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永垂的红三军将领鲁易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8-30 09:42:30

  留洋学子从戎路
  
  鲁易原名其昌,字蕙孙,号绳武,1897年出生在湖南常德沅水之滨的一个书香之家。他自幼随父读书,聪慧好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新文化春风的濡染下,带着求知报国的远志,鲁易决意留学。经报考官费留日和北洋政府教育部按成绩的选派,鲁易于1918年进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明治大学虽是知名学府,但校舍陈旧,师资匮乏,中国留学生到后无法开课达半年之久。鲁易求知欲旺,每天带着面包一头扎进图书馆,一面自修日语,一面广泛涉猎报刊书籍。在这里,他开始认识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接触到一些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学习中思考着祖国的命运。身在异地他乡的鲁易依然爱国心切,目睹日本帝国主义欺辱中华民族的罪行,他满腔义愤。1919年5月7日,日本政府为纪念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举行庆典,规定中国学生也要参加。鲁易等留日学生在王若飞的号召下,于宿舍里议定:当日足不出户,集体抗议。面对学校即将给予的处罚,诸多学子仍不妥协,并毅然退学归国,鲁易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学业未成,鲁易不想就这样回家见人,于是归国后滞留北京。此时,支援五四运动的声浪在各地此起彼伏,青年学子中还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1920年12月15日,鲁易作为最后一批勤工俭学生来到法国巴黎,开始了艰难的求学生涯。在法国期间,他再次接触并进一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还与李立三、赵世炎等发起成立劳动学会,在参与留法勤工俭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时遭法国当局拘捕,不得不同蔡和森、陈毅等百余名学生一道被遣回国。
  
  回国后,1921年,鲁易与李维汉等随陈公培前往海南岛琼州(今海口),在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任教,兼任由徐成章等人创办的《琼崖旬报》编辑。翌年,经陈公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陈公培、罗汉、徐成章等6人组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琼崖地方组织,以教书为掩护、以报纸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同时,他还常常与留在法国的周恩来、赵世炎、熊雄等人保持着通信联系,互相介绍情况,沟通信息。
  
  8月,广州风云突变,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情势紧迫。1923年春,鲁易等热血青年决心投笔从戎,便联名致信熊雄,表示要在国内搞军事运动,希望能帮助介绍到广东的军队中去。熊雄立即复函,推荐他们去找粤军中的旧识陈铭枢。很快,鲁易等3人都被录用,他们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积极推动粤军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投身黄埔负新命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11月,周恩来从法国回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他从粤军调出鲁易到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不久,周恩来兼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转战东江前线,便委托鲁易留校主持部务和政治教育。
  
  鲁易很快投入到这份新的工作中,他与政治教官恽代英、肖楚女、孙炳文、安体诚等以基本的革命理论为内容,对不同政党和学派的思想采取兼容并包态度,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为加强政治教育的效果,鲁易重视并改进了教学方法,如聘邀谭延闿、何香凝、毛泽东、苏兆征、张太雷、鲁迅等国共两党领导人及社会知名人士来校演讲;规定各学生队每周至少召开一次政治讨论会;设政治问题箱,由教官开箱收集学生所提问题,在课堂上或校刊上公开回答;针对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组织政治教员编写《政治问答集》;组织学生到省港罢工委员会或广宁、海陆丰等地农民协会作社会调查等。此外,政治部根据一些部队的需要,还开设了短期政治训练班,为连队培养见习党代表。
  
  1925年8月,校党代表廖仲恺由于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遭国民党右派杀害。鲁易在动乱中勇挑重担,组织进步师生反击校内否定三大政策的逆流,稳定了军校的局势。不仅如此,他认真执行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指示,不忘身负党的秘密使命,在军校大力发展中共组织,增强党的力量。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指示,到1925年下半年,军校成立了由鲁易与聂荣臻负责的中共党团领导小组,其下设有几个支部和小组。他们不惧校内反动分子的威胁与攻击,巩固了党在军校的阵地。
  
  10月,军校政治部改组,邵力子任主任,鲁易升任少将副主任。是时,邵力子因公赴沪,便由鲁易以副主任身份主持部务。期间,他将政治部下设指导、编纂、秘书三股改为宣传、组织两科,其科长分别由杨其纲、聂荣臻担任,部内只留3名文书办理庶务,其余人员充实政治教官队伍。因此,政治部虽精简,但人员更加精干,适应了全校政治教育的需要。此外,为使学生牢记军校宗旨、激励其奋发向上的精神,在广泛征稿和悉心整理的基础上,鲁易还与宣传科成员编成了振奋人心的《陆军军校校歌》——
  
  莘莘学生,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军校政治工作产生的成效,引起了校长蒋介石的忧虑。他企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便指使亲信王柏龄、缪斌等组织国民党右派势力团体“孙文主义学会”,专与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作对。对此,鲁易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左派师生,允许他们通过《黄埔潮》、《青年军人》等刊物,揭露国民党右派打着“孙文主义”的旗帜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他对制造摩擦、寻衅闹事者予以痛斥,保护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等中共学生开展革命活动。由于王柏龄以军校教育长的身份公开支持“孙文主义学会”,鲁易便针锋相对,以政治部负责人的身份加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其斗争之决心,可见一斑。
  
  第一军中陷囹圄
  
  1925年底,黄埔军校毕业生骨干组成了扩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推荐鲁易任第二师党代表。因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当时思想倾向左派,蒋介石表示坚决反对。面对周恩来的力争,蒋介石便采取“叫一个反左派控制一个左派”的策略,将鲁易改派第三师任国民党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第二师)党代表,他(指蒋介石)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个右派,他就用了鲁易同志为党代表。”就这样,1926年1月,鲁易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职移交给从东征前线归来的熊雄后,便到第三师就职。为了加强第三师的政治工作,他征得熊雄支持,又从军校政治部调来杨其纲等人协助。
  
  第三师系粤军改编,各级军官中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较第一、二师少。鲁易便将第一、二师中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与所属第七、八、九团的党代表蒋先云、张际春、王逸常一起,形成共产党组织的核心力量。他们积极健全各级党代表和政治指导员制度,发展军队中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使各连队设立了党团小组。同时,努力开展政治教育,改善与规范部队作风,逐渐把这支旧式军阀部队改造成一支革命军队。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鲁易还在军中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3月13日,副师长沈应时在广州病逝,鲁易以此时机组织追悼会,并邀师长谭曙卿联名撰写挽联以表哀思:“陈林叛变,杨刘反戈,频年东战西征,幸有殊勋留纪念。”“军阀专横,帝国横行,此日内讧外侮,遥开续纩尚关心。”此联寓意深刻,表达了共产党员维护国共合作的诚意和对当前局势的忧虑。谭曙卿虽一度奉蒋介石的命令,派人暗中监视鲁易的行动,但鲁易把握得当,游刃有余,无懈可击,而且还争取到了谭曙卿的同情和出面支持,从而推动了第三师左派力量的发展。
  
  然而,蒋介石已不能容允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继续发展,便借口“共产党叛乱”,于3月20日蓄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紧接着,他派兵解除了第一军中共产党员的武装,并当众宣布:第一军中的“跨党分子”,或是退出共产党,或是退出国民党,只能有一种选择。面对周围荷枪实弹的士兵,鲁易与蒋先云等毅然站了出来,坚定地表示:“头可断,共产党员的党籍不可丢!”蒋介石闻之勃然大怒,当即将鲁易等人扣押于临时监狱。后由于周恩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强烈反对和社会各方的压力,蒋介石被迫将其释放。
  
  事后,蒋介石绝不允许被释放的共产党员返回部队,周恩来、鲁易等大批政治工作干部遂被排挤出来。5月,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大佛寺创建了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兼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鲁易则任区委秘书兼高级政治部训练班秘书,协助周恩来主持政治教育工作。在训练班,他开设了“反吴(佩孚)之意义与政策”、“政治工作方法”、“各省军事政治状况”、“党务工作”等专题,还请鲍罗廷、邓演达等作报告。通过鲁易等人的努力,高级政治训练班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为即将兴起的北伐战争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才。
  
  奔赴洪湖挑重担
  
  1926年夏,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共两党都向莫斯科中山大学输送了一批干部。鲁易经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谭平山批准,到苏联顾问团报名后搭船至海参崴,又换乘火车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留学生活。
  
  当鲁易赶到莫斯科时,中山大学第二期已经开学,他便插入第七班学习。在这个专为国共两党培养重要干部的理论班上,鲁易度过了两个春秋。他十分珍惜此次机会,学习非常刻苦,不仅学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俄国十月革命史》等课程,还自学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有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著作,思想上有了更多的收获,视野也更加开阔。
  
  而就在这两年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共产党掀起了土地革命战争。为投入新的斗争,1928年夏,鲁易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会的代表从苏联回国,由中共中央安排在上海担任中央军事部秘书。他积极协助周恩来工作,参与制定《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党员军事化问题》、《中央军事部关于目前军事工作计划大纲》、《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策略及工作路线》等文件,指导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设。
  
  192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及上海、江苏等地军事负责干部被叛徒出卖而被捕,中共党组织也屡遭特务军警破坏。紧要关头,鲁易协助周恩来转移干部、处决叛徒,保护党的机密。然而,情势愈加险峻,鲁易由于国民党军队中相识的黄埔旧人较多,不宜在白区工作,便于1931年初由周恩来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
  
  3月,鲁易抵达洪湖,协助中央代表夏曦筹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当时、贺龙、邓中夏率红二军团主力在外线作战,国民党军队3万人乘虚对苏区发动了两次军事“围剿”。当时,根据地内只有一支由地方部队编成的新六军,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立即决定由鲁易、段德昌、万涛、彭之玉、陈培荫5人组成新六军前敌委员会。鲁易对实际军事斗争是不熟悉的,但大敌当前,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带领根据地军民投入了战争。
  
  由于敌众我寡,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前委于5月派鲁易秘密前往宜昌,设法告知贺龙,请红军主力部队回援。此时,红二军团因在南下途中遭受很大损失,已改番号为红三军,因此,留在根据地内的新六军亦改为红三军第九师。接着,鲁易便与段德昌、万涛率第九师开赴襄北,打退国民党第42师肖之楚部两个团的阻拦,策应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
  
  9月,红三军主力第七、八师在贺龙、邓中夏、柳克明的率领下,进抵潜江县刘侯集,与第九师会合。在此,鲁易、万涛等按照夏曦的指示,召开会议批评邓中夏等的“南进路线”,指责他们脱离根据地,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并改组了红三军领导机构。除贺龙仍任军长外,邓中夏的军政委职务交由万涛接替,鲁易则接任柳克明的军政治部主任之职。新成立的前敌委员会由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及各师师长组成,指挥全军行动。鲁易对红三军遭受损失的原因缺乏了解,因而机械地执行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对邓中夏作了一些过火的批评。
  
  然而,就在红三军主力尚未返回洪湖之时,国民党军队于10月初开始大举进攻。留在根据地的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予正确的指示,致使江南苏区丧失。正当国民党军队开始进犯洪湖时,贺龙、万涛、鲁易率红三军及时赶回,并立即投入战斗,在短短的两个月内,红三军消灭进犯之敌3个团,乘胜反击,将根据地扩大一倍。
  
  护卫苏区洒热血
  
  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省委在监利县周老嘴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夏曦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发言,认为丢失江南苏区的责任,是红三军主力不应该转到外线作战,第九师更不应该去襄北,对此,到会代表几乎一致提出反对意见并严厉批评,而夏曦却置若罔闻。两天后,中央代表从上海赶到,把反对夏曦的声音压了下去,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并分别找人谈话。鲁易因而放弃了对夏曦的批评,承认自己“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不坚决”。会上,他还被选为中共湘鄂西省委监委委员。不久,鲁易改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学校第二分校政治部主任。而夏曦继续推行“左”倾错误,在整个湘鄂西根据地开展“肃反”运动。由于不信任根据地的干部,他又将鲁易从学校调出来,担任省委肃反委员会负责人。这段时期,鲁易协助夏曦工作,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1932年6月,蒋介石在武汉设立豫皖鄂三省剿共司令部,委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为司令官,纠集10万重兵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并首先占领了襄北。一场生死决斗的保卫战就要开始了,洪湖苏区全体军民同仇敌忾。鲁易被任命为红三军第七师政委,重上前线。他凭借多年的政治工作经验,加强开展红七师指战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鲁易与师长王一鸣奉命率第七师前往襄南打击川军,在京山攻城时受挫,损失较重。第七师撤出战斗后准备向第八、九师靠拢,行至天门县瓦集庙时又与强敌遭遇。鲁易与将士们一起坚持战斗了7个昼夜,待援军赶到后与之发起猛攻,毙敌2000多人。红三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死伤1400多人,不得不退守洪湖苏区。
  
  而敌军还在步步逼近,于8月开始进攻苏区中心地带——洪湖县瞿家湾。在军事会议上,夏曦主张分兵用两个拳头打击敌人,并否定了贺龙提出的转移出去开辟新区的意见。于是,按部署,第七师和警卫师的一个团留守保卫苏区,以阵地战阻击敌人;第八、九师和警卫师的另一个团跳出包围圈迎敌,夺回襄北苏区。第七师被留下后分兵接口,但仍然抵挡不住浩荡的敌军,节节后退,连续丢失了周老嘴和瞿家湾。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夏曦仍命令王一鸣、鲁易不能放弃苏区的每一寸土地,使其不得不在狭小的范围内作激烈抵抗。
  
  强敌压进,王一鸣和鲁易只得率领第七师在新沟嘴拼死堵击,战斗十分惨烈。鲁易强忍着悲痛与无奈,坚持亲临一线指挥,一连打退敌人三次进攻,但战士伤亡十分惨重,3位团长和1位团政委先后阵亡,鲁易的左臂也被飞来的弹片炸伤。他顾不得伤痛,继续鼓励身边的士兵继续作战。8月31日拂晓,敌军发起猛攻,突破我前沿阵地,因此必须立即转移。就在转移途中,鲁易不幸左胸又中两块弹片,倒在血泊之中。因伤势过重,当担架被紧急抬至后方医院时,鲁易已经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时年35岁。
  
  1985年,监利县人民政府在易家台红军墓地修建了红军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碑,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了碑名“青史永垂”,聂荣臻元帅也题写了“鲁易烈士纪念碑”字样,以纪念红三军将领鲁易。
  
  作者/毛峥嵘
  
  原文刊载于2012年3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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