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老板娘”周宗琼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8-09 09:34:36

  1992年7月18日,在邓颖超同志的遗体火化告别室外,我见到一位银丝满头的老太太。老人悲泣着一边挪动着自己的身体,一边十分刚强地用左手拄着她那根拥有4个抓地爪的特制手杖,慢慢坐上轮椅,由与她同来的女同志推着缓缓前往告别室。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望着眼前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妈妈,站在一旁、前来与邓颖超作最后告别的周恩来生前保健工作者郑淑芸女士走到我身边轻声地说:“她是我们党一位能干的‘老板娘’!这可是大姐(指邓颖超)生前亲口对我说过的。”于是,在郑淑芸同志的支持和引领下,两天后,我来到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拜访了这位对我国革命有过特殊贡献的老妈妈——周宗琼。
  
  从小学校长到酒精厂营业处负责人
  
  周宗琼1910年出生于重庆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1931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平女子第一高中。1933年毕业回到家乡江津教小学,第二年就接任了校长。可是不久便发生了一件轰动整个山城的事,让她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教育事业。
  
  一次放学回家途中,周宗琼见到一位女工被迫害致死,女工的家人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反动的警员们却不主持正义,反帮着富人说话。周宗琼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激动得不能自已,站出来仗义执言,指责警察是富人帮凶。警察们与她论理不过,竟恼羞成怒地以“妨碍公务”之名将其拘捕入狱。后来,在一位姓张的青年律师和《服务报》青年记者黄宇齐的奔走呼号下,反动当局才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将她交保出狱。如此一来,周宗琼刚刚起步的教育事业也受到影响,不得不被迫离开。
  
  1936年,26岁的周宗琼与在时在重庆天成厂工作的任宗德结为伉俪。1938年,由于处于国难的困难时期,民生凋敝,天成厂破产,任宗德、周宗琼夫妇带着厂里遣散的一部分机电设备,经同学介绍,于当年春天入股参加了四川合川胜利酒精厂,负责筹建在重庆化龙桥的营业处。
  
  这一营业处从房屋布局、建筑设计到施工管理全由周宗琼一人负责完成。当时,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空前绝后的大轰炸,重庆的住房十分紧张,房屋在建筑时就有许多单位或个人前来联系租用。1939年初,国民党某个集团军驻陪都重庆办事处一个姓虞的处长租去了上边的二楼。
  
  接纳《新华日报》营业部
  
  就在周宗琼艰难地进行第二次创业起步时,一位她很信赖的老同学冉琴舫(也叫苏予)突然来化龙桥找她,希望她能把新盖好的房子租给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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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总馆全景


  周宗琼一听心里一热,她早就盼望能与共产党有个接触联系的机会。她抑制住激动据实相告说:“真对不起,你们要早来几天就好了。因为我的楼上已经租给国民党的一个集团军办事处了,现在要楼下再住上共产党的人,他们生活、办事可能都不方便吧?”谁知冉琴舫斩钉截铁地说:“只要你同意,他们一定会处理好这个关系。”——这正是周恩来长期地下斗争积累下来的经验: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第二天上午,《新华日报》经理熊瑾玎即前来与周宗琼商量租用事宜。当时,底楼刚好有四间房子没有间隔,非常适合《新华日报》营业部使用。这样,经周宗琼同意,新华日报社搬了过来。《新华日报》营业部白天办事的人并不多,晚上住宿的人却不少。每天天还没亮,住宿的人就悄悄起身,很快地收拾好铺位,恢复成门市营业部的陈设。周宗琼还发现,每天住宿的人中只有熊老板是位有家室的长者,其余都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早出晚归,回来后歌声笑语、热情洋溢。整个营业部更是团结和睦,亲如一家。偶尔也能听到他们为时局或某个问题进行讨论或争论,让人感到他们之间存在着浓浓的民主气氛,没有一点像住在楼上的国民党官兵的那种官僚统治作风。这种平等的政治环境正是周宗琼多年追求和向往的。
  
  周宗琼在细致的观察中还发现,身为《新华日报》经理的熊瑾玎和他的夫人朱端绶连一个正式床位都没有,生活非常不方便。于是她和丈夫任宗德商量,把自己住的那间房子让一半给熊老板,中间拉起一条布帘把两张床位隔开,熊瑾玎、朱端绶夫妇十分感激地同意了。
  
  降价卖货救同志
  
  1939年夏天,中共南方局在重庆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熊瑾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委托任宗德、周宗琼夫妇自筹资金办一家独立的国防动力酒精厂,为《新华日报》的出版提供必要的资金。
  
  周宗琼那时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乐意地接受了。她担任厂长的酒精厂办得很成功,为《新华日报》的正常出版和革命活动提供了许多经费。也就是从那时起,周宗琼在我们南方局党内同志中就有了一个“老板娘”的称号。她也是继熊瑾玎的夫人朱端绶后,在我党困难时期获得第二个“老板娘”称号的女性。
  
  1945年,一部分党的地下工作者因身份暴露,秘密撤退到了重庆。为保存这批革命力量,周恩来决定对他们进行转移,但组织上一时又拿不出这么多经费。周宗琼老人回忆到这里时,十分感慨地说:“当时,我的一笔货还未出手,而我们党组织派来拿钱的人就坐在我家客厅等着。我当机立断,主动降低货价,把拿到手的货款一子不留地交给了来人。”后来听说,周宗琼的这次义举让我们党的40多名同志安全从重庆脱险转移。
  
  1946年,国共和谈面临破裂的危机,吴克坚在上海领导的地下机关奉命紧急转移,党再次请周宗琼给予资金支持。周宗琼二话没说,又提供了我党上海机关转移的全部资金,保障同志们安全离开上海。
  
  从1939年到1949年的10年时间里,周宗琼以党外人士身份,无数次地为《新华日报》的顺利出版、为革命同志的安全转移和为我们党的其他活动提供了难以数计的资金。周宗琼老妈妈回忆到这里时,脸上皱纹舒展,笑着说:“有的人说我们党要欠周宗琼几千两黄金。离休后没事,我还真的估算过,有还真是有的,但我决不跟党算账,要算就算我周宗琼向党组织交的党费吧。”老妈妈说得那么坦然、自豪和真诚,表现了她那为革命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文化之家”韦家院
  
  1943年秋,周宗琼的酒精生产销售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她就在其母亲的住地韦家院坝修建了一栋房屋作为国防动力酒精厂的办事处。这时,她已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与熊瑾玎夫妇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熊瑾玎便向她介绍共产党员周竹安去担任这个办事处的秘书。韦家院坝也成为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一处爱国民主人士或者部分党的地下工作的联络点。龚饮冰、李维汉、吴克坚等一些党内著名人士常常扮成商人模样到韦家院坝联系工作。党外一些知名人士如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翦伯赞、郭沫若、史良、罗叔章等人也常常在这里进行半公开的聚会:他们以会亲朋好友、举办生日舞会等形式作为掩护,纵论形势,分析政局,传达共产党的政策、指示,然后再去执行自己的各项工作任务。
  
  在韦家院坝,周宗琼最引为自豪的事,是她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她说,“那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1944年春的一个傍晚,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在熊瑾玎陪同下来到韦家院坝16号周宗琼家的小客厅。由于熊老板事先已告知周宗琼,“有一位重要人物来看望你们”,所以,周宗琼、任宗德夫妇不仅让孩子和老人都守在家里,还早早迎候在门口。周恩来一边大步流星地向他们走来,一边一见如故地和他们夫妇亲切地握手,一边又亲热地说:“熊老板早已向我们介绍过,你们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你们作为爱国进步的实业家,给我们《新华日报》做了不少工作,帮助我们做团结抗战的事业,我很感谢你们,所以来看望你们。不过我来迟了,请多多见谅,多多见谅!”
  
  回忆到这里,周宗琼老人洋溢着一脸幸福和笑意。她接着说:“总理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平易近人、平等待人。”
  
  当时,周宗琼一家人都高兴极了。周恩来热情地问周老夫人好,还称赞老人在化龙桥几次大胆地掩护我们地下党员涉险过关,向老人表示诚挚的谢意。周宗琼的女儿当时才只4周岁,也瞪着大眼睛挤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随手把她抱起来,放在自己腿上,然后问起孩子的年龄、名字。当小姑娘半清不楚地说自己叫“任时来”时,周恩来乐呵呵地说:“你这个名字已经有一个字和我相同,如果你和妈妈姓,就有两个字和我相同了。”他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笑了。也许就是周恩来这句不经意的话,使得后来周宗琼的6个子女都随母姓周了。
  
  这次会见充满了轻松、活泼和愉快的气氛。此后,周恩来认为任宗德、周宗琼夫妇都是政治上十分可靠的人,便经常在韦家院坝16号向有关人员作形势报告,也常到这里公开或半公开、甚至秘密会见各方面人士。有次邓颖超同志因为工作上的事需要回一趟延安,重庆相关民主人士组织欢送的地点也选在了这里。由于重庆文化人经常到韦家院坝聚会、开展各种活动,郭沫若干脆把韦家坝16号称之为“我们的文化之家。”
  
  “老板”劝她不入党
  
  周宗琼以她的亲身感受和经历早就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看到了共产党的进步和进取精神。她在1942年就口头向熊瑾玎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那时,我在政治上还很幼稚,认为我办厂赚钱这条路走错了,不像一个革命的无产者。”所以,周宗琼向熊瑾玎提出,能不能不再办厂了,让她在党的领导下做别的工作,以便早日加入党的队伍。
  
  熊瑾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告诉她,当时以共产党的名义在重庆办这样的厂还不可能,或者办了也是困难重重,而周宗琼却可以,挣到的钱用来支持革命事业,贡献非常大,能发挥在党内起不到的特殊作用。周宗琼听了熊老板的一番话,明白了更深的革命道理,也就缓解了入党的迫切心情。
  
  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周宗琼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之下,一天也不能离开党的领导,于是又一次找到熊瑾玎,十分恳切而又迫切地提出了入党请求。熊瑾玎告诉她:“我们还是没有考虑你的入党问题。但是你要明了,在国难当头时,国共两党尚能勉强维持共同抗日的大局,一旦抗战胜利,两党之间各自走什么样的路还很难说,说不定我们党还会出现更为险恶的情况。这里是大后方,是国统区,我们有许多同志在党外时工作得很好,很有成效,一旦入了党,自己身份变了,在工作中就难免有所顾忌,有时反不如在党外好做工作了。”
  
  周宗琼听了之后,很不服气,还错误地认为熊瑾玎不信任她,就掏心挖肺地表白说:“既然今后白区工作环境更恶劣,更危险,不是更能考验每一个人吗?”
  
  熊瑾玎又耐心地教育周宗琼说:“你迫切入党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你入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做革命工作,现在党组织希望你留在党外,才可以更好地为革命工作,所发挥的作用比你入党后还要大,那也是革命的需要啊!”
  
  听了熊瑾玎的话,周宗琼的情绪还是不能平复。熊老板就向她讲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发起组织进步青年革命组织新民学会时,熊瑾玎自己也是发起人之一。可是长沙党小组成立时,毛泽东却要他暂时留在党外,并以国民党的左派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结果做了大量我们共产党不能做的革命工作,发挥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直到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下令通缉熊瑾玎,他才加入党的组织。
  
  这时,周宗琼终于听明白了,便不再计较自己入党的事。
  
  “育才之友”助行知  “大孚”“昆仑”呼民主
  
  当年,周宗琼有几位特别谈得来的好朋友,如翦伯赞、陶行知、熊瑾玎、周竹安等等。
  
  早在周宗琼回乡担任小学教员和校长时,她就十分敬佩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办学思想,并曾想方设法与陶先生进行联系。通过周竹安的巧妙牵线,周宗琼与陶行知先生见了面。这两位英勇斗士相见恨晚,在纵谈国际、国内形势之后,陶行知提出了重庆育才学校经费短缺、适应不了大量涌来的难童入学的问题。周宗琼清楚,育才学校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所进步学校,她不顾风险,毅然从自己有限的资金中抽款支持。陶先生对此非常感谢,赞誉周宗琼是他们的“育才之友”。
  
  为了宣传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民主周刊》,周宗琼又支持了办这本杂志总经费的3/4。为接纳中国东北、东部沿海等沦陷地区大批教授、讲师和热血青年,陶行知先生又决定在重庆办一所社会大学,周宗琼得悉办学经费困难后,义无反顾地把自己刚得到的江津国防动力酒精厂技术革新增产奖100万元一子不留地拿出来支持。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重庆各行各业冷清了许多。1946年,周宗琼辛辛苦苦营建起来的动力酒精厂也无奈停业,遗下一笔雄厚的基金。周宗琼作为该厂的创办人,分得了5000万元。此时,陶行知先生正在筹建一个反映民众声音的出版社,周宗琼听说后,毫不犹豫地把这笔钱投入了这个出版社。出版社的名字还是郭沫若同志起的,叫“大呼”,意思是为人民大声疾呼的意思。后来经多方考虑,“大呼”的名字太露,最后改叫“大孚”。由于周宗琼投入巨款,陶行知在办大孚出版社的登记手续时,把周宗琼登记为董事长,其经理是沙千里,总编辑陶行知,所有参与“大孚”的工作人员都是董事会的成员,其中有翦伯赞、周竹安等人。“大孚”一成立,就出版了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二册等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左翼人士宋之的、司徒慧敏等筹办电影事业,也动员任宗德、周宗琼参加。他们同意了,并出资支持,组建了“昆仑电影公司”,拍摄进步电影。当时,“大孚”、“昆仑”都是在韦家院坝及其附近建起来的。
  
  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大孚”、“昆仑”一起由重庆迁到了上海。
  
  倾囊相助《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6年7月,住在上海爱棠新村周宗琼所购住宅内的陶行知先生不幸病逝。这一噩耗犹如晴天霹雳炸在周宗琼的头上,她想方设法得到一张船票,赶往上海。
  
  周宗琼到上海后,主办大孚出版工作的沙千里就告诉她:他从重庆带来上海的大孚3000万元资金被一个骗子骗去了。到上海的“大孚”人财两空,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
  
  不久,周宗琼接到通知,要她和丈夫任宗德火速到马思南路“周公馆”去一趟。当他们乘车赶到时,看见周恩来、沈钧儒、翦伯赞、华岗、范长江等均已先到了。周宗琼向周恩来汇报了“大孚”的情况,周恩来对她说:“‘大孚’是陶行知先生生前开创的遗业,我们共产党要支持‘大孚’继续为人民‘呼喊’下去。”于是,周恩来当场对“大孚”的人事作了调整和安排:由翦伯赞继任总编辑,由周宗琼继任经理,由华岗作为党的代表帮助“大孚”工作。同时,周恩来也对“昆仑”影业公司的工作作了安排和布置,明确指出,凡“昆仑”拍片所需资金都由夏云瑚、任宗德、章乃器和蔡叔侯负责,另外组成一个编委会负责拍片,编委会直接受党的领导。
  
  1947年初,蒋介石背信弃义召开一党专政的伪“国大”,最终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上海、南京等国民党统治地区一片白色恐怖,共产党的组织也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大孚”没有停止工作,它出版了《陶行知诗歌集》、郭沫若的《天地玄黄》、《沸羹集》和费立德的《屈原新论》、焦敏之的《古代东方》等等。
  
  “昆仑”影业公司的工作也更加困难。当时,他们正在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两集故事片电影。其上集还没拍完,章乃器就退出了“昆仑”,并抽走了属于他的那部分资金,继而由夏云瑚接任“昆仑”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宗德担任制片厂厂长。可是,拍完上集后,夏云瑚又由于种种原因抽回了原本按比例垫付的500两黄金。这一下引起了“昆仑”的经济大危机,“一江春水”面临“流”不下去的局面。
  
  周宗琼时兼“昆仑”西南发行公司经理,她十分着急,也不忍让这么一部优秀的、进步的文艺作品中途夭折,就多方奔走,可仍弄不到拍片的款项。在这关键时刻,她想到周恩来同志临离上海时亲自对她的嘱托:“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不仅仅是投资办企业,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支持。”这样,周宗琼又匆匆从上海赶到香港,直接向华岗和翦伯赞汇报,请求他们指示和资助;同时,直接通知她还在重庆的弟弟,立即处理掉她在重庆的所有不动产(韦家院坝除外,因为国民党特务们早就对她产生怀疑,当时已将她的这处房产控制起来)。后来史良大姐帮着借来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终于使《一江春水向东流》拍竣。为了拍齐、拍好“一江春水”,周宗琼使出了浑身解数,真正做到了倾囊相助的程度。
  
  挖地三尺无黄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宗琼被调到国家水利部工作,也成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的列席代表。她工作兢兢业业,经常深入基层,终于在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长期追求的理想。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刮起来之后,周宗琼也遭受到残酷的斗争和无情打击,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和伤害。周宗琼在上海任“大孚”总经理和“昆仑”影业公司投资人期间,拍过一部名叫《武训传》的电影,这部电影曾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因此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此外,她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办厂经商,无偿为革命提供资金,掩护革命志士脱离险境的义举反被说成是剥削人民血汗的“黑资本家”,要她向人民低头认罪,交出自己私藏在家的黄金。当周宗琼说没有什么私藏在家的黄金时,竟遭到“造反派”暴打。
  
  在周宗琼遭冤屈、受迫害的日子里,她也曾想到过是否找一下周总理和邓大姐。因为在1954年的政协会议上,周总理一见到她的身影就忙向她打招呼:“宗琼,快来,快来。”然后就快步上前来和她亲切握手并问长问短。那是她终身难忘的幸福。但是,在自己遭灾受难的日子里,她怎么好意思给总理添麻烦呢!当“革命的小将们”对她的批斗不断升级时,有人忍不住提醒她:你的问题总理完全说得清,你应该悄悄向总理捎个信。面对现实,周宗琼铁骨铮铮地说:“我是个小人物,受点伤害算什么?总理要操持这么大一个国家。再说,他的处境也很艰难啊!”
  
  就这样,在那人妖颠倒、黑白不辨的日子里,周宗琼以顽强的意志终于挺了过来。说到这里,老人脸上倒漾起了笑容,说:“最可笑的是那些造反派们硬说我周宗琼家里藏有大量黄金。我说没有他们还不相信,对我发狠说: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你私藏的黄金挖出来。”最后那伙人拿来了铁镐和锤凿器具,到周宗琼的家中横敲竖挖——天花板敲掉了,地板橇开了,把整个房间种地似的刨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一枚铜板,更别说什么黄金了。
  
  “山城当呼宗琼来”
  
  1996年5月2日,周宗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当我接到水利部的来函后,脑海里不住翻腾起这位革命老妈妈那慈祥、刚毅的形象。我通过郑淑芸同志向她的家人表达了哀悼之意,并着手搜集有关她的资料。
  
  周宗琼的子女多,但她从不溺爱孩子。1949年前拥有个人小汽车,但她从不让出孩子随便乘坐。子女读小学时,她从不给任何一个孩子一分零花钱;上初中时,每月也只给两元零花钱;上高中时,每月5元零花钱。如果发现哪个孩子有用钱不当的,则给予一学期不给零花钱的处罚。严格的家教养成了子女们在生活和学习上严字当头的习惯,一个个学业、事业有成。
  
  由于特殊的身份地位以及很高的社会声望,周宗琼接触的多系上层人物。但她严格规定,子女们无论生活上、工作上有什么要求或想法,都不得去找这些“上层”领导的麻烦,更不许开“后门”办事。文革中,她受到冲击被下放到粮食部宁夏干校“劳动改造”,子女们也都受到牵连。文革后期,老干部们的冤假错案纷纷得到纠正或平反昭雪,周宗琼也不例外,这时,社会上盛行利用一些老关系把子女们从他们的“发配地”调回城内,周宗琼却对子女们下令:谁也不准去找我的关系!她依然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教育子女们一定要自强自立,通过自己的努力长大成才。
  
  “巾帼英雄谁与比,山城当呼宗琼来”——这是我得到周宗琼老妈妈去世后含泪撰写的挽联。这副挽联虽未能呈送到老人灵前,但表达了我对这位革命老妈妈的一片敬仰崇爱之情。
  
  作者/秦九凤
  
  原文刊载于2012年3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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