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英的秘密战线生涯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8-02 09:26:33

  王世英,生于1905年,山西洪洞人。早年入国民第二军学兵营,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分队长、国民革命军第2军教导师1团党代表办公室主任、中共皖北特委亳州特分委委员等职。1945年后,历任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长、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山西省委常务委员等职。
  
  开展秘密工作
  
  1931年10月,在杨虎城部开展工作的王世英来到上海,顺利地同中共中央军委接上了关系,并汇报了西安的情况。经党组织考察后,同年底,他被派到南京以特派员身份开辟工作,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建立党的情报关系。
  
  当时正值蒋介石下野之际,南京极为混乱,所以王世英的工作进展很快。在南京的一年时间里,他几乎每隔一两周就去一次上海,向党组织请示、汇报工作。因当时中央“左”的错误指导,对南京的工作要求过急,加上王世英在南京活动较久,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天深夜,王世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同乡简北昌,送来了敌人抓他的密信。他得知后,连夜转移了住址,把工作移交给了其他同志。
  
  1933年2月,王世英调回上海。这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迁往江西苏区,由刚成立的上海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派出机关,领导白区工作。回到上海后,他被分配在中央军委情报部工作,主要任务是向外派遣人员、接头、谈话、编情报,供中央参考。
  
  1935年7月,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严重破坏,有40人被捕。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王世英等仍坚持斗争。8月26日,上海中央局接到了王明、康生于5月3日和5月5日发自莫斯科的两封信,其中5月3日的信中指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遵照指示,上海中央局的工作宣告结束,王世英转移到了天津。
  
  到天津不久,王世英就担任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这时,他让南汉宸通过申伯纯做杨虎城的工作,鼓动杨虎城抗日救国。到年底,红军初到陕北,他又派汪锋持毛泽东的信去西安找杨虎城,谈判联合抗日问题。杨虎城因不了解汪锋的来历,遂派省府秘书崔孟博(地下党员)去天津找南汉宸查证。适逢南汉宸不在天津,北方局便派王世英随崔孟博,于1936年2月秘密前往西安。王世英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和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的具体办法;二是取道西安赴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这几年在白区工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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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杨虎城将军公馆——会客厅


  王世英到西安后,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就把他带到了九府街(今青年路)杨虎城的别墅止园会客厅。为不走漏风声,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办法,王菊人先把王世英锁在客厅东边的一间小房子里,然后到新城把钥匙交给杨虎城。中午,杨虎城回到止园后,先到卧室更衣,假装要午睡的样子,等警卫员离开后,才悄悄打开小房子的门,与王世英商谈。谈话中,王世英还向杨虎城证实,汪锋确实是自己的同志。最终,双方以南汉宸过去所提六条建议为基础,进一步做了具体协商,达成了四项协议:
  
  一、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与17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炮,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二、双方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况。
  
  三、17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2月下旬,王世英离开西安,到达陕北瓦窑堡。这时,中央多数同志率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到了山西。于是,他又赶赴山西前线,向党中央汇报了在白区的工作和同杨虎城谈判的情况。毛泽东对这次谈判很满意,党中央也同意了王世英与杨虎城所谈的协议。随后,我党在杨虎城的第17路军军部设立了3个交通站,人员往来十分方便。
  
  1937年上半年,王世英从天津到北平时,获悉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下,既想保存实力不愿撤走,又不想当汉奸,还想抗日。为此,王世英等人通过第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中共党员)向宋哲元转达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宋哲元表示同意,并要求我党予以帮助。我党即派张友渔和温建公以大学教授的名义,到军官学校教政治课,讲授国际时事和抗日救国道理,以激发基层军官的抗日救国热情。接着,王世英又负责起草了给宋哲元的建议书,建议他实行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方针。随后,王世英还把靖任秋派到宋哲元部任情报处长,从而使我党掌控了宋哲元的情报工作。
  
  这一时期,王世英在国民党西北军和一些地方势力中广泛结交上层爱国进步人士,扩大党的影响。他还为党中央收集了大量重要的机密情报,如蒋介石的《国民党抗日战争战时战地组织条例》《国民党战时反共灭共办法》等秘密反共文件,受到了党中央社会部的书面表扬。
  
  巧妙掩护秘密工作
  
  1938年1月,王世英调至延安,进入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8月,他陪同朱德到山西吉县古贤村会见阎锡山。最终双方商定,第十八集团军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驻地设立办事处,朱德指定由王世英任办事处处长。
  
  10月,王世英到山西上任。当时,办事处的同志都是公开身份,王世英便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抓住各种机会,给阎锡山的各级干部做抗日动员工作。首先,他从做上层干部的联络工作开始,和阎锡山的高级官员经常来往,也和阎锡山的五妹夫梁延武打交道。他利用同这些人接触的机会,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利用阎、蒋之间的矛盾,争取阎锡山抗日,粉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企图逼迫阎锡山“剿共”。阎锡山接到电报后,征求了部属的意见,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世英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面见了阎锡山,陈述了团结抗战和反共倒退的利弊。他以大量事实说明,蒋介石此举的目的,是把国民党同八路军的矛盾转嫁给阎锡山,利用阎锡山的势力来同八路军作战,造成两败俱伤,以收渔利。王世英还利用内线力量,向阎锡山展开“劝说”,终于使阎锡山置何、白电报不理,保持了中立,为我党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创造了有利条件。
  
  王世英巧妙地用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随时掌握阎锡山的动向,及时向党中央提供各类情报。他在阎锡山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部门都安排和发展了共产党员。如中共地下党员赵宗复,利用其父赵戴文同阎锡山的密切关系,经常出入阎锡山的重要部门,获取情报。通过这些内线人物,王世英得以及时了解阎锡山的一些秘密活动和机密文件,并将情况报送党中央。
  
  1942年夏,日寇和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派人到山西吉县和阎锡山进行秘密谈判,欢迎阎锡山进驻太原。阎锡山犹豫不定,想投靠日寇,保住自己的势力。但这一情报很快被我党通过内线得知,王世英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决定,以斗争求团结,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公开揭露了阎锡山投降日寇的企图。在第二战区,王世英领导办事处的同志也进行了积极的配合。他们通过散发报纸、大造舆论的方式,利用内线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并联系阎锡山内部的爱国人士对阎进行规劝,迫使阎锡山放弃了投降日寇的打算。
  
  为避免阎锡山被蒋介石吞并,王世英针对蒋介石在经济上制约阎锡山的情况,主动向阎锡山提出同陕甘宁边区以物易物、以有易无,开展经济往来的主张。阎锡山因只占领晋西、吉县等几个小县,一无工业,二无资金,听后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同王世英接触,谈判具体事宜。阎锡山需要煤油、盐等物资,陕甘宁边区就用这些换取布匹、印钞票的道林纸、小五金、电料、电器、钢铁、汽车等。为了躲开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交货地点设在比较隐蔽的黄河渡口,如吉县龙王山北边的马头关、秋林等地。
  
  王世英常对办事处的同志说,做内线工作就是提着脑袋工作,万一被捕,即使牺牲也不能泄露党的机密,不能叛变。1944年,毛泽东和朱德接见王世英时说:“你们办事处工作做得很好,阎锡山做什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知道。”
  
  被诬陷为“大特务”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整风审干大权,掀起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造成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使大批同志遭受诬陷迫害。
  
  运动一开始,王世英就发现,他所在的支部被确定为“特务”的几个同志,经调查核实后并不是事实,在别的单位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因此,在一次支部会上,他提出运动有些过“左”,应该赶快纠正。但王世英的发言并没有起到作用,相反被一些同志认为是“右倾”。于是,他又大胆地向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写了报告。在报告中,他根据自己了解的事实,为已被指定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白天(魏巍)、周峻烈、钱来苏等6位同志申诉,表示愿以自己的党籍担保,这些人都是好同志。
  
  这一举动,触怒了康生。他半夜给王世英回复了一封信,说王世英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并威胁王世英把党票收好。后来,康生伺机报复,诬陷王世英是“大特务”。
  
  一次,毛泽东见了王世英问道:“听有人说你是特务?”
  
  王世英说:“我是不是特务,10年以后再看。”
  
  毛泽东听后鼓励他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嘛!”
  
  1945年4月,王世英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长,专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12月,他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定签字后,他奉命去徐州建立军调部三人小组。10月,蒋介石占领张家口,王世英先回延安,接着奉命经晋绥解放区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对沿途各地的敌军工作做了深入检查和具体部署。不久,中央任命王世英为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长。
  
  1948年,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王世英任副参谋长,仍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9月,为配合进攻太原,在徐向前的直接领导下,王世英率有关人员进驻榆次,积极策动国民党第30军黄樵松部在太原起义。之后,王世英回到华北军区,配合第四野战军攻打天津。
  
  被誉为党内“海瑞”
  
  1962年,王世英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他对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尤其对康生的卑劣行径,毫不隐讳地提出反对意见。
  
  当时,康生诬陷曾长期在秘密战线工作的王超北是内奸,把他关进了监狱。由于王世英曾和王超北在抗战时期一起工作过,对他很了解,立即向康生说明情况:“王超北在抗战时期,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当我们最困难时,人家把电台等奇缺物资运到延安,现在不需要了,就一脚把人家踢开。这样做我觉得不对,太伤同志的心了。”
  
  康生当时主管中央组织部,他派人转告王世英,不要再管这个事。王世英十分反感。他不愿看着一位好同志遭受不白之冤,多次给中央组织部提出意见。
  
  王世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就对康生的情况很熟悉。当时,康生极力想拉拢王世英。一次,康生到王世英家,送给他一副端砚,还说可能是岳飞用过的。秉性耿直的王世英根本不买账,照样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
  
  王世英对逆境中的同志非常关心。有一次,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给刘亚洁做了历史结论,把他定为叛徒、特务。王世英在北京见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苏谦益时,就毫不客气地问:“你们这样做,进行过详细调查吗?”
  
  苏谦益说:“调查材料是这么写的。”
  
  王世英说:“刘亚洁是我领导下的同志,叛没叛变,我还不清楚?为什么你们不向我调查就给人家定性?你们这样做太不负责了!”
  
  黄克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王世英经常去他家,和他谈心。王世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去开导他们,给他们点温暖。”
  
  周小舟被打成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后,其他人怕涉嫌,不敢与之来往,王世英却不怕。1962年冬和1964年冬,他两次到广东,都找周小舟会面,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王世英坚持正义、刚直不阿的精神,受到党内外广大同志的钦佩和爱戴,大家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党内“海瑞”。正因为他正直无私、敢于斗争,康生等人对他更加仇恨。他们给王世英扣上了“包庇坏人”“招降纳叛”等罪名,王世英对康生一伙倒行逆施的行为也非常气愤。1962年1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了一首斥责康生的诗:
  
  阿谀奉迎,蚁附蜂拥。自为得计,终将败行。无耻之徒,众目岂容。踏尸进阶,爬高跌重。历史自造,无法改正。
  
  “文革”期间,王世英被迫害致死。直到1979年才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作者/叶介甫
  
  原文刊载于2018年7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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