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公安局诞生前后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9-17 09:55:59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并部署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

  

  二野前敌委员会(以下简称“二野前委”)决定由第三兵团进军重庆和川东南,并任命了重庆市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负责人。二野副政委张际春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任重庆市长、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张霖之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市军管会副主任,曹荻秋任市委第三书记、副市长,第三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刘明辉任重庆市军管会委员、军管会公安部长兼重庆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

  

  进军西南,成立公安支队

  

  为了解决进军西南所需干部的缺额,二野前委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抽调干部,并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招收知识青年,组成“西南服务团”。南京市委根据这个决定,从南京市军管会公安部和公安学校抽调干部和学生1125人,组成“西南服务团公安支队”(编号第6支队),作为接管重庆市国民党警察机构、建立各级人民公安机关的干部力量。

  

  公安支队由二野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南京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刘秉琳任支队长,南京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赵苍璧任政委,南京市军管会公安部办公室副主任李俊成、三处处长任成玉任副支队长,南京市军管会公安部人事处处长、南京公安学校副校长段大明任副政委。公安支队于1949年9月从南京分批出发。

  

  10月中旬,第三兵团在湖南常德一带休整待命,公安支队随军到达常德。第三兵团为充实接管力量,又从三兵团第10军、11军、12军和三兵团直属机关抽调干部400多名,使公安支队达到1500多人。

  

  10月底,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来到常德。11月3日,他们向团以上干部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国政协会议精神,介绍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情况。二野参谋长李达、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分别就解放西南的军事部署、执行政策和接管工作作了报告。重庆市委第二书记张霖之又对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和必须遵守的组织纪律作了报告。公安支队全体同志学习了这些报告,重温《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邀请川东地下党同志介绍重庆情况,为接管重庆做了充分的准备。

  

  11月15日,刘明辉在常德主持召开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会议,对接管重庆的工作进行了研究。会议通过了《接管重庆市治安肃特工作计划草案》,规定“入城后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求得迅速地恢复社会秩序,消除混乱,安定人心。对旧警机构实行即接即管,控制其交通、消防、卫生、刑警等人员,责令其急速各守职位,开始工作”,治安管理的重点“放在工商业区和复杂场所,以镇压和防止特务、坏分子的乘机破坏”。同时,会上组建了军管会公安部的组织机构,任命了各单位领导和接管20个警察分局、警察所的军代表。

  

  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内设一室四处:办公室,主任于炳然;第一处(人事处),处长段大明;第二处(政治保卫处),处长张若千;第三处(治安行政处),处长任成玉;第四处(总务处),处长蔡定金。公安支队即按照处、科和分局的建制,重新编队。至此,入城接管国民党警察机构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1月中下旬,随着解放军的猛攻推进,公安支队也加速了进军的步伐。30日,解放军强渡长江,重庆解放。

  

  整顿治安,顺利接管重庆

  

  重庆原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统治中心,除设有各级行政机关外, 内政部调查统计局(中统)、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和国防部二厅等机构的特务组织就多达43个,特务分子达8000多人。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各特务系统在重庆解放前夕纷纷布置了“应变”方案,制定了潜伏、游击、屠杀、爆破等计划。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_meitu_1.jpg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白公馆、渣滓洞屠杀关押的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200多人;爆破了5座兵工厂的部分厂房、设备及两处电站和广播电台 ;组织了“志农 ”“四一”“坚忍”“森卫”4支游击部队;布置了潜伏电台和潜伏人员。国民党的国防部和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除在重庆及周围布置有重兵把守外,还组织大批“反共保民军”控制各个地方。

  

  重庆解放后,被中央定为直辖市。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等重要机关都设在重庆。但是,当时社会治安十分混乱,大批被击溃的散兵游勇、各地逃窜来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充斥街头,干着不法行为。有的冒充解放军到处接收;有的鸣枪抢劫;特务、反动会道门则制造各种谣言。面对复杂局面,重庆急需整顿治安,迅速建立新的革命秩序。

  

  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向社会宣布成立。由于公安支队尚在行军途中,军管会公安部仅有刘明辉和少数几个人,但仍于当天进入保安路接管了重庆市警察局。公安部召集未随警察局逃走,等待解放的1200名警员开会,向他们宣布解放军的“约法八章”,责令他们暂守工作岗位。其中,一部分人被安排上街维持秩序,打扫街道,恢复城市交通。

  

  12月4日,公安部的干部已赶来38人,当即派出接管各警察分局的军代表。这些同志多是独自一人,有的只带了一名警卫员下到分局,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加上当时国民党的各区政府还无人接管,市领导决定由各分局军代表暂时代理各区的领导工作,任务更加艰巨。

  

  12月10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正式对外宣布成立,在保安路国民党警察局旧址挂牌办公。16日,西南服务团公安支队全体人员到达重庆,公安部随即派出干部充实各分局和警察分驻所的接管力量。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公安部共接管国民党的53个单位。其中警察系统33个,宪兵系统2个,特务系统15个,反动党团系统3个。此外,接收警察和宪兵5336名,并接管一批档案、武器弹药、被服等物资。

  

  采取措施,建立新秩序

  

  1950年1月9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刘明辉被任命为局长。局内的组织机构,即军管会公安部的组织机构,只是增设了第五处(企业保卫处)、公安总队、公安学校和公安医院,同时成立了20个公安分局,并在旧警察分局分驻所的基础上,建立了104个派出所。

  

  为了治理混乱局面,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市公安局)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重庆市委的直接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

  

  第一,以军管会名义发布《禁止非法接管的布告》。逮捕了以伪军排长刘大申为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刘伯承第11军”的非法接管组织和“浙赣边区纵队”“江汉游击队”等其他冒充解放军的非法组织,控制了接收的混乱局面。

  

  第二,收缴非法武器和电台。自1949年12月12日至1950年4月30日,全市收缴各种枪10162支,炮45门,各种子弹469箱又33盒234762发,各种炮弹706箱又2000发,手榴弹131箱又1700枚,地雷114个,电台、收发报机11部,以及其他物资。

  

  第三,协同警卫部队收容散兵游勇。从1949年12月12日至12月22日,10天时间就登记6500名,先后总计登记收容9000多人,且陆续遣送他们回到原籍,从而减少危害社会治安的因素,使刑事、治安案件数量都有所下降。

  

  第四,加强对抢劫、凶杀、盗窃、诈骗、贩毒、扰乱金融的案件侦破。匪特伍自强在1949年12月23日、27日先后两次抢劫作案,次年3月8日,被受害人发现。追拿中,他在七星岗通远门隧道前投掷手榴弹,炸伤群众后逃跑。公安局全力侦破,经过48个小时,罪犯伍自强落网。经军管会批准,于当日在七星岗犯罪现场将其处决。此事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第五,命令解散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等机构的特务组织。各特务组织的一切成员停止活动,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立功赎罪。以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李修凯为首的一批特务分子,分别向公安机关自首登记。

  

  第六,颁布交通管理办法,加强交通管制,对所有车辆实行登记,发给通行执照,没收非法车辆。

  

  第七,整顿市容,禁止乱摆摊点,惩处强讨硬要的乞丐和沿街聚赌的人。

  

  第八,整编处理“反共保民军”,留下一部分人在我警备部队指挥下,协助维持社会秩序。

  

  特别是在依靠群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重庆市公安局经过半个月的时间,广泛收集了一大批各种破坏活动和拒不自首的特务分子的材料、其他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的材料。遵照西南局和重庆市委的指示,于1950年1月18日进行了一次集中逮捕。这次逮捕活动由陈锡联市长亲自指挥,组织了全市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一万多人参加战斗,共逮捕特务分子、其他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1315名。

  

  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重庆市公安局整顿了社会治安,治理了混乱局面,逐步建立起新秩序。

  

  作者/杨慜

  

  原文刊载于2018年8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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