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风苦雨 传奇人生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8-29 09:36:50

  从王庸到王夔
  
王庸,重庆市奉节县大寨乡人,出生于1915年5月30日。4岁时便失去母亲,此后又逢军阀战乱,不得安宁。王庸初时在家念私塾,后考入离家几十里的高级小学,成绩颇佳。毕业考入县属夔中(后改为奉节中学),为了省钱,再考插班。中学毕业后,王庸当了4年小学教师。初入社会,他深感现实的冷酷无情,军政当局频频调换,鱼肉人民,于是立志救国救民,到外求学的愿望油然而生。考虑到经济状况,王庸决定报考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然而,省教育厅不承认他跳级插班的学籍,王庸便用他哥哥王夔的文凭,于1936年秋考入了省万师。从此,王庸就变成了王夔。

省万师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摇篮。肖楚女、李嘉仲在校时,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并在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王夔进入省万师后,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等进步书籍,沉浸在革命真理的汪洋大海中。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逐渐形成,万县城中先后开设了几家进步书店,王夔见到好书就买,并且预订了在香港出版的《资本论》。《新华日报》创刊后,他立马订阅了一份。这时的王夔,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理论学习和参加各种抗日救亡社会活动中。到校第二年,便由陶敬之介绍加入了救国会,次年初又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9月,王夔由蒋忠槐、黄蜚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他先是“民先”队员,无候补期,当即由中共万县县委指定担任支部书记。接着,王夔又介绍同学彭咏梧、廖化坚等人入党。

不到一年时间,省万师发展的党员占学生总数的1/3。此时,一个同学记有入党经过的日记被校长夺去,其中有经何人介绍入党、与某某等一同宣誓以及王夔去监誓并讲话的情况。校长回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开除王夔等七八人出校。后经劝说,也害怕全校党员因此闹将起来,张扬出去,校长地位难保,遂改为提前举行毕业考试,任其离校。王夔提前毕业离校后,彭咏梧接替他担任学校党总支书记。

奉节被捕
  
王夔离开省万师后,万县鸡公岭小学请他去上课。经万县中心县委安排,王夔先后担任涪陵区委书记和云阳县委组织部部长。1940年1月,又调回奉节县担任县委书记。3月,王夔到奉节红庙子小学任教,并准备接手奉节中学学生支部就近领导。原特支书记卫才珍写信给奉中支部书记杨大器,叫其找王夔“合伙做生意”,以此接上党的关系。杨大器是学生,王夔是教师,他们能“合伙”做什么“生意”?这引起了奉中军事教官的怀疑。不久,王夔得到消息,国民党特务视察专员在奉节召开会议,指明他是共产党人,近日将予逮捕。有知情的老师劝他离校回避,但王夔心想,还没开展工作,便闻风而逃,岂不令人耻笑?何况当时国共合作抗日,他们拿不出证据,自然难以断定。然而事隔两日,王夔果然被捕了。

奉节县长易元明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罗玉策等人对王夔进行了三次审讯。威逼劝诱之下,王夔始终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对于难以回答的问题,则采取一问三不知的策略,不予答复。敌人无法,只得继续关押。此间,王夔一边注意与看守打好关系,以伺机逃跑,一边等着哥哥王楚珩向组织报告后的指示。王楚珩到万县后没找着党,辗转到云阳,党组织指示:“被捕后可用《全民抗战》、《抗战三日刊》的言论与反动顽固派辩论,以一个普通爱国者面孔战胜他们,必要时可以承认是救国会员。”

这时,一个代理军法官对王楚珩说,让王夔随便写点无关紧要的事,由他笔下生花,骗过上司,就可使他获得自由。王夔听到这话,想起“必要时可以承认是救国会员”的话,便写道:“参加救国会时不知为法律所不许,如今自愿退出。”后来又通过家人四处拜托,县里答应若王夔写反共文章在《万州日报》、《川东日报》上发表,被认为可以时就放人。王楚珩专程进城将这个情况告诉王夔,王夔说:“反共文章绝对不写,若写了活着也是行尸走肉,一生的奇耻大辱。但要趁此机会住在狱外,然后逃跑。”随即,王夔借写反共文章之机取了铺保,相对地得到了一些自由,马上买来一些纸笔做样子,又以浆洗衣物的名义,转移出部分衣物,准备好了路费。

一日,王夔偶然打听到奉节县长易元明将乘船去万县开春季行政会议,便趁机向政警队长请了假。他来到河下,于次日拂晓乘轮东下到秭归牛口镇,继而结识了一位下士班长,领着王夔一道上了兵差船。过万县后,王夔继续上行,混到了重庆。

 没有党籍的党费
  
王夔来到重庆,即去《新华日报》门市部询问,门市部的同志指点他去曾家岩50号周公馆找陈家康同志。陈又指点路径叫他去八路军办事处,并告诉他周围特务活动的情况,什么时候比较安全,碰上特务盯梢而甩不掉时,就仍回到周公馆去。王夔平安地到达了办事处,先是口头汇报了他被捕后的情况,然后又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提出要求:到延安学习或是介绍到工厂当工人。由于王夔是从奉节政警室逃出的,招待所陈所长代表组织宣布:“政警室是有武装的。跑脱了是侥幸,跑不脱就会写反共文章。好的方面是保全了组织。给你18元纸币,出去自找职业。”王夔感到受了莫大委屈,不由痛哭失声,解释奉节的政警室不是武装,也不是特务,只是一些地痞、流氓,没有编制,也没有薪水,是靠吃原、被二告的游民。最后说道:“你们不要我革命,我也要革命到底!”陈所长便说:“那你每半年来山上一次。”王夔表示同意,并把他的化名齐晓斋告诉了陈所长。

下山后,王夔通过同学介绍,在铜罐驿乡公所谋到一干事的工作。这期间,王夔又到曾家岩找陈家康,要求派一位熟悉下川东情况的人与他晤谈,澄清奉节政警室的性质。等到约定时间去时,接待他的是云阳人龙潜。龙潜主要是来考查他是不是真正的王夔,以便断定其是否派遣特务。问了若干奉节的情况,只字未提政警室,在判明了王夔的身份后,龙潜宣布:“保留你的党籍,待奉节解放后,查阅档案,再做结论。”

王夔听说保留他的党籍,尽管奉节何时能解放不得而知,但组织上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使他很受感动。他当即向龙潜缴纳党费,龙说不能收党费,王夔便要求自己按应缴党费数额交,组织上当着捐献收。从此,王夔每半年上山一次,便交6个月的党费。不久龙潜去华东工作,王夔便与荣高棠联系。

 特务窝里搞“特务”

  1942年上半年,王夔受聘在巴县南龙乡中心学校当教导主任。学期结束前,得同志来信,介绍他去铁道运输司令部工作。经过面谈,部里给他一个上尉报告员的职务,具体工作是就全国铁路运输情况每月写一份总结报告交司令部。由于这是军事机关,必须加入国民党才能到职。为此,王夔专程向陈家康请示。陈家康说:“你的组织问题山上解决。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我批准。”就这样,王夔到了铁道运输司令部。次年春节,王夔突然咳血,经查有肺结核病灶。这时,周志明专程来渝找他去江津私立世德小学任教,意在把这所学校办成已暴露同志的转移去处。王夔即辞去铁运司令部工作,并于离渝前把铁运司令部全国范围人员通讯录及各路车辆状况写成一份材料交与《新华日报》营业处。

王夔的谈吐与讲课深受世德小学董事长的赞许,提出下学期由王夔担任校长。由于自己是受国民党通缉的在逃者,若是执行校长权力时触怒了什么人,被揭露与告密都有可能。所以,趁董事长外出之际,王夔领着爱人双双离校。重庆接待王夔的人有限,王夔也不愿让同志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他只能在晚上打铺睡觉,早上出去奔走。不久,王夔听说叶培根在他家乡的中心小学当校长,去找他定会受到重用,便去信试探,果然应验。1943年,王夔起到校担任教导主任,另兼一席课,爱人袁先琴同去任教。

到校之后,王夔才知道自己进了“特务窝”。校长叶培根不对学生讲话,更不讲课,也不住在学校,他掌握用人大权,编织关系网。学校有两位女教师是他亲戚,另有两位女教师是特务专员的老婆,本身也是特务。还有一位本地教师,住街上,也是特务。为宣扬自己,叶培根还亲自跟王夔透露了自己特务专员的身份。一下子落到特务窝里,王夔毫无思想准备,冷静一思考,只要保持高度警惕而又处之泰然,特务窝里也可以有作为,甚至大有作为——凭借特务专员聘请办学的主要负责人这把保护伞,和特务来往,在特务窝里搞“特务”,很可能取得有用情报。

王夔在任何地方都要订阅《新华日报》,并且是亲自到邮局去取。农业部中统特务专员刘梦仙的老婆是负责检查邮电通讯的特务,王夔打通邮局职员,把中统局寄他们的指示、通报材料之类拿回学校,看后封好退还,重要的则摘抄下来送《新华日报》营业处。送报员说刘梦仙也订有《新华日报》,还曾邀请他去家里玩耍,并打听当地有哪些人订阅《新华日报》。王夔马上告诉送报员刘是特务专员,切莫再同其交往。自此,《新华日报》停止在当地发行。王夔的那份则置于金刚坡茶馆,每逢星期日自己去取。

1946年夏,王夔再去八路军办事处,方知南方局已迁往南京,荣高棠已去北京军调处工作。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吴玉章任书记,张友渔任副书记。翌年2月,王夔到曾家岩50号找省委,张友渔接见了他。不久,国民党关闭了《新华日报》,四川省委的工作人员也随即撤回延安。王夔与组织上的联系又中断了。

战地重新入党  亲见彭咏梧牺牲
  
1947年秋,王夔来到50兵工厂子弟小学任教,该校绝大部分教师都是共产党员。开学不久,他收到一封信说家里有人要见他。“家里”二字其实是指党。他高兴得睡不着觉,如期到达指定地点,见到了王璞。王璞向他介绍了当前形势后,便说下周在磁器街茶馆将有熟人找他谈具体任务。王夔来到茶馆,来者竟是彭咏梧。彭咏梧动员王夔下乡去搞武装斗争,用重新入党解决党籍问题。王夔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并与汤溪特支书记唐廷璐见了面。经汤溪特支决定,王夔到巫溪工作。

王夔带着布匹,扮成走乡串户的货郎,直奔巫溪檀木坪。他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在矿山、在河边,同工人吃住在一起,谈家常、讲革命道理。很快,在这里发展了两名矿工和一名船工入党。接着,王夔又专程去百多里路远的汤家坝发动农民。这的农民大多是由奉节逃难去的,他们都知道王夔是从敌人虎口中跑掉的共产党员,因此坦诚相待,彼此放心。

王夔遍访乡民之后,发现贫困状况严重。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没有一家用垫絮,冰天雪地里都是竹席,有的连盖絮也没有,过夜靠烤火,结果是“前面烤糊了,后面冻木了”。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革命者能不举起大旗?难怪这里1940年闹过神兵,花脸皇帝以天仙观道士为军师,卢秉良为元帅。这位元帅如今就在汤家坝乡公所当干事,王夔同他见面之后,一拍即合,卢愿在党的领导下干革命。

王夔回到檀木坪时,卢秉良已率领10余名战士去奉节取回手枪10支,准备近期举行暴动。不几天,卢光特来到檀木坪直接指挥起义。原来设想攻打大宁盐场,被敌人警觉,情况变化,退而攻打西宁桥。因出其不意,起义队伍不战而胜,缴获步枪10余支、土造八音琴1支,并将所缴获的国民党搜刮的玉米分发给群众,继而来到奉节老寨子会师。在老寨子,王夔与彭咏梧、蒋仁风、陈太候相见。彭咏梧告诉王夔,川东特委已批准他重新入党,其爱人的工作和孩子们的生活,组织上将予照应。

起义在胜负交替中进行着。不久,众人研究决定部队去汤家坝整训,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由彭咏梧带领的去汤家坝的一路约60人,王夔随行。行军第二天,队伍来到奉节与巫溪交界处的黑沟淌,正吃早饭时,尾随而来的敌军一个加强连用枪榴弹、机枪封锁了道路。敌我力量悬殊,仓皇应战,我方处于不利地位。战士们突围冲出住房,王夔与彭咏梧一同冲出屋外,分散隐蔽。在一片开阔地上,彭咏梧受伤了。一名战士伏在附近,老彭要他带一纸条给王夔,战士稍一迟疑,彭咏梧已将纸条吞入腹中。那时,王夔在离彭咏梧牺牲处约莫5丈处,却因隐在敌人的机枪射达不到的位置而又见不到彭咏梧。那个战士把彭咏梧要他带纸条的事报告王夔,这时王夔身边仅有战士六七人,土造步枪2支、手枪3支,王夔本人使用一支土造八音琴、子弹5发,只能近距离射击,无法前往相救。彭咏梧是赤手空拳被敌人击中的。

王夔带领这六七名战士直奔汤家坝住了下来,随即到二郎乡袭击一保长,缴获步枪4支及一些物资。这时,不仅人员扩充不起来,而且还有人以各种借口要求离开队伍,因而不得不解散队伍,分别潜伏,待与组织联系上后再作决定。农民就地回家,王夔和檀木坪3名战士回到山上后,1名青年也不辞而别回了家。另外两人入了伪乡长的圈套,他们以保障王夔的安全为条件,交出了武器,派人前来领王夔下山,在河下准备了船只,将其送至大宁厂廖迪生家。廖迪生与王夔是初中同学,给他开了通行的证明文件。王夔经过黑龙门下河坝翻山去云阳洞鹿坝,一路别无风险,在云阳县城乘轮船回到重庆。

纸烟客策反县长起义
  
1949年春,重庆广大教职工和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热潮,组织上派王夔去沙磁区领导学生运动。“四二一”大游行后不久,王夔被组织任命为开县县委书记,与杨建成、邹予明、陈仕仲等人同为万县中心县委委员。

他回到万县,购买香烟、皮篓,装扮成卖烟货郎,日夜不停地学着挑担子的步伐,穿街走巷,开始熟练后又到县城周边的农村窜乡走户。经过几天的练习,终于像个真正的“纸烟客”了。于是,一个晚上,王夔挑着纸烟担子走了180里路,于第二天黄昏时到达开县卿敦明家。王夔当即发展卿敦明为共产党员,卿敦明将王夔安排在衙门口摆个纸烟摊作为掩护。人们都称其为“王纸烟客”。

开县的党员在600人以上,绝大部分是近两年发展的新党员,经历了国民党大逮捕的考验。王夔的任务是清理和整顿原来的组织——在白色恐怖时表现坚定的,立即恢复关系,建立健全组织生活;一度产生过动摇情绪而又及时改正了的,可恢复单线联系,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再编入小组。并在空白地区建立和发展组织,以迎接解放、配合接管。

1949年6月,王夔到开县不久,便与省万师的同学、清江中学教导主任廖化坚接上了关系,建立了中共温泉支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实行“以军管政”的政策,在开县连续换了3个县长。9月,川鄂绥靖公署任命廖敬安为开县县长及两开(开江、开县)城(口)巫(溪)四县剿匪总司令。廖敬安原在范绍增部队当兵,由士兵逐步升至师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被编入黄伯韬兵团。因不是嫡系,淮海战役前夕被削去军权,领受国防部少将部员的空衔回到开县。他一到任,中共开县地下党就对他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他与蒋介石有矛盾,是可以争取的,同时他是开县人,动员他为家乡做件好事也有可能。据此,王夔指示城厢区委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好廖县长的统战与策反工作。经过我方人员的劝说,廖敬安接受了起义的安排,但要求会见党的领导人。一天晚上,廖敬安与王夔见了面,廖要求不立即宣布起义,他要去说服一些上层人物。王夔向他交待政策,要他保护好地方,保存好档案。

11月30日,廖敬安在开县税捐稽征处举行有全县主要官员和士绅参加的宴会,邀请王夔出席讲话。王夔从容不迫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详细讲述了共产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和新民主主义纲领,向与会者指明了前途,进一步消除了与会者的疑虑。经过热情细致的交谈,大家一致表示赞成起义,听候接管。

1949年12月8日,开县和平解放。

 重返故乡肃匪患
  
“待奉节解放后,查阅档案,再做结论”,王夔期待着组织为自己落实政策。然而解放伊始,百废待兴,是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忘我工作的时候,王夔只是将自己的真名——王庸恢复了,从王夔变回了王庸,其它一切照旧。

王庸担任中共奉节县委宣传部部长,回县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征粮、剿匪。原县三青团干事长王培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摇身一变当了“神兵”头目,指挥着一群兵痞流氓,狂吼“打不进”、“杀不进”,在王庸回县的第二天便率领神兵来攻打县城。当时城内守兵不多,但火力足以制服这群乌合之众,王培琪也在不久后被捉拿归案了。青帮头子黄泽旺曾是王庸的同学,王庸写信给他,叫他悬崖勒马,返县投诚。不久,黄泽旺果然自己回城了。

奉节南岸土匪势力较大,匪首王学初发动暴乱,打死了安平区长和一名干事。县委决定叫王庸带一排人前去进剿,随后又调来一个连,进驻匪巢甲高坝龙脑山中学。王庸曾在此教过书,对王学初的父亲和哥哥都很熟悉,便亲自去会晤,交待政策,希望他们能促使王学初放下武器,但毫无结果。一日,获得确切情报,土匪在五马石岩上集中,准备要大干一场。王庸随部队连夜出发,长途奔袭。次日凌晨交火,土匪无力还击。王庸在队伍后面,未参与作战,由于身边的警卫员是刚参军的农村青年,跟随部队追击逃匪未归,王庸恐其受伤倒在什么地方,便到处去找。没想到王庸这个行动,竟搜索出八九个残匪,并缴获了他们的枪。

1950年9月,王庸正搭起班子开始训练减租退押干部时,接到了到西南局党校学习的通知。王庸回原籍工作不到10个月,又离开了家乡。

 劳教所的十余年
  
1950年10月,王庸到西南局党校学习,中途组织抽调留校工作,并于1951年将其爱人袁先琴调入校内工作,孩子们也从奉节、巴县集中到党校。漂泊流浪半生,这时才正式安了家,一家人团聚一堂,有好几个孩子甚至是与父亲第一次相见。

王庸在党校搞行政教育工作,歇台子新校舍落成后,学校与西南革命大学合并,扩大了规模,并为工农老干部开设文化课,设立文化教研室。王庸担任主任,运用速成识字法教学,学员学习进展很快。党校专门修建文化部后,又派王庸去搞理论教学工作,先送到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以提高理论水平。但在北京报到后的体检中,王庸被查出所患肺病未痊愈,不能参加学习。这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让病魔给毁了,对王庸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离京回渝后,自己购买了《资本论》来学习。这时,学校安排其到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搞教学工作。为了能顺利完成这项新任务,王庸将病情置之度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整天想的只是工作、工作,再工作!

1957年冬1958春,党校开始“大鸣大放”了,王庸又被推上风口浪尖。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和公职。1958年3月,被送往峨边劳教农场劳教。

峨边一带,大山起伏连绵。农场在半山腰,临近原始森林边缘,四周不见人烟。王庸在此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15个月,但此期间从未间断过学习马列主义。他担任劳教人员的学习大组长,处处以身作则,带头和积极推动组上完成生产任务。队上派人下山到河边担苕藤,他主动要求参加,连夜下山把苕藤担回,又和大家一道栽插下去。任务完成了,可王庸的左腿却从脚趾到膝盖都肿了起来,不能下地站立。到农场卫生所诊治,才知道是腿上肌肉损伤,内已生脓,既不能锯断腿,又不能剖开肌肉取出“化脓”物质,只有用保守疗法,让肌肉慢慢吸收“脓化物”,从此留下痼疾。

后来,王庸得到劳教所领导的照顾,派他保管物资。在那灾荒年头,一般都认为这是一个好差事,总能偷偷摸摸的得点好处。王庸则不然,他忠于职守,管好物资,一点不含糊。劳教农场里情况很复杂,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有,盗窃事情时有发生,而在他的保管室内,则从未发生过。他自己更是从不占半点便利。一位兽医常到农场给猪牛治病,与王庸有一定交情。一天晚上,他俩住在一起,面对着保管室里堆积如山的粮食、土豆,他俩饥肠辘辘也不动一点来充饥。只是望着黑乎乎的天花板,用其它话题来转移注意力。

仓库周围荒野土地多,王庸每天都开挖,种上南瓜等蔬菜,到春天打岔藤、授花粉,像照顾宝贝一样无微不至。由于底肥充足,勤于照料,硕果累累。每到丰收,王庸都是自己留下少部分,绝大部分交厨房供大家吃。在山上,农场以玉米、土豆为主食,能吃点新鲜蔬菜,大家都很高兴,而他对能为大家做点益事也感到宽慰。

王庸被划为右派之后,主动与过去党内外亲朋好友断绝了往来及通讯联系,以免影响他们。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次年遣送回家路经成都时,他去党校要求留下在校农场劳动,被党校办公室主任拒绝了。王庸对此感到绝望,无处可去,只得再回到劳教所。小凉山区有一种浅黄色的小琴蛙,因它的叫声有如琴声而得名。王庸捉了几只放在门前的小水池里,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由几只繁殖到几十只,用美妙的声音缓解着王庸的思念与忧愁。就这样,王庸只身孤影地在这茫茫的小凉山上,又度过了本来不该在这里度过的十多个春秋。

1972年,王庸被遣送回到巴县与家人团聚。这次“团聚”,实际只有3人。有5个子女响应知识青年上下乡的号召,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妻子袁先琴,结婚30载,分离15春,一直默默支持着王庸的工作。因与王庸的关系,她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已病入膏肓。王庸到家第三天就去参加劳动,当苦力挣钱养家糊口。不久,袁先琴与世长辞。王庸家破人亡,生活无着,不得已与哥哥王夔的遗孀罗静容组合成一家。

最后的总结
  
“四人帮”倒台后,全国形势逐渐好转,冤假错案逐步得到清理。王庸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解决他的问题,多次奔波,没有结果。1977年,王庸见当年的党校校长龚逢春已进入全国政协常委名单,立即去信请求帮助,解决工作问题。龚校长已卧病数年,由他夫人执笔回信,多方托人帮助解决问题。原来,王庸被划为右派的事,他当时因生病住院根本就不知道。这时,王庸又赴成都找四川省党校(西南局党校后改为四川省党校),要求改正他的“右派”问题。在原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后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野苹等老同志的关心下,得到了解决,肯定了王庸的话语不属于右派言论,恢复了党籍。

随即,王庸又向省党校提出申请,要求重新审查存于万县档案馆的材料中提到他“被捕后当了叛徒”的历史,恢复他在1938年9月入党的党籍。1984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处作出结论,经省党校党委批准:“……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王庸同志被捕后仅承认自己是救国会员,也是别的同志以组织名义要他讲的,从狱中逃出后,积极寻找党组织,自觉进行革命工作。这既不属于‘政治动摇’,更不属于‘以共产党人向敌人悔过自新’。因此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党校和中共中央第七党校两次所作结论应予取消。王庸同志的党籍应从1938年9月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之时计算。”

文革后期,王庸调到西南农业大学原农经系任办公室主任,廖化坚告诉他:“当年曾照顾过你的李萱华在北碚,有事可去找他。”廖化坚又给我写信说,当年“王纸烟客”已调西农工作,叫我有机会去会会面,看望看望他。

当年王庸到清江中学的几天,正患疟疾,我作为廖化坚老师的“助手”,给他抓药、熬药,端茶送饭。后来为送廖化坚给他的一封信,又在开县衙门口见过一次,他还请我吃了一碗面条,此后就再也没见过。这次在北碚联系上后,见面的机会就慢慢多了,特别是我从北碚地方志办公室退休以后,我们交往甚密。王庸同志一生坎坷,身体极度衰弱,我经常去他家看望,听他摆谈往事,越听越觉得还要听下去——他这传奇的一生,艰苦离奇,英勇顽强,使我深受触动。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他自感身体难于支持时,要我与他晚年在重庆烈士陵园为烈士写传记的同事谭重威为其立一份遗嘱。由他口述,我们记录整理,然后再由他本人订正,送交北碚公证处公证。其实,这哪里是“遗嘱”,而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与交待。读罢令人感慨万千。

1996年2月,王庸走完了他81年的革命历程。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在临终前夕提出要见我一面,还有话要对我说,可当我得知消息赶去时,他却已经走了……

作者/李萱华

原文刊载于2012年3期《红岩春秋》杂志

 

热门文章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