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探索横向经济联合之路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9-05 09: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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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经中央批准,重庆成为独立对外的内河通商口岸,直接对外贸易

 

  1983年计划单列后,重庆被辟为有直接对外进出口权的内陆口岸,享有直接对外洽谈、报价、成交、签约、发运、结汇、邀请外商、签发护照以及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等方面的权力,为重庆扩大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条件。当年,重庆立即开始自营出口,并首次组团参加广州交易会取得可喜成果,全市自营出口实绩占四川省出口总额的31%。
  
  为适应国际市场需要,重庆把引进技术装备,推进技术改造与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结合起来,调整和优化了出口商品的结构;积极开拓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在轻纺、机电、化工、医药等行业确定了一批出口专厂,努力发展品种完备的出口生产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对外贸易经营体系。
  
  在努力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重庆认真贯彻中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抓住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机遇,立足重庆,依托西南,联合沿海,面向全国,积极探索横向经济联合、对内开放的路子。
  
  重庆建言西南区域协作
  
  确定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以后,重庆从全国经济总体发展战略出发,特别是从重庆和整个大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自然资源开发条件考虑,为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尽快改变西南地区的落后状况,向党中央汇报了联合开发大西南的设想。
  
  1983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和倪志福的陪同下,前往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调研。26日下午,飞机抵达重庆,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和重庆市委副书记廖伯康前往白市驿机场迎接。一下飞机,书记处分管体改工作的胡启立就拿出中央关于计划经济改革意见的稿子,让杨、廖二人看后提意见。
  
  此次调研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除了考察就是听汇报。廖伯康趁着向胡启立和倪志福汇报的时机,谈了自己关于开发西部地区的一些想法。他认为,当时国家重点开放东部,是考虑东部处在开放前沿,但国家还应当考虑到自然资源大部分在西部,西部开发了国家才能均衡发展。他联系到重庆说,中央让重庆率先进行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说明中央也看到了这座长江上游最大工商城市的经济潜力。但重庆不是孤立的,重庆通过改革增长经济实力,必然会向周边地区辐射,同时也迫切需要周边的市场和资源,否则重庆在改革中迸发的活力会受到遏制。所以,随着重庆的改革试点不断深入,改善重庆周边环境,加强重庆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是巩固重庆改革成果的必然条件。
  
  谈到激动时,廖伯康直接建议:“现在东部上去了,西南怎么办?在中央没有新的政策出台之前,能不能让西南先搞点地区联合,自己组织起来求发展?”听完建议,胡、倪二人都表示赞同这一观点。此后,他们前往贵州调研。
  
  短短几天时间后,1984年1月4日,正在重庆大学蹲点搞调查研究的王谦和廖伯康,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从贵阳打来的电话,让他们立即前往白市驿机场,乘坐昆明军区的值班飞机赶往贵阳花溪参加下午3点的会议。
  
  二人进入会场时,会议已经在进行之中。胡耀邦亲自主持,云、贵、川主要领导均在座。事实上,会议从上午就开始了。主要是讨论“七五”如何实现经济翻番的问题。
  
  胡耀邦在会上的一席话,终于道出了此行调研的真实目的。他说,云、贵、川三省总面积占全国1/9,人口占全国1/6,而工农业总产值不到全国十分之一。所以从全国来看,中央认为确实需要认真研究西南的问题。西南经济起点低,不仅中央要考虑,西南三个省自己也得好好考虑一下,究竟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需要中央帮助解决的,要统一起来想清楚。抓几个问题,把问题抓好了,就活了。
  
  会上,廖伯康被点名发言。他这才明白,胡耀邦已经知晓此前自己同胡启立等人的谈话内容,并希望他能在会上讲给更多人听。于是,廖伯康直奔主题说:“国家先开发沿海,再开发西部,但西部不能坐等,能否在中央支持下自己组织起来,相互协作,共同发展?”
  
  顺利达成经济协调会
  
  廖伯康发言完毕,胡耀邦当场表态,赞成联合协作,并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他说,你们三省加重庆,能不能组织一个经济协作小组,研究解决一些互利互惠联合发展的问题,搞个“三省四方会”,一家三个人,轮流当主席,都有否决权,自愿互利,互通消息,愿意就干。
  
  当大家提议国务院部委派人参加时,胡耀邦表示反对。他认为国务院的部门可以当观察员,但不要参加领导小组,也不要投票,否则一投票就把地方意见给吃掉了。他还提议三省四方联合干,一年换一个地方,轮流坐庄,并直接点名贵州当第一届主席,大家一致赞成。
  
  第二天,由被点名作为第一轮东道主的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牵头,三省四方在宾馆开会商议决定,第一次会定在贵阳,时间放在4 月份。第二、三、四次会分别在重庆、昆明、成都,以后依次轮流。
  
  后来,广西听说西南成立了这样一个经济技术协作小组,主动要求加入,原定的“三省四方”协调会变成了“四省五方”协调会。同时,还作出了在重庆设常驻机构的决定。
  
  1984年4月,第一次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在贵阳金桥饭店如期召开。参加会议的除四省五方代表团外,还邀请了国家计委、经委、科委、民委、交通部、邮电部、化工部、铁道部、水电部、冶金部、煤炭部、有色金属总公司、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等部门的代表到会指导。
  
  会议从四省区五方的实际出发,各方代表团本着自愿互利、平等协商、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经讨论一致认为,要搞活经济,必须打破地区、部门界限,联合起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从生产、流通、科技、人才交流和培训等各个方面互相支援,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协调活动,逐步推进改组联合和专业化协作生产,把西南建设成为可以独立存在又能支援全国发展的现代化基地,使四省区五方的人民尽快富裕起来。会议还商定,在省会等中心城市相互提供设施、场地和服务,开设销售网点,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经济协调会的效果非常明显。在会后一年的时间里,各方就互派考察团800多人次,签订各类合作项目1500余项,打破了长期以来实际存在的隔绝状态。一些多年想办却单独难办的事办成了,如云南和四川联合开发金沙江下游;贵州和广西、四川分别合作修建了盘县至百色的公路和大方至泸州的公路,联合组建西南航空公司等;第二年又促成了南(宁)昆(明)铁路项目。总的说来,此次经济协调会对整个西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因西藏的加入,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发展为五省区六方经济协调会。后来又因成都的加入,进而发展为五省区七方经济协调会,规模不断壮大。
  
  从西南一片到长江一线
  
  在西南一片的经济协作过程中,西南地区各省区市以协调会为主要组织形式和重要依托,以交通、流通、融通和能源建设为合作重点,对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和生产要素区域配置进行高层次协调,促进了区域内优势互补。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也因此得到不断深化,重庆的交通枢纽作用和口岸作用得以更充分地发挥。
  
  为了进一步加强与西南一片的协作与联合,重庆于1984年制定了鼓励、欢迎外省市来渝投资和进行技术支援的11项优惠政策。1986年,又出台了《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补充规定》,在工商登记、财务解缴、投资规模额度、税收减免等方面对联合协作给予政策扶持和优惠,促进了全市横向经济联合协作的发展。到1987年,重庆与五省区建立了60多个行业和企业的群体、联合体,为发展区域经济以及发展同沿海地区和其他经济区的经济联系发挥了重大作用。
  
  企业之间横向联合的范围从生产领域扩大到流通领域,从简单的生产协作扩大到资金、技术、物资、人才等多种生产要素的联合,从短期、松散的联合转向稳定的紧密联合,从双边对口企业的联合发展到多个企业的联合,组建了一批企业集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称为“一代名饮”的天府可乐饮料公司,不但扩大了在全国各地的75家分厂的生产,还同8家外国公司签订了联合生产协议,与2家日本厂商建立了跨国公司,生产销售量和经济效益得到较大增长。
  
  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作用,1986年,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南宁等西南地区5个中心城市和协调会各方62个县以上城市联合组成了城市群体网络组织——西南经济区市长联席会,在西南地区各城市之间建立起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全方位经济联系,促进了城市之间的全方位开放。此间,在尝到区域联合发展的甜头后,有关领导提出,重庆仅融入西南一片还不行,应该向长江流域发展长江一线。
  
  1985年夏,在重庆的倡导下,重庆、武汉、南京三市主要负责人一齐来到上海,共同商讨开展长江流域城市区域协作事宜。12月,由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发起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在重庆成立。此后,长江沿岸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涪陵、万县、合肥、宁波等22个城市先后加入,首开了联合开发长江经济带的先河。
  
  1992年,三峡工程正式上马后,为配合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发展,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肖秧建议,在国家支持下由重庆牵头成立三峡经济区,将三峡工程建设与带动库区及相关地区发展结合起来。12月,重庆、万县、涪陵、黔江、达县、南充在重庆举行了三峡经济区工作会。第二年,三峡经济区域内发展经济的议事协调机构——四川三峡经济联合发展委员会正式成立。其根本特征是,依托重庆这个中心城市,以市场经济的办法促进跨区域合作,打破行政分割,走联合发展之路,充分发挥联合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
  
  从西南一片到长江一线,兼及周围一圈,重庆在与其他地区的联合协作中,逐渐形成以专题项目为纽带、行业协作为网络的多层次、多内容的联合协作格局,极大地促进了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
  
  作者/田姝
  
  原文刊载于2018年8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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