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与革命先烈的战友情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8-02 09: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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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

 

  开国元帅聂荣臻重情重义,至情至性,被毛泽东称为“厚道人”。对于曾经共同生活和战斗过的革命战友,他始终难以忘怀,思念不已。现撷取其中几则故事,以飨读者。
  
  关心电影《刑场上的婚礼》
  
  聂荣臻先后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的战斗中,与周文雍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周文雍,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撤出广州,去了香港。为聚集革命力量,1928年初,他和陈铁军假扮夫妻潜回广州,协助重建党的秘密机关。不料被叛徒告密,不幸被捕。
  
  在狱中,两人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临刑前,在周文雍的要求下,敌人给他和陈铁军合照了一张像:周文雍身着西服,拖着沉重的铁镣,昂然挺立。陈铁军披着宽围巾,紧紧地靠在他身旁。
  
  周文雍和陈铁军牺牲后的第二天,这张照片被刊登见报。由于他们是以夫妻的名义在广州活动,人们都认为两人是真实的夫妻,所以有人在照片旁以陈铁军的口吻附加了一句话:“我们俩过去在一块工作,一直没有结婚,现在我们宣布举行婚礼。”图文感人肺腑,轰动一时。
  
  聂荣臻从香港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后非常难过,同时也十分感动,他说:“那是刑场上的婚
  
  礼啊!”此话不胫而走。
  
  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在紫光阁接见话剧、歌剧和儿童剧作家时,动情地讲述了周文雍与陈铁军双双走向刑场的感人事迹,他号召作家们把这个故事写成戏剧。著名作家张义生怀着强烈的创作欲望,很快完成了小说《刑场上的婚礼》的写作。但是,由于“四清”运动开始,十年浩劫干扰,这部小说未能发表。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被湖南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在聂荣臻、徐向前和邓颖超的关怀下,张义生又将小说改编成了电影文学剧本。
  
  1978年3月28日,聂荣臻特邀编剧张义生、导演蔡元元到家中谈论剧本问题。聂荣臻说:“周文雍、陈铁军在广州牺牲的事,是我从香港到上海时告诉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他们在广州期间与两位烈士有来往,邓颖超与陈铁军感情比较深,陈铁军搞妇女和学生运动。当时革命处在低潮,白色恐怖很厉害,斗争很艰苦。你们在剧本中要着重写他们到群众中搞宣传,写他们从接受任务假扮夫妻,到产生了真正的感情,来不及更多时间去谈个人事情而被抓入狱,直到共赴刑场,当着群众宣布两人的爱情。到刑场的戏要达到高潮,要让观众流泪。我一直为他们的牺牲感动。”
  
  此后,聂荣臻还为拍摄电影之事三次邀请张义生、蔡元元到家中深入讨论。他说:“周文雍是广州有名的工人领袖,陈铁军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斗争中很英勇不怕死,被抓后又那样顽强,这样的女同志是很少见的。周文雍和陈铁军是忠诚、勇敢、热情的一对。烈士有千千万,像他们这样赴刑场的没见过,这个戏拍出来很有教育意义。要让当今的年轻人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爱情。名字还是用《刑场上的婚礼》好。”
  
  1980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终于制作完成,一经上映,就在全国引起轰动。很多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被感动得落泪,达到了预期的宣传教育效果。
  
  两次撰文悼念左权
  
  聂荣臻与左权于1931年底相识于红色首都——瑞金。在中央苏区,聂荣臻先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左权先后任红五军团军长兼政委、红一军团参谋长。他们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长征途中,聂荣臻与左权随红军先头部队指挥作战。抢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随后,他们一起参加西征,为巩固和壮大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任115师副师长兼政委,后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们指挥部队作战,共同抗击日寇。遗憾的是,1942年5月,日本军队出动大兵团突袭八路军前敌指挥部,左权负责断后,在山西辽县的十字岭突围战斗中,不幸被炮弹击中头部而壮烈牺牲,年仅37岁。
  
  消息传来,聂荣臻满怀悲痛。7月3日,他利用战斗间隙写下了情真意切的《祭左权同志》一文:
  
  我素以铁石心肠自诩,然而今天,毕竟好似无数针尖深深刺入我的心头!这就是我们的老战友,八路军的名将——左权同志战死在太行山上!
  
  当噩耗传来,同座者均相对默然,在我则无限的回忆,思念,伴着悲伤!
  
  我记得,当我从军首出征,即同你作千里挺进,把红旗招展在东海之滨!
  
  我记得,一九三三年终,我们正苦斗在丁毛山,你奉命继彦刚之职任参谋长,当同志们对你热烈的欢迎,高兴快乐时,敌机曾轰炸了我们淡薄的年饭!从此我们在一起,驰骋在各个战场,战斗在江西最残酷最艰苦直到最后的一年!
  
  我记得在历史空前的长征中,我们攀越重重峻岭,渡过了金沙江的怒涛;彝地作先锋,分道扫荡了大渡河的两岸。
  
  ……
  
  左权同志!你十多年的战场生活,只在今天你才离开了前线!你对民族对革命已经尽忠尽职,至仁至义,还留给我们的是革命长途的艰巨与同僚的寂寞!
  
  我毕竟是铁石心肠,只知道有你的血迹,不知道我有泪痕!我们当踏着你的光荣血迹前进,直到最后的胜利!
  
  ……
  
  1950年10月20日,聂荣臻在左权的陵墓移葬邯郸烈士陵园之际,又写了《悼左权将军》一文,再次回顾了左权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对昔日战友的深切怀念和无限哀思。
  
  抚养照顾叶挺子女
  
  聂荣臻与叶挺是亲密的战友,他们曾经并肩学习、战斗,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24年10月,聂荣臻与叶挺先后从西欧和国内奔赴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成为同窗。次年2月,他们被共产国际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专攻军事战略。学习期间,聂荣臻负责学员的党团工作,成为了叶挺的入党介绍人。
  
  1925年9月,由于国内革命迫切需要一批有经验的军事和政治干部,聂荣臻和叶挺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经西伯利亚乘船到达上海,由中共中央分配到广州。聂荣臻到黄埔军校任教,并担任该校政治部秘书,叶挺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处长,两人过从甚密,情同手足。
  
  北伐革命期间,他们身负重任,同赴战场。聂荣臻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特派员,负责在前线北伐军中做联络工作及传达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叶挺则担任由共产党员为主体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团长,率先遣队打先锋。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受中共中央派遣,聂荣臻任前敌军委书记,叶挺任前敌总指挥,率部队从九江赶赴南昌,参加领导南昌起义。起义成功后,叶挺任第11军军长,聂荣臻任该军党代表。
  
  在南下广东失利后,二人又护卫身染重病的周恩来,转移香港。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举行军事起义,建立革命政权。聂荣臻被派往广州任军委常委,负责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叶挺任起义军总司令,负责军事指挥。起义的第二天傍晚,两人冒着枪林弹雨,前往财政厅台上观察战况,见形势危急,果断通知起义部队撤离。起义失败后,聂荣臻隐蔽起来,几经辗转,留在国内继续战斗;叶挺避居香港、澳门,后又到南洋,两人从此失去联系。
  
  1938年1月,叶挺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部对日作战。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遭非法拘捕,后长期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出狱。
  
  1946年4月8日,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儿子阿九、女儿扬眉及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同志由重庆同乘飞机回延安,因飞机失事在山西省黑茶山罹难。当时,聂荣臻正在指挥晋察冀前线部队作战,这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他悲痛无比,以泪蘸墨,先后写了三副挽联,还亲自在张家口为叶挺主持设置灵堂,追忆战友。
  
  在追悼会上,聂荣臻含泪诵读挽词:
  
  五十岁崎岖世路,献身革命,尽瘁斯民;海内瀛寰,同钦气节;两次从征凡七载;流亡异域,苦经十度春秋,反动阴谋空画饼;纵几处羁囚,壮怀尤烈;方期延水堤边,宏抒国是;天丧巨才无可赎,旷古艰难遗后死。
  
  二十年忧患旧交,同学苏京,并肩北伐;南昌广州,共举义旗;一朝分手隔重洋;抗日军兴,血战大江南北,茂林惨变痛陷身;喜今番出狱,久别再逢;孰意黑茶山上,飞殒长星;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
  
  4月17日,《晋察冀日报》在报道晋察冀边区各界公祭“四八”遇难烈士的消息中写道:“聂司令员对着数十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之死,悲痛至极,当他以低哑的嗓子,对着大家讲话时,泪水不可抑止地向下掉。”二人战友情深,由此可见一斑。
  
  叶挺遇难后,聂荣臻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他的子女。叶挺的儿子叶正明、叶华明一直住在河北张家口聂荣臻家,聂家待他们如亲生子女。1949年广州解放后,叶华明又把弟弟叶正光带到聂荣臻家中共同生活。
  
  1953年,叶华明中学毕业后,出于对父母及弟妹的怀念,打算参加空军,当一名飞行员。聂荣臻坚决不同意他的选择,其原因是叶家有4人死于空难。聂荣臻建议他去哈军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到陈赓手下学习。最终,叶华明选择了航空发动机专业。因成绩优秀,半年后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军事航空工程学院学习。1959年毕业回国后,叶华明到聂荣臻组建的第五研究院工作,院长是从美国归来不久的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
  
  在聂荣臻的精心抚养和亲切关怀下,叶挺子女成为了国家有用之材。长子叶正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专家,俄罗斯齐奥可夫斯基宇航学院国际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高级工程师,中将军衔。次子叶正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顾问,中国对外应用技术交流促进会主任。四子叶华明是一名地空导弹研制专家。其他子女也在各个领域有所建树,他们都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作者/聂聆 段炼
  
  原文刊载于2018年7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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