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车耀先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8-06 09:20:53

  父亲车耀先逝去70多年了,我常常想起他。往事点点滴滴,就像发生在昨天。
  
  在20世纪20年代,父亲从国外游学归来带回一台照相机,他用相机拍摄了不少照片,也记录了我们家庭的悲欢冷暖。我一直保存着这些照片,如今虽已破损泛黄,但看到它们,我眼前就会浮现父亲的影子。他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也是一位慈祥的父亲,英武儒雅,音容宛在。
  
  相识到相爱
  
  1894年,父亲车耀先出生在四川省大邑县灌口场一个小商人家庭。5岁入私塾,10岁辍学,11岁开始挣钱养家,卖地瓜、甘蔗、火柴,奔波于方圆30里的各个乡场。
  
  17岁时,父亲到崇庆县城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他勤快好学,灵巧厚道,一有空闲,不是到附近小书摊看书,就是到茶馆听评书,很得师傅、师母的喜爱。学徒期满后,师母问他有没有中意的姑娘,父亲说喜欢对门摆摊的黄三姑娘。师母又问喜欢黄三姑娘什么呢?父亲说喜欢她心灵手巧,管教弟弟很严格。其后,师母将父亲的话告诉了祖母,祖母亲自上门提亲,谁知黄三姑娘早已与人订聘。消息传来后,父亲很沮丧,转身到川军刘文辉的部队参了军。
  
  母亲人称黄三姑,家中排行老三。因家境贫寒,她在家门前摆了小摊,卖香蜡纸钱和甘蔗。她性格温和,不事张扬,虽然没有文化,做生意却很在行,削起甘蔗来动作尤其灵巧,给父亲留下很深的印象。父亲当学徒那几年,两人很少接触,母亲找过父亲两次,一次是来店里买酒,还有一次是请父亲帮她算账。事实上,她对这个腼腆的小学徒,印象也很好。
  
  母亲虽然早已订婚,男方也曾催促她过门完婚,她却不愿意。最后,男方只好作罢。祖母闻讯后,再次上门提亲,黄家很快答应了。在部队的父亲接到祖母来信后,打开一看,竟然是他喜欢的黄三姑娘同意了婚事,不禁欣喜若狂,马上回家结婚。那是1918年冬,父亲24岁,母亲22岁。
  
  许多年后,父亲在狱中思念母亲,写了一首诗,记述这段初恋的爱情。全诗如下:
  
  女儿对门居,相见不相语。
  
  美目盼盼兮,痴心惶惶矣。
  
  屡欲诉私哀,情势所不许。
  
  咫尺隔天涯,将心比自己。
  
  不作窶子妻,愿为梦中侣。
  
  赖人长相思,寝食不能已。
  
  父亲在小诗后面附言:“世有名言,人力不可回天,乾坤可挽转相思之苦,变为努力之源;奋斗成功,又为姻缘条件。附相思苦打油诗一首于此,以志不忘。”可见他思念之深。
  
  迷茫中思考
  
  婚后,父亲带着母亲回到部队。母亲买了一部缝纫机,专门为士兵缝补衣服,还为伤员煎汤熬药,深得大家喜爱和敬重,人称“好心的车娘”。父亲很开明,认为夫妇是平等的,遂为母亲改名为“车体先”。父亲还为母亲放了裹脚,送她到识字班学习,后来母亲不仅能够管理账目,还能看报纸,读丁玲的小说。
  
  父母结婚不久,父亲所在部队在简阳地界激战,时任连长的他头部受重伤,昏迷不醒,被人剥了衣服踢进坑里,次日才被附近农民救起,送回部队。母亲见他血肉模糊,浑身抽搐,连忙把他送到成都陕西街福音堂医院,由父亲的好友肖露嘉医生治疗。子弹从父亲颅骨穿过,弹片及碎骨伤及脑膜并感染。医院条件不好,缺乏麻醉药,肖露嘉用镊子夹取脑膜里的弹片和碎骨,换药时又用碘酒棉条从伤口穿过以消毒,一来二去,疼得父亲浑身哆嗦。
  
  经过肖露嘉一番治疗,父亲的伤势渐渐痊愈,却因为碎骨压迫神经,左脚落下终身残疾。后来,父亲提起此事便说:“我的头部是为军阀们争洋房、争小老婆才受伤的。”那时父亲还年轻,他在迷茫中思考以后的路。
  
  1927年9月,我在成都四圣祠教会医院出生了。那时,父亲正随部队在重庆驻防,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得一女,取名成英(取事业有成之意)。后来他知道祖母已经为我取名“贵英”了,只得顺从,但觉得“贵”字太俗,时值秋高气爽、桂花飘香季节,于是改名“桂英”。1948年,为躲避特务追捕,我才改名“毅英”。
  
  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重庆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反动军阀对共产党人和群众大肆屠杀。次年,逐渐觉悟的父亲愤然离开军阀部队,外出游历。他以四川基督教友的身份,赴上海参加基督教东亚协会会议,而后出游北平、沈阳等地以及日本、朝鲜,寻求救国道路。
  
  目睹旧中国的贫困和积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父亲在上下求索的曲折过程中,用一首
  
  《自誓诗》表达了自己为国为民奋斗的理想。诗云:
  
  幼年仗剑怀佛心,
  
  放下屠刀求真神。
  
  读破新旧约千遍,
  
  宗教不过欺愚民。
  
  投身元元无限中,
  
  方晓世界可大同。
  
  怒涛洗净千年迹,
  
  江山从此属万众。
  
  不劳而食最可耻,
  
  活己无能焉活人。
  
  欲树真理先辟伪,
  
  辟伪方显理有真。
  
  喜见东方瑞气升,
  
  不问收获问耕耘。
  
  愿以我血献后土,
  
  换得神州永太平。
  
  “努力餐”的秘密
  
  1929年5月,父亲带领全家开办了“努力餐”餐馆。店名之意,取自孙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车耀先拍摄的“努力餐”,照片上“努力餐之门面”几个字系他手迹_meitu_2.jpg

车耀先拍摄的“努力餐”,照片上“努力餐之门面”几个字系他手迹


  “努力餐”位于成都三桥南街,后搬到祠堂街,皆是一楼一底。店前是大街,楼下从父亲的书房走到后门,就是金河。河边树木成荫,父亲搭了一座水榭,母亲常常由此到河里洗衣服,夏天全家在此乘凉。遇到秋天水浅,我们几个孩子就在河里踩水玩。冬天河水干涸,于是全家出动,经河道去对面少城公园游玩。这时候,父亲租一辆自行车,教大姐骑车,全家人围着看热闹,其乐融融。
  
  “努力餐”开张后,特聘当年在滇军为朱德做过饭的何金鳖担任首席厨师,开创了烧什锦、白汁鱼、清汤三鲜、宫保童子鸡等诸多特色菜。父亲为这些菜肴编了顺口溜作为广告词:“……机器面,味道鲜;革命饭,努力餐;烧什锦,名满川……”餐馆的筷筒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如果我的菜不好,请君向我说;如果我的菜好,请君向你的朋友说。”一时间,在城中传为佳话。
  
  “努力餐”气氛融洽,店里十几个师傅、伙计,我们都亲热地称呼师傅师兄。他们与我们同桌吃饭,和母亲平等分钱(客人的小费),还为父亲卖他创办的进步刊物《大声周刊》。每逢年节,我们一起庆祝,张灯结彩。母亲热心,还为好几个师兄当“红娘”,替他们操办婚事。
  
  父亲192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努力餐”也是父亲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是革命者的联络站。但凡自己的同志来了,大多在楼上接待,也有不认识的,只要进堂坐下,说出暗号“一菜一汤”,吃完便走,不用付钱。1930年10月,父亲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参与策划了震动四川的“广汉兵变”。暴动失败后,“努力餐”歇业盘点,撤退到成都的同志,来此躲在楼上,餐馆解决他们的吃住问题。1985年,父亲的领导魏传统曾有诗云:“四川军阀割据热,广汉兵变震云天,西窗瞭望锦城血,幸有当年努力餐。”即指此事。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四处奔波,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父亲脚有残疾,母亲为他买了一部黄包车,雇了车夫,每天拉着他去参加各种活动。父亲很忙,家里家外,都由母亲打理。她白天在餐馆端菜上饭,抹桌洗碗,晚上还要整理账目,照顾一家人。母亲不愧是父亲的好帮手、贤内助,多年来两人感情融洽,相敬如宾。
  
  父亲一去不回
  
  1940年3月初,国民党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并嫁祸给共产党。3月18日,父亲与战友罗世文被捕。
  
  那天晚上风雨交加,我们听到有人敲门说:“车先生,有你老家的电报。”刚打开门,一群便衣特务闯进来,阴恻恻地说:“车先生,请你到行辕走一趟。”父亲镇定地穿上衣服,随他们走了,以后音信全无。过了好久,才有熟人来告诉母亲,说看见我父亲了,父亲托他带了口信,说自己恐怕一时回不来了,要母亲照顾好孩子们。
  
  父亲被捕的事情是姐姐写信告诉我的,那时我正在成都新津读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释放爱国人士张学良、杨虎城等17名政治犯,其中就有罗世文和车耀先。对方却当面说谎,称罗、车二人在关押期间死了。
  
  父亲和罗世文被捕后,先关押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后押到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他始终没有暴露党员的身份,和罗世文、韩子栋等同志组织了监狱秘密党支部,领导难友与敌人做斗争。他利用担任监狱图书管理员的身份,把报刊上的一些重要消息夹在图书中送到难友手中。小说《红岩》一书中描写了父亲在狱中的这些活动。
  
  父亲狱中6年,面对高墙铁窗,亲笔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四川军事史》和一部尚未完成的《自传》。传记前言云: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余因政治嫌疑被拘重庆。消息不通,与世隔绝。禁中无聊,寝食外辄以曾文正公家书自遣,遂引起写作与教子观念。因念余出世劳碌,磨折极多,奋斗四十年始有今日。儿女辈不可不知也。故特将一生之经过写出,以为儿女辈将来不时之参考。使知余: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已足矣,夫复何恨哉?!
  
  1946年8月18日,重庆谈判后不久,父亲和罗世文被特务秘密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父亲被捕后,祖母就被活活气死了。母亲曾找人写状纸,告成都行辕乱抓人,但于事无补。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她带着我们姐弟几个,在敌人的监视下艰难度日,直到成都解放。
  
  1949年12月,成都刚解放,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来家里看望,告诉我们父亲牺牲的消息,还带来了烈士证书。全家人失声痛哭。
  
  王维舟提出按月给母亲抚恤金,母亲以能够自食其力婉言谢绝。她把父亲创办的“努力餐”交给了组织,在祠堂街买了一间小铺面,靠经营小杂货店维持生活。
  
  1954年母亲病逝,享年58岁。我们尊重她的意愿,将父亲的骨灰罐放在她的身边,愿他们在天堂重逢。
  
  作者/车毅英
  
  原文刊载于2018年7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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