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懋昭:几十年后被追记大功的革命烈士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8-29 09:30:29

  1983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在北京接到仪陇县委的一封来信。信上说,他们在征集党史资料过程中发现一个叫席懋昭的重要线索——此人1935年曾被四川省委派到大渡河迎接中央红军,并护送陈云去上海,以后两人还在延安见过。1949年11月牺牲于重庆渣滓洞。问询陈云同志是否能够证明?
  
  这封信激起了陈云对长征的回忆,让他陷入深深的沉思。在他的记忆中,是有这么一位护送他去上海的同志,但时隔数十年,已记不起那位同志的名字,只记得当年他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其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于是,陈云叫来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让查一下这位席懋昭同志的情况,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调查线索——查找延安中央党校是否保存有席懋昭的档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革”十年动乱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得到纠正解决,特别是对重庆“中美合作所”及军统集中营死难者的复查工作迅速展开。重庆解放后,“11•27”死难烈士筹委会随即组成烈士评审委员会,根据审查烈士标准,于1950年1月18日至26日在全部死难者331人中确定为烈士者236人,其中95人未定烈士。1981年12月10日,鉴于殉难者的战友、领导、亲属、狱中脱险难友等纷纷来信要求,中央组织部发出抓紧复查在重庆军统集中营被害而尚未定烈士人员的通知,并着重指出:“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对死难者及其家属子女负责,也是对现代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负责。”
  
  在复查重庆“中美合作所”暨军统集中营被害的未定烈士工作中,一位由西康远道押来渣滓洞关押的死难者席懋昭引起了当地史学界和党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那么,仪陇县委写给陈云的这封信是否能为这位渣滓洞的死难者证明和澄清,让难以深入下去的烈士复查工作峰回路转?
  
  在陈云提供的“灵关殿小学”这一重要信息之下,不久,四川省委组织部给陈云寄来一张照片,且查实了席懋昭确曾在灵关村担任过小学校长,他的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
  
  陈云仔细地端详着照片,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眼前,脑际中不由得浮现出长征中的一幕……
  
  护送陈云出川
  
  1935年5月,中央红军突破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到达西康省天全县境内,即将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大雪山、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就在此时,中央红军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中央决定派陈云去沪,一方面恢复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一方面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可当时红军处在敌人的包围追剿之中,从天全县到上海约有数千里,且关山重重、道路险峻,要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保障陈云安全出川就成了棘手的问题。
  
  曾任中共成都北区区委组织干事的席懋昭,是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不久,一天,他突然接到党组织通知,说有人叛变,特务正四处搜捕,组织决定让被出卖的席懋昭等人立即转移到西康一带活动。1935年春,席懋昭通过在刘文辉24军5旅28团当营长的长兄席伦的关系,在天全县谋了个灵关殿小学校长的职位隐蔽下来,并在组织的安排下与任该校教导主任的党员贺伯琼结成革命夫妻。当中央红军北上经过天全县境时,他们联络当地党员魏守端,组织起一支小游击队,以大刀长矛、鸟枪为武器,袭扰敌民团,接应红军入城。
  
  当进驻天全县的中共中央正为陈云出川之事犯难时,恰逢有人告知中央首长,一个叫席懋昭的人领导的游击队刚参加红军队伍。眼下这支熟悉当地情况的队伍中不是正好可挑选出合适的护送人选吗?!听完游击队的情况汇报后,组织上认为这位只23岁的领导者有斗争经验,应变力强,熟悉周边各县地形,又是久经党的考验和艰苦斗争锻炼的同志,是最佳的护送人选。刚参加红军才7天的席懋昭在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后,深感这一任务既光荣又重大。
  
  为冲破敌军的层层封锁,经中央研究,由川西往川东到重庆,经水路到上海是出川的最佳路线,并规定此次行动任务为高度机密,必要时席懋昭要以生命为代价保证首长安全。计划已定,陈云和席懋昭开始准备行装。他俩穿上了乡村教师的长大褂,目的是为顺利通过沿途盘查。当时,教师在乡村中是受人尊重的职业,席懋昭又是小学校长,便于掩护。
  
  中央考虑到陈云要顺利通过目前的险关,得有一个能打通关节的人物引路。恰巧,红军抓到了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待陈云和席懋昭启程后,有意让家住荥经县的教育局局长“乘人不备”逃掉了。一天,天下着濛濛细雨,在泥泞的田间小道上,席懋昭“偶遇”了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教育局局长,便上前主动搭话,声称自己和同样装扮成教师的陈云前几天被共军围了去,刚从县上跑出来。教育局局长信以为真,喜出望外,便讲出他好不容易逃出来的实情。于是,三人成了“难兄难弟”,结伴同往荥经。他们走山路,翻山岭,穿密林,在快到荥经县的山口遭遇民团挡道搜查,教育局局长亮出身份,还与民团头领打招呼,巡防的民团一看是熟人,点头放三人过卡。在教育局局长的再三邀请下,陈云和席懋昭还到他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推说要去投奔远亲,两人即行告辞,踏上了前往雅安的路途。来到僻静处,陈云又换装化为商人,席懋昭则扮成随从采购的样子,这样到西康省府之地才不有失身份,万一查到,也好说是收山货的。席懋昭利用对当地及周边地形的了解,带着陈云夜走小路、山路,钻山沟,沿途应付敌人一道道的岗哨盘查,辗转10余天,途经雅安等地到达了成都。
  
  当时,国民党中央势力以围堵红军之名已渗入四川,镇守蓉城的刘湘和蒋介石一个鼻孔出气,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这杀气逼人的反共氛围,让进城后的陈云和席懋昭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他们穿街走巷,避开易引人注意的闹市,躲开巡逻的军警、便衣特务,来到接头的地方。与陈云接上关系的人只匆匆说:“这几天外面查得紧,成都不能久留,你得赶快离开这里。”第二天一早,陈云托人去到成都春熙路31号的报馆刊登了一则“廖家骏启事”。启事写道:“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上书‘廖家骏文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个启事,是陈云事先与周恩来约好的、向中央发回已安全到达成都并准备前往重庆的暗号。
  
  到渝后,陈云持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信,按地址找到刘伯承以前在重庆的居所,与他在药铺的弟弟刘叔禹接上了关系。刚安顿下来,席懋昭便马不停蹄地早早赶到朝天门,买好数日才有一班到上海的班船船票。待由渝去沪的轮船出发时,陈、席二人于朝天门码头依依握别。10多天来,席懋昭和陈云从灵关村出发,经荥经、雅安、成都到重庆,行程约700公里,闯过敌人一个个关口,结下了彼此难以忘怀的情谊。
  
  延安短暂重逢
  
  送走陈云后,席懋昭圆满完成了这次护送任务。他回到药铺,收拾好行李,轻松愉快地踏上归程。到得两路口,见城垣下围着一堆人在看布告,他凑上前去,竟是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奉令通缉”他和妻子等人的通缉令,上面写道:“……据灵关村首人报称,该场高小校教员席懋昭,仪陇人,妻贺伯琼,又魏守端,改姓董,云阳人,均在该校担任共产党秘密工作。此次匪队到灵关时,彼等开城接应,并欢迎朱毛匪首,报告一切。此三人仍留后方工作,一同逃匿。席夫妇年二十二、三,身中平,面黄眼大。其妻面白胖,带玳瑁眼镜一副……”看完布告,席懋昭心里一阵紧张,但又很快镇静下来,拨开人群,悄然离去,匆匆赶回天全县追赶中央红军。然而红军已经北上,他却在当地遭人指认,受到敌人的追捕,曾先后两次被捕。一次是1935年8月于阆中县境内被捕,关了1年零8个月。在仪陇狱中,他和贺伯琼坚不吐实,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对中央红军的行踪和陈云出川之事,只字不言。席懋昭只提自己本不是当地人,当校长后遭原来的校长和当地势力忌恨而被诬告。红军来时,自己被抓了去,有天全县教育局局长为人证。敌人找不出证据,席懋昭便联合与长兄席伦关系好的仪陇县长乘机反诉,呈文送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军法处,由军委会军法处批文将案子搁置下来。1936年西安事变后,川康两省的刘湘、刘文辉部开始接受中共主张,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还派出代表到陕北与中共联络,同时释放了一批监禁的共产党员。此时,进步人士张澜从中帮助,席懋昭也通过狱外私人关系打通关节,终于在1937年3月被释放出来。
  
  出狱后,为寻找党组织,席懋昭时时注意打听红军北上的消息。一天,他从一份《大公报》上看到范长江写的通讯《陕北之行》,得知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延安一带。他即刻筹了点路费,不辞艰辛,爬山涉水,一路奔陕北而去,于1937年9月徒步到达延安。找到党组织后,被中央组织部门分配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到党校的那天晚上,中央派回四川工作的老友邹风平即前来看望,并向他了解四川党组织的情况。第二天清晨,又有几十位在灵关村认识的红军战士在教导员的带领下,到招待所看望。此情此景,让席懋昭真实地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无限温暖。
  
  而受党中央派遣到上海恢复国统区党组织工作的陈云于1935年5月底辗转到达上海后,在白色恐怖下与陈潭秋、杨之华、何实山等秘密会合,恢复了上海党的工作。继而以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身份,于1935年8月20日与陈潭秋等人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汇报了中央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决议。1936年,共产国际即派出代表在陕北找到党中央,从此,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陈云顺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11月下旬的一天,陈云等一行回到延安。在延安机场,党中央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当毛主席介绍到陈云时,欢迎队列中的一个青年人直奔他而去。陈云定晴一看,好生熟悉,当这个青年叫了声“首长”并向他立正敬礼后,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护送自己去沪的席懋昭突然出现在面前,陈云心里格外高兴,热情地拉着他的手同自己坐在一起。两人的再次重逢,可谓十分难得。一个肩负着中国革命事业的重任,一个矢志追求革命真理,两年中历经多少革命洗礼,殊途同归,在人民抗战圣地延安再次相见!
  
  在延安期间,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第二天,席懋昭专程从中央党校去中组部拜望陈云。临别,陈云送给他一个罐头和一双拉链棉鞋。1938年2月,席懋昭在延安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教育第13班完成学业,被中央组织部派回四川工作。临行前,他向陈云辞行,受到这位平易近人的首长热情鼓励。
  
  雅安被捕  渣滓洞中牺牲
  
  1938年3月,席懋昭到成都与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及邹风平接上关系后,组织上安排他回家乡仪陇县从事地下工作。他先以县民教馆管理员身份为掩护,在青年中秘密传播马列主义,把《新华日报》上刊登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胜利的消息书写在黑扳上,供群众阅读,让民教馆成为宣传抗日救亡斗争的中心,成为全县进步青年、爱国人士聚集活动的场所。1942年,席懋昭又以本地观音乡乡长身份为掩护,建立党的地下支部,发展党员,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同时,他迫使本乡地主减租减息,打击地方反动势力,除恶扬善,为民做好事,深得百姓欢迎。
  
  因从事革命进步活动,席懋昭遭到当地县长忌恨,被撤销了乡长的职务。1944年,席懋昭转到雅安、懋功、泸定、天全、芦山等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当他再次利用其兄席伦的关系打入天全县充任民教科长时,被当地的土豪劣绅联名告发——1935年杀过人,加入过赤匪,接受过组织重大派遣,是共党重要人物。1946年,席懋昭得到消息再次逃亡,遭敌人长期通缉。
  
  1947年9月,席懋昭转到大渡河边的泸定县,与雅安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即将自己在县城租的一间铺面房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站。雅安党组织以“铁夫”为代号,与他进行秘密联系。为支持党组织筹建地下武装力量,席懋昭把做生意的全部积蓄(共五百大洋)捐献给了党。1948年3月8日,他在雅安秘密参加党的会议,接受了解放西康的新任务。不幸的是,这次会议后,席懋昭因人告密而再次被捕。敌人认为他案情重大,由雅安保安司令部派人秘密押送至军统重庆集中营渣滓洞监狱。
  
  在渣滓洞,席懋昭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积极乐观。1949年春节,难友争取到大放风,首先是女牢的难友在杨汉秀的带领下唱起了陕北民歌,跳起了秧歌舞,欢庆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胜利。围观的男牢室难友个个兴奋得鼓起掌来,席懋昭是狱中能唱陕北歌曲和跳秧歌舞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他从男难友人群中跳出来,也合着节拍和女难友们共舞,渣滓洞的难友们又是一阵欢呼。但是,席懋昭在牢室有点小毛病,即他认为都是为革命在牢里受难的同志,随便拿点难友由外汇来的钱用,应当没啥——革命就该同甘共苦嘛!就是这点小毛病,给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评定工作蒙上了阴影。
  
  人民终于胜利了!但席懋昭和难友们却在重庆解放前夕的“11•27”大屠杀中牺牲,时年37岁。
  
  终获正名
  
  1949年12月22日至1950年1月16日共26天里,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完成装殓、审查烈士、开追悼会、印追悼会特刊及送灵游行等第一阶段突击任务完成。随即,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在八九天时间内展开了评定烈士工作。在突击性工作和死难者无从查证的情况下,依据不知情的脱险难友“席懋昭在狱中所说的参加过长征及西康组织,是假的”、“狱中乱用人家的钱,骗难友”及“表现不好” 等一语或数语证言,委员会认为该席懋昭不够评定烈士资格,定为“不列名”。可正是这位无从查证的死难者,其革命经历可谓是艰险叵测,富有传奇色彩。
  
  曾任中共川东特委副书记的邓照明在《巴渝鸿爪》一书中回忆说:“当时评定烈士的依据大概是,这些人被捕后的影响如何?当时有些什么传闻?和从集中营脱险出来的人所提供的情况。我们当时只能根据这些来确定烈士名单。”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民报》1950年1月8日刊载,“称为烈士的三个条件:1、生前参加革命行动或留有遗著;2、被捕后是坚贞不屈;3、壮烈就义”。而在评定工作的较短时间内,席懋昭生前在西康的革命活动难以查证,更不用说有谁知晓他曾参加过红军和长征、到过延安,并于长征途中接受党中央委以的护送陈云出川去沪的任务。
  
  然而,党没有忘记他们——为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对党忠贞不渝、默默为党工作并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人。岁月翻复,1983年12月20日,陈云在证明材料上详细叙述了席懋昭送自己出川、后又在延安相见的经过,而仪陇县委去信询问的情况以及照片,也和陈云的记忆完全吻合。陈云由此写道:“可以断定,席懋昭同志就是当年护送我从灵关殿到成都、重庆的那位同志,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1984年5月,经过四川省组织部对“中美合作所”暨军统重庆集中营未定性死难者的复查,以工作组掌握的大量复查证明材料及席懋昭本人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所写的自传、陈云的亲笔证明,埋沉35年之久的席懋昭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根据他为党作出的贡献和功绩,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记他大功一次。
  
  作者/康培光 张正霞
  
  原文刊载于2012年3期《红岩春秋》杂志

 

热门文章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