命。

  

  抗战胜利之初,人民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起内战。周均时对此非常不满,他不再沉默,而是走出象牙塔,真正行动起来。经重庆市文教界的多次劝说与支持,希望利用其声望和影响,争“民主议坛”一席之地,周均时先后参加选举,并当选参议员、立法委员。期间,他总是感言民众之声,拥护民众之权。在一次参议会上,周均时提出:“众所周知,《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字公布至今已经4个月了。《纪要》中明确规定:保证人民获得一切民主国家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纪要》中还有‘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处罚人民职权’等。而这些条文执行得怎么样呢?就在最近的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政协代表到会报告情况、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是大好事嘛。但是,在前后的八次会上,主要是第四次改在沧白堂开会以后,总有一批不明身份的人进行捣乱、破坏!他们狂呼乱骂、抛掷烟头、挥舞铁尺、木棒打伤政协代表和群众,这些符合《纪要》精神吗?”继而建议:响应上海“人权保障大同盟”发出的号召,大家组织起来,促进《纪要》尽快实现;要真正做到“取消特务机关”,对付重庆军警特霸道无忌、侵犯民权的暴行,就必须组织“人身自由保障委员会”。他的讲话得到了参议长胡子昂、秘书长陈云阁等正派参议员的赞同。胡子昂当即履行参议长职责,按照法定章程,主持举手表决,结果多数赞成,周均时的提案得到了通过。不仅如此,针对当时化龙桥地区警察分局局长杨安中与人争吵,甚而恃势拔抢、打死街上行人的事件,周均时以参议员身份,大声疾呼有关部门依法严惩主凶,保障人身安全。此事因此得到了社会极大的重视和关注,当局不得不将杨安中进行撤职法办。

  

  1946年,周均时受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之邀来到上海,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任职。不久,他在与民革从香港派到上海的郭春涛等建立联系后加入民革,为重庆市的负责人之一,开始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解放而斗争。有了坚定的信念,周均时更加积极投身于和进步人士、知名学者对时事的热谈中。川康滇黔四省民联成立后,西南民革负责人杨杰与重庆民联负责人甘祠森、黎又霖倡议组织了“十人小组座谈会”,以谈论时局,统一认识,联络情况,协调行动。其成员为民革与民联的精英和进步人士,周均时也是其中一员。他们学识较高,政治敏锐,信息畅通,因此每次探讨问题都较为深刻,并都会取得认识上的新收获。座谈中,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必将西南作为大后方和反共基地,而四川又是西南四省的关键,因而确定“保川拒蒋、迎接解放”为当前的工作方针。

  

  1948年底,敌特活动愈加猖獗,时局也愈加紧张,周均时约集重庆公私立大中专学校中有民主爱国思想的校长、教师四五十人在自家大厅举行座谈,并邀请《大公报》、《新民报》、《世界报》负责人参加。大家群情激愤,针贬时弊,痛诉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周均时站在维护学校尊严的角度,一方面提出师生言行应有法定自由,另一方面也反对某些校方趁战乱自收学费、压抑学生校外活动的种种行为,同时,学校课堂纪律松懈、借势欺压学生等现象时有发生。对此,他表示强烈的担忧与反对。最后经与会者一致同意,推举出包括周均时在内的数位热心分子,组成“文教界应变联谊会”,写出章程,征集会员,开展活动,共应局势。而这对重庆文教界随后开展的学生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

  

  甘洒热血献新华

  

  1949年春天,民革川东分会负责人王白与从上海回到重庆,在周均时家组织秘密集会,邀请杨杰、鲜英、黎又霖、何鲁、王国源等商讨并部署民革近期特别工作,提出一手抓武装、一手抓策反。杨杰在建议组织武装队伍的同时,要求周均时超越民革地方组织关系,以科技教育专家的身份与声望来团结进步学者。对此,周均时义正词严地表示:“文教界有识之士不会保持缄默,我会倡导大家挺身出来讲讲话,唤起广大群众的觉悟,用各种有效方法打破国民党当局妄想期待美援作垂死挣扎的迷梦。”并很快行动起来,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紧锣密鼓地开始策反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于周均时是重庆市民革负责人,而且参与了不少进步活动,很快引起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的注意,他派特务伪装后打入民革监察动向。而军统则将“内线”严守三(化名李森)埋伏在杨杰身边,并取得其信任,掌握了四川省民革组织情况。一时局势紧迫,周均时却不顾一些中共人士和亲友劝其“外出暂避一时”的提议,毅然直言:“眼看西南即将解放,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英勇斗争,最近我又见到新出的《挺进报》所提出用实际行动迎接解放的号召,怎么能在这种紧要关头临阵退缩呢?”“没有现在,何谈将来?我要留下,因为我的事业在重庆,我不能走!”

  

  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杨杰的一封密信从昆明托带给黎又霖,却不慎走漏消息而落在了特务手里,被军统掌控,再加之叛徒出卖,8月19日至21日,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等相继被捕。在白公馆狱中,面对敌人的诱降与刑讯,周均时坚贞不屈,坚持真理,并大声痛斥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现出一位爱国学者的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他身陷牢房,却尽可能地找书阅读和向难友讲授科学知识,还勉励同牢房的革命青年周居正:“居正,你是一个青年,前途无量,时代车轮滚滚前进不息,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你们的头脑、思想绝不能顽固,否则就不能接受新知识,便会落伍!”

  

  1949年11月27日,疯狂的国民党反动派举起屠刀,对革命者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周均时被敌特单独押出,仍镇静自若,在松林坡英勇就义,享年57岁。

  

  周均时的一生,是学者的一生,更是为救国救民奋斗的一生,当时《世界日报》总编陈云阁不禁为其所叹:“一生襟抱未曾开,虚负凌云万丈才。”

  

  作者/曹庞沛

  

  原文刊载于2012年3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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