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在战时重庆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8-10 09:03:54

  抗战期间,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上百名外国记者因此云集山城。他们分别来自合众社、美联社、路透社、塔斯社、德新社、哈瓦斯社等世界知名新闻通讯社和《时代周刊》、《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国际报刊机构。他们用文字和镜头,揭露并报道真相,同时也记录下抗战中的重庆。
  
  为防轰炸,外国记者公寓设在南山,每日午后记者们被接到市区两路口原巴县中学校园内参加新闻活动,那里是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驻地,一时间成为战时首都抗战对外新闻活动中心。
  
  在这些外国记者中,以美国记者最多,人数达40余名,除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外,白修德、福尔曼、佩克和斯蒂芬等也在抗战烽火中的重庆留下了一段特别的记忆。
  
  白修德的转变
  
  白修德本名西奥多•哈罗德•怀特,因热爱中国而自行改名。作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得意门生,白修德于1939年来到重庆,先任国民党中宣部国际新闻处顾问,不久辞职担任《时代》周刊驻渝记者,开始踏上报道中国抗战的新闻道路。他非常同情中国抗战,在亲身经历重庆大轰炸后,他在家信中写道:“但愿我在临死之前能看到东京被炸毁。我想知道,我在重庆见到的那些脑浆迸裂的婴孩能够以某种方式讨回这笔血债。我想让那些坐在东京郊外某座山上的日本记者看到成千上万的难民狂奔乱跑,血流满地,哭声震天。”
  
  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白修德的认识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用他在《中国的惊雷》中所言就是从“尊重”到“惋惜”再到“鄙视”。早期,和其他国外记者一样,白修德对蒋介石颇为敬重。1940年白修德结婚时,宋美龄、宋子文曾向他赠送象牙佛像、宋代古画等贺礼,而白修德则对国民政府的报道多有溢美之词,称蒋介石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他开始接触事实,并形成自己的观点。

1942年,白修德(右)与《时代》周刊创办者卢斯在重庆合影_meitu_1.jpg

1942年,白修德(右)与《时代》周刊创办者卢斯在重庆合影


  1942年《时代》杂志老板亨利•卢斯到重庆后,对白修德大为赞赏,遂任命他为《时代》远东版主编。而就在这年夏到次年春,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中原大饥荒”,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外出逃荒。而国民政府下拨的两亿元救灾专款,却被地方官员中饱私囊,重庆《大公报》驻河南记者张高峰对此作了如实报道,社长王芸生同时发表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结果《大公报》被国民党中宣部勒令停刊3天。但这反而引起了白修德的关注,他决心深入灾区,查明真相。当他和福尔曼冲破阻挠封锁终于到达时,展现在眼前的是:“到处是死人……沿途的狗都吃得很肥壮,毛色油亮。我们停下来,给几只正在从沙土堆往外刨死尸的狗照相,有些尸体已被吃得只剩下一半。”灾民在生命线上苦苦挣扎,惨不忍睹。
  
  白修德以事实为根据,写好特稿《等待收成》,未经重庆方面审阅,直接发往纽约。《时代》周刊随即刊登该文,引起轰动。不仅如此,回到重庆后的白修德又先后向史迪威将军、美国驻华使馆、宋庆龄、孔祥熙等人反映情况。国防部部长何应钦立即约见白修德,指责他的报道失实。白修德当即与之大吵起来,并请求与蒋介石见面。蒋介石听完白修德20分钟的汇报后,在大量的照片面前,从一开始的不相信,到亲笔记下白修德采访的地点、时间,表示要调查惩处。
  
  面对此次大饥荒,白修德在促使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以拯救灾区民众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至此,白修德对国民党政权的印象已完全改变了。同年5月10日,《时代》又根据白修德发回的电稿发表《重庆之消沉》一文,把重庆描述成死城,揭露国民党的没落使民心涣散。与此同时,他还多次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积极抗日、在敌后建立游击区的情况。他认为:国民党已处于军事、政治、经济的危机之中,中国必须改革才有出路。
  
  1944年,白修德为促成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又与国民政府中宣部部长梁寒操、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当面争执。1945年日本投降之际,《时代》准备出版一期以蒋介石为封面人物的报道。白修德并不认为蒋介石是中国的希望,在发给总部的电文中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不久,白修德回到纽约,提出辞职,尔后与女记者贾安娜一起写下揭露与批判蒋介石政权的著作《中国的惊雷》。作为《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白修德在重庆工作了将近8年,成为中国抗战、特别是重庆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目击者与记录者。而在抗战期间所有驻华美国记者中,白修德被认为是最倾向于中共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而国民党当局则将他划入异类。
  
  斯蒂芬的重庆时光
  
  芭芭拉•斯蒂芬到重庆时年仅21岁,任美国新闻处秘书。《生活》杂志摄影师杰克•威尔克斯曾以她为模特,拍摄了一组以一对美国恋人在重庆相遇为情节的照片,标题为“《生活》在重庆的约会中”。照片见刊后很受读者欢迎,也留下了战时陪都的旧影,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利用采访机会,斯蒂芬与共产党人有了交往,她在重庆结识了周恩来,并与其外交秘书兼翻译龚澎成为好朋友。每天下午两点,作为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的龚澎都会准时到达两路口国际宣传处,一方面与外国记者接触,搜集信息,另一方面发布中共方面的最新消息。而斯蒂芬也是那里的常客,因此很快与龚澎建立起了公谊私交。龚澎还曾拜托斯蒂芬将在重庆出生的儿子乔宗淮带至上海,送到自己父母家中。
  
  斯蒂芬在给好友兰德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有不少机会见到许多共产党人,和他们交谈……我在他们那里吃过几次晚餐,他们到我们的地方来参加过两次聚会。我对周(恩来)将军个人有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很有魅力。有好几个晚上,我和他、和叶(剑英)将军及其他人一起谈话,他们的声音不是太大,因为他们的英语不太流利。他们总是把我看作‘把龚澎的孩子带到上海去的姑娘’来热情欢迎我。”
  
  抗战胜利后,斯蒂芬作为自由撰稿人,前往新疆调查国民党当局镇压当地少数民族的情况,返回南京时在一次原因不明的飞机失事中丧生,后葬于南京。而在重庆的这段抗战时光,成为她短暂生命的重要印迹。
  
  佩克的中国情结
  
  格拉姆•佩克曾于1936年初作为旅行者来华,从此恋上这块土地,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抗战爆发时,正在北平的佩克亲眼目睹日本侵略军入城,他义愤填膺,却不得不返回美国。回国后,他完成了著作《穿越长城》,以一位画家和作家的敏锐目光与才华,生动记述了“七七事变”前后将近两年间中国的风云变幻和社会景象。当1940年得以重访中国时,佩克不顾个人安危与战争艰难,毅然来到抗战烽火中的重庆,自愿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抗击日军。
  
  第二次来到中国,佩克的身份、经历和见识与第一次已大大不同。在渝期间,佩克供职于美国新闻处,不仅写过多篇报道,还发挥特长,创作了多幅漫画和素描作品,如《遭受轰炸的重庆》、《废墟中的广告》、《空袭警报》、《滑竿上的乘客》、《市民在美国新闻处宣传栏前阅读消息》等,惟妙惟肖,生动传神。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他在1950年出版的著作《时代的两种类型》中的插图。佩克的朋友、美国记者爱泼斯坦非常推崇佩克的这本著作,他认为:“在许多外国人所写的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和战后中国的书里,这一本可称为经典著作之一。”
  
  佩克在报道中描绘了战时重庆的众生相,如:“在我到达公共汽车站之前,警报架上的三角灯已被拽下来换上了圆形红灯,这说明敌人的轰炸机已从汉口机场起飞了。尽管半小时已过,可街上依然拥塞着车辆,人们依然那么肆无忌惮地互相碰撞。家庭主妇们边聊天边从市场往家走,这一位手拿一包活鳝鱼,那一位篮子里提的是猪耳朵,还有一位的银色网兜里装的满是大蒜。大批佩戴证章的小职员夹着公事包,头上戴着已度过了最寒冷的冬季的帽子,各自奔赴自己的办公室。”就这样,这位与中国深有情结的美国记者用真实的文字与生动的线条为我们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画面。
  
  报道红色中国的福尔曼
  
  哈里森•福尔曼于1930年首次来到中国,曾三次进入西藏高原采访,于1935年出版《被禁止通行的西藏》一书,成为美国有名的摄影家和记者。受埃德加•斯诺的影响,他对陕甘宁边区十分向往。“七七”事变前夕,他第一次抵达陕北,采访了准备奔赴抗战前线的彭德怀、贺龙等红军将领,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和斗争激情充满敬意。1940年,福尔曼作为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记者,再次来到中国,并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1943年2月,他与白修德一起奔赴河南灾区采访,拍摄了多幅照片,震撼人心。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对延安及敌后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对此,作为一名以揭露与报道真相为己任的新闻工作者,福尔曼坚持深入一线,于1943年11月率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前往延安采访的要求,各国驻华记者纷纷响应。经多方努力,国民党中宣部被迫于1944年4月同意组团,随即组成包括福尔曼在内共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5月,福尔曼随团出发,从重庆乘飞机抵达宝鸡,然后乘火车至西安。根据重庆方面关于必须先访问非中共地区的命令,记者团先后参观了西安、山西等地,5月31日终于进入陕甘宁边区,踏上红色中国的土地。
  
  在延安,福尔曼先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聂荣臻、陈毅等领导人,还同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秘书长李维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以及边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详细的交流。此外,还与随行的记者一起参观了延安市容及附近地区的工厂、机关、学校、医院,对边区各方面的情况作了较全面的了解。其所见所闻与国民党方面的宣传,实在是大相径庭。
  
  8月底,福尔曼和部分记者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直至10月下旬才从延安返回重庆。在5个月的采访期间和采访结束之后,记者们或发通讯或撰文稿,客观地介绍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敌后军民团结杀敌的事迹,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此次烽烟四起的华北抗日前线之行,造就了福尔曼诸如《汾阳之战》、《华北的子弟兵》、《在日军阵线后方》、《爆竹的乡村》、《高山上》等报道篇章的出炉,此外还拍摄了1000多张照片,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44年至1945年之交,福尔曼回国后撰写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即《北行漫记》)一书,详述在边区数月的见闻和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并以自拍的65张照片作为插图,图文并茂,引起轰动。史沫特莱对此书作了高度评价,称之为斯诺《西行漫记》的续篇。
  
  作者/杨耀健
  
  原文刊载于2012年3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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