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岁月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8-28 09: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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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学生游行

 

  抗战时期的思想启蒙
  
  1941年冬,我结束了在裕昌恒商号的学徒生活,在大哥的支持下考入四川平武简易乡村师范学校附属初中二班。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和生活轨迹。
  
  平武简师校校长张秀熟是曾代理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显赫人物。1936年,张秀熟自重庆储奇门巴县监狱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组织决定让他回到家乡平武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以办学教书为掩护,经常教育学生关心时事,及时向我们介绍抗日战争的形势,告诫我们要认真学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立志报效国家,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青年。这对我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确立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学校,我参加了抗日宣传队,到街头宣传抗日,唤醒民众。我们演唱抗日歌曲《打东洋》、《在太行山上》、《流亡三部曲》、《吕梁礼赞》,我还学会了演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等。由于我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学习成绩也每期都是班级前三名,经常受到张秀熟校长的表彰,他在成绩通知书上亲自用毛笔批示:该生品学兼优,下期予以免费。第二学年,我被同学选为全校学生自治会主席,为同学生活、学习服务,更加积极组织抗日宣传,举办周末师生同乐晚会,一方面培养提高了组织协调能力,同时也更关心国家大事。
  
  1944年,我以同等学历考上了四川省立江油高中。是年,日本侵略军突袭我广西河池南丹,先头部队随即侵入贵州独山,欲以此进攻西南。学校老师告诫我们要有民族气节,绝不当亡国奴,万一四川沦陷,我们也要参加游击队,进山打游击,与日本侵略者对抗到底,并教我们唱《游击队之歌》、《红樱枪》等。这些抗战歌曲,至今我都还能哼唱。
  
  上高中后,吴伯涵老师告诉我,重庆有个八路军办事处办了《新华日报》,他订了这份报纸,我便常到他寝室去看,知道了许多国内外大事。第二学年,我自己在江油邮政局订了《新华日报》,经常收到不写寄件地址的一个嘉乐土纸卷——拆开后就是一张对开的报纸。我利用课余时间,贪婪地阅读,知道了抗战形势,了解了一些解放区的信息,特别是新四军、八路军的抗日动态。同时,也从《新华日报》上明瞭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贪污腐败以至民不聊生等诸多现象。“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映入了我的脑海。但当时,我要读书,要考大学,还不敢多想国内政治大事。
  
  在学习中不断成长
  
  1946年春,我为了顺利考上大学,决定转学成都。值得庆幸的是,我考上了成都中学三年级插班生,那里的老师多是成都名教师,能接受他们的教诲,我感到十分幸运。
  
  是年,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四川的共产党员和组织清除。同学朱俊章告诉我,华西大学、成华大学及四川大学都有同学被特务抓捕了。国民党特务到处监视、搜捕进步人士,非常凶恶,手段毒辣。不久,我在《新华日报》上看到头条新闻“中国的希姆莱死了”。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有同学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乘飞机摔死了,希姆莱是希特勒的特务头目。”我才恍然大悟,大大开扩了眼界,懂得了蒋介石也跟希特勒一样在实行法西斯统治、把中国搞得满街狼犬、遍地膻腥。我开始痛恨蒋介石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亲美卖国求荣的行径,关心支持全国各地大学同学的学生运动。
  
  1946年夏高中毕业后,由于不能马上考大学(因为公立大学都是秋季招生,而私立大学收费太高),我就在成都补习功课。一天,我随同学到祠堂街买书,看见少城公园(今成都人民公园)对面的新华书店前停放着几辆大客车,前面贴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专车”字样,我马上明白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的人员撤返延安的专车。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党指示我驻渝工作人员撤退回延安。我十分羡慕这批年轻人能奔赴解放区继续参加革命。
  
  日本投降后,外地迁川大学都迁回原地去了,四川只有3所公立大学招生。由于我立志从事教育工作,怀有教育救国的理想,便考取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简称“川教院”,现西南大学)。这是当时四川有名的师范院校,我也十分向往重庆红岩这块革命圣地。1948年1月,我去重庆北碚报到入学不久,便遇上了港九事件爆发。英国香港当局拆毁九龙民房,逮捕居民代表,强迫居民迁出九龙,激起国内学生抗议。重庆大学一些学生发起示威游行,我怀着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从沙坪坝出发,一路高唱《团结就是力量》,高呼“英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中国主权不容侵犯!”“反对屈辱外交!”等口号。队伍到达林森路(现解放西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门前,同学们激愤昂扬,一致要求公署主任张群出来接纳“重庆大学生抗英请愿书”。不久,张群派秘书出面表示支持同学们爱国行动,一定会把请愿书转送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我在队伍中领呼口号,组织静座请愿,受到《大公报》记者丁涪海先生的注意,他前来采访,并给我一张名片,叫我给《大公报》写稿。以后,我成为重庆《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经常写些文艺小品及学运消息,他修改后给发在副刊及小消息栏目中。我从中得到一些稿费,买学习用品,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文艺写作的兴趣。
  
  这次抗英示威游行使我开扩了眼界,进一步确立了追求进步的思想。解放战争继续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大别山的胜利,暗地在同学们中传播。同学们纷纷组织读书会,办壁报,《新流》、《星火》、《毛草棚》、《号角》等壁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史地系同学黄纯洁暗地叫我参加“新流社”,他告诉我这是“新青社”的外围组织,给我交待了组织纪律。从此,我们经常一起办壁报、唱歌。黄纯洁指导我参加学生运动、竞选国文系主席、领导学生游行示威,还给我一批进步书刊,如《大众哲学》、《反杜林论》、《整风文献》、土纸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浇灌着我的思想。其中,解放战争进度信息,如《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朱德总司令《向南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和给琼崖纵队、滇桂黔边纵队、湘桂粤边纵队司令的命令等,我都是从黄纯洁给的一本重庆中共地下组织刊物上了解到的。通过这些书刊的阅读,我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解放战争一定会胜利的信心。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革命知识,为后来参加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亲历学生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后,党在重庆沙磁区建立的秘密据点坚持斗争,为迎接和配合解放战争,领导了几次学生民主运动,影响和规模最大的一次要算重庆大中学校学生“反饥饿、争温饱”示威大游行。当时,我受黄纯洁指示,组织国文系同学参加大游行,领队高呼口号:“政府快拿公费来!”“政府快拿粮食来!”“教授们饿瘦了!”“工友们饿死了!”重大、川教院、中央工校等校几千名学生浩浩荡荡,徒步入城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门前静坐示威。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重大医学院同学高举的骷髅旗帜,真像饿死人的头颅一样在空中飘舞,沿途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有的教授也走进了游行行列,同学们把老师围在中央保护起来,防止特务伤害他们。实际上,我们队伍声势浩大,团结紧密,特务和军警不敢轻举妄动,胜利终是属于爱国学生们的。
  
  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改为陪都大学,我们发动了罢课、示威、游行、请愿活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曾许诺把川教院改为陪都大学,以谢川人支援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后来由于内战爆发,国民党自顾不暇,哪能兑现办大学的承诺呢。我们便“借题发挥”,向国民党施加压力,揭露谎言,唤醒民众。我们的行动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四川省教育厅拨一笔经费在学校修建一幢3000多平方米的科学馆,以安抚全校师生。
  
  “重大团结广场营火晚会”是重庆大中学生运动的高峰。1948年冬季,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相继发动,蒋介石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我从进步同学处随时了解解放战争的信息。1949年3月,国民党孙科内阁垮台,重庆大中学生联合会策划重大营火晚会,各大专院校、中学都准备了文艺节目。是时,沙磁区大中学生、北碚进步学生代表、女师学院、金华学院都赶来参加,重大操场上聚集了几千名学生。大家齐唱《团结就是力量》,重中女生表演了《骷髅舞》、《古怪多》。最引人注目、最受青睐的是重大中文系同学写的《祭孙内阁》,铿锵有力,发人深省:“陵江水清清,老天毕竟有眼睛,登台未久身先死,长使孙科泪满襟……呜呼,孙内阁,人民清算跑不脱……”这个时期,重庆学生对国民党的斗争更为直接,简直是匕首与投抢并用,很好地配合了解放战场的正面进攻。这次我没有参加节目演出,只是组织同学去参加晚会并维持会场秩序。但是,我从中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深深感到国民党民心丧尽,必然被人民抛弃,失败是毫无疑义的了。不久,我向黄纯洁提出了参加新青社的要求,他说:“解放战争在全国快要取得胜利了,上级组织决定暂时不发展社员,以防止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队伍。”因此,我被拒绝在新青社门外,成为终生遗憾。
  
  1949年“四二一大游行”是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此前,沙磁区各大学都在传送解放军快要渡江、向南进军,解放全中国的消息。“新流社”的同学暗示:明天要举行示威游行,届时你去组织国文系同学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决心镇压这次学生运动,进行了精心策划,于20日晚间在沙坪坝至磁器口的公路旁杀害两个人,并张贴布告,诬蔑共产党搞暴动,以恐吓学生不要搞游行。可是,4月21日早晨我们在大食堂吃饭时,就有同学宣布今天举行大游行。中统特务学生黄家凯爬上饭桌大声呼叫:“同学们冷静些,不要去游行,避免遭受不必要的牺牲。”大家齐吼:“滚下去,又来这一套把戏。”他只好灰溜溜地跳下饭桌。早饭后,同学们纷纷来到图书馆外广场,整队出发了。一路上,歌声此起彼伏,同学们高呼口号:“欢迎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全中国!”队伍快到重大校门外,重大训育长侯风(中统沙磁区特务头子)带领一帮反动学生破坏游行队伍, 散发反动传单和报纸。我马上领呼:“同学们,牵起手,谨防特务‘哈吧狗’!”同学们马上手挽手、肩并肩,雄纠纠气昂昂地往前走。重大同学队伍来了、中央工校队伍来了、北碚相辉学生来了,南开中学同学来了,几千人的队伍把沙坪坝街道挤满了,口号声、歌声,震天价响,地动山摇。国民党反动政府派了大队人马在沙磁区进城路口铺设路障,一概堵死,军警荷枪实弹,架起机关枪,垒起沙袋,如临大敌,准备镇压学生。我们见到军警时就呼喊:“警察、警察莫动手,我们都是好朋友。”军队是内二警部队,同学们就高喊:“内二警,内二警,大家齐觉醒!”军警见我们群情激愤,寄予很大同情,有的还向我们招手致意,发出会心的微笑。游行队伍行至小龙坎匝道,重庆市参政长范众渠率领一帮人前来劝阻,让大家不要进城去了,并说:“城里已经戒严了,不准通行。”为了避免特务狗急跳墙,发生流血惨案,造成不必要的牺牲,我们从汉渝路往中工、重大校区游行后就返校了。
  
  迎接解放军入城
  
  1949年下学期,人民解放军将向西南进军,解放云、贵、川、康各地,我在校受命迎接解放、组织护校活动。当时,学校的地下党员、新青社社员都转移了,不知他们去向,我们团结进步同学组成护校队轮流值班,保护校产,保护老师安全。11月底,解放军攻占了贵阳、南川,国民党大肆屠杀革命志士,渣滓洞、白公馆、戴公祠关押的几百壮士先后被屠杀。我们在校接待了部分渣滓洞脱险志士,安排他们食宿,请他们给我们讲述脱险经过。自这些革命志士的经历中,我们提高了政治觉悟,更加痛恨国民党灭绝人性的暴行。
  
  11月30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先遣队抵达磁器口,我们马上组织同学前去欢迎,大家高呼:“欢迎解放军!”“解放军辛苦了,我们向你问声好!”这支先遣队是一支突击排,他们日夜兼程奔袭敌人,深夜到达后都沿街席地靠墙而睡,不惊扰百姓。他们请我们协助队伍买米做早饭,我同邓泽等同学带路来到米店,事务长用银元支付了米钱,又请街上老乡给他们煮饭,饭后队伍马上向合川方向进军了。这支突击队都身着黑色军装,佩带日本三八枪,几位黝黑彪形大汉还带着手枪、手榴弹,十分威武,而他们的一身泥泞,则昭示着行军打仗的艰苦卓绝,同学们都很钦佩和羡慕。接着,解放军大部队从李家沱渡江,从小龙坎向铜梁、合川方向开拔。我们的欢迎队伍整天都在汉渝路边迎送解放军。这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使国民党反动军队闻风丧胆,兵败如山倒,大家无不兴高采烈,站立再久也要等解放军过完,大家才回学校。11月31日,解放军组织了声势浩大、庄严的入城式,我们就在重大校园欢迎他们。由于解放军宿营于重大新建的图书馆,我们遂同解放军亲密接触,相互交谈起来。又在南开中学大操场观看文工团演出腰鼓,表演歌舞《兄妹开荒》、《南泥湾》等节目。我们很感新鲜,很受鼓舞。
  
  重庆解放后,部队需要大量知识青年,地方民主建设要大批干部,12月,二野军政大学在重大图书馆招生,我毅然报考了军大一总队。经过笔试和口试,我从报考的3000多人中脱颖而出,正式参加了革命队伍。
  
  作者/蒋莹
  
  原文刊载于2012年3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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