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欧共青团创建时期的周恩来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7-30 09: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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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春,周恩来(左三)与张申府(左一)、刘清扬(坐者中)等在巴黎合影

 

  一艘两万吨级的法国巨型邮船“波尔多斯”号起碇离港,长鸣汽笛,在迷离的晨雾中沿黄浦江顺流而下,驶向大海。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李福景、郭隆真、张若名等人作为由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就乘坐在这艘邮船上。在船头下层、由货舱所改的统舱中,光线昏暗,空气污浊,堆放着各种货物,上下铺位的简易床上挤满了这群踌躇满志的中国学生。
  
  船开始驶进大海,周恩来手扶船栏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即将离去的祖国疆土,心潮起伏。海燕在头顶飞舞,又掠过浪花向空中窜去,周恩来仰望着这些自由的水鸟,决心要学得改造中国的真理,在革命的风暴中翱翔。视线渐渐模糊了,周恩来挺直了身躯,默默向故土告别……
  
  考察社会和组织学生运动
  
  12月中旬,“波尔多斯”号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受到了华法教育会学生部干事的迎接。而周恩来因生病不得不在巴黎停留了半个来月后,按原计划转赴英国伦敦求学,并考察当地社会生活。
  
  1921年1月5日,周恩来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伦敦。他和李福景住在罗素广场附近,这是一所学生寄宿的房子。这期间,周恩来不顾伦敦的严寒和浓雾,频繁深入工矿和码头,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为天津《益世报》撰写长篇通讯。在这些通讯中,他详述了一战后英国的失业状况,评论英国的机构和议会民主。不久,两人一起报考了曼彻斯特大学,周恩来还报考了爱丁堡大学。当时,爱丁堡大学虽已同意他免去入学考试,只试英文,但考期在半年以后,而英国的生活费用颇高,申请官费的事又还没有头绪。于是,2月上旬,周恩来便由英国返回法国,进入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
  
  不同于一般旅欧勤工俭学的同学,周恩来除了在巴黎雷诺汽车厂短期做工外,主要靠稿费维持生活,从而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考察欧洲各国的社会综合情况,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到法国后,他还挤出时间多次给在天津达仁女子学校教书的邓颖超写信,信中多是讨论新思想、政治动向,交流新知。
  
  当时,由于经济萧条,失业风潮遍及整个法国,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陷入了求工不得、欲学不能、生活无靠的困境。无工可做的学生们聚集在巴黎华侨协社,每天靠华法教育会借贷的5法郎维持生活。因长期营养不良又无钱看病,不少留学生病死。雪上加霜的是,华法教育会又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在这紧急关头,蔡和森、向警予等人组织了400多名学生骨干于2月28日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发起了一场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斗争。周恩来对事件的原委进行详细调查了解后,为《益世报》撰写了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
  
  这次事件后,几支革命力量都深感有消除隔阂、团结起来的必要。赵世炎、李立三等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填表参加的有七八十人,其中包括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接着,赵世炎致信并面见蔡和森、李维汉进行商谈,一致表示: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不久,赵世炎又给蔡和森去信,主张成立一个包括留法学生和华工中优秀分子的共产主义组织。蔡和森回信表示同意,并且主张采用“少年共产党”的名称。
  
  正当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积极酝酿之时,6月初,北洋军阀政府派专使到巴黎,秘密与法国政府商谈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由于法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事情在当月16日的巴黎各大报纸上报道出来。周恩来看到消息后,义愤填膺,立即和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30日,他与赵世炎、李立三等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厅召集拒款大会,宣读旅法各地华人团体的来函来电,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名一致以反对非意之借款”,并请法人“赞助”。当日,周恩来还撰写了通讯《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指出这次借款“是直一分脏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禁死断无予以‘可’字者”。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中法之间被迫暂时中止了对借款问题的讨论。然而到7月25日,《巴黎时报》又透露消息称中法借款合同已经秘密商妥草签,旅法华人顿时群情激愤,于25日和29日两次集会,发表宣言通告,呼吁国人速起斗争,坚决反对这一卖国借款。30日,周恩来再次提笔,撰写《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一文,详细报道旅法华人的斗争情况,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不仅如此,8月13日,他还和赵世炎等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举行了第二次拒款大会,要求驻法公使陈箓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箓本人不敢到会,代其参会的秘书长王曾思态度蛮横,遭到愤怒学生的痛殴,被迫代表陈箓签署了反对中法借款的声明。法国政府害怕事情闹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延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至此宣告胜利结束。
  
  虽然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因对拒款事件不满,驻法使馆宣告停止向勤工俭学学生发放生活维持费,华法教育会创办的里昂中法大学也寻找借口不接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入校学习。对此,学生们感到求生和求学都看不到希望,被逼上了绝路,因此必须行动起来。9月17至19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联合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最后一致决定争回里昂中法大学。在讨论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提出,对方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是复杂的,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他建议留下部分骨干负责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争。
  
  21日清晨,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100余人组成的“先发队”,分别从巴黎、克鲁邹、蒙达尼等地到达里昂,冲进中法大学。但由于学校早有防备,将所有教室和宿舍的门都上了锁,无法进入。“先发队”的学生们只好在校内的草地上休息,并推选赵世炎为总代表同校方进行交涉。校方不仅拒绝与之交涉,而且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的名义派警察前来镇压。第二天,当地政府派出大队武装警察,包围和拘捕了全部“先发队”的学生,押送他们到一座法国兵营囚禁。周恩来等人得知消息后,和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四处奔走,开展营救活动,但未能奏效。10月13日,法国当局又派出200多名武装警察,将这批学生押送到马赛。中法两国政府相互勾结,决意驱逐被捕学生,强令他们登船回国。其中,赵世炎在别人的帮助下逃了出来。
  
  “先发队”被强行遣送回国后,周恩来很快含愤撰写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向国内详细报道了中法反动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迫害经过。文中疾呼:“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为了团结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骨干,周恩来、赵世炎于年底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的一家旅馆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议定分头做筹备工作。
  
  从建立旅欧少共到加入中国青年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阅读时,他认真地划重线、写眉批、记笔记。他还对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了研究,并与觉悟社社员以通信形式多次探讨。
  
  1920年,上海、北京、武汉、湖南纷纷筹建了中国共产主义地方组织。12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成员之一张申府应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聘请,于27日和妻子刘清扬一起到法国讲学,行前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负有在旅法华人中发展海外组织的任务。
  
  张申府曾是北京大学的哲学讲师,同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而刘清扬是觉悟社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同周恩来很熟悉。到法后,张申府很快介绍刘清扬加入了组织。周恩来在巴黎与二人相遇,十分高兴,时常与他们往来,一起探讨问题。当周恩来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的情况后,立即提出请求,并于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组织。接着,他们与从上海而来的赵世炎、陈公培一起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而它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旅欧的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建立青年团的组织。
  
  不久,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革命有了先进的领导力量。闻此消息,周恩来等人兴奋不已,更加积极奔忙起来。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刘清扬由巴黎迁居德国柏林,住在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旅德期间,周恩来和张、刘二人以及原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伯简一起成立了旅德中共党组织。他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作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
  
  6月,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小空场失去了平日的寂寥,一群中国青年怀着神秘而昂奋的心情在此集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18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主持人赵世炎首先向代表们报告了组织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了他起草的组织章程草案。起初,他提议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但与会多数代表不赞成,主张称“少年共产党”。周恩来的提议是切合实际的,可“共产党”这一称谓或许更具吸引力和感召力,周恩来便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还提议新成员加入组织时应当宣誓,他对此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就这样,3天会议经热烈的讨论,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人,即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其中赵任书记,周负责宣传,李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
  
  需要注意的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不是党组织,而是团的性质。它成立不久后,在旅法、旅德中共党组织基础上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于巴黎成立了。团组织中凡符合条件的同志,可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团组织是半公开的。党组织宣传政策和主张,实际上是通过团进行公开活动,对外用团的名称。而向国内党中央、团中央汇报工作时,两个组织则是分开进行。
  
  8月1日,《少年》创刊了,编辑部设在旅欧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内。这个面积仅七八平方米的“斗室”还是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会办公处。作为旅欧少共的机关刊物,《少年》肩负着“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产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之重任,以发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译文、探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以及共产国际、少共国际文件和消息为主要内容。周恩来成为《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后在该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失败了吗?》等文章。
  
  不久,从国内传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于当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消息,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周恩来等得知这一消息后,开始考虑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事宜。在10月召开的旅欧少年共产党会议上,经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当选为委员。11月20日,周恩来和赵世炎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他们筹集了1年路费,派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正当他们等待答复的时候,又得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已抵达莫斯科的消息,便立刻去信表示敬意,并说明已向国内团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
  
  1923年1月,正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复信给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议其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行委员会则改为执行委员会,还对青年团组织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出了指示。29日,团中央于1月29日发出公函,正式批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就在这时,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等12人将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为此,2月17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42人,代表着在法、德、比3国留学的72名少共党员。会议正式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支部”,在欧名称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会议选出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江泽楷、肖朴生为执行委员,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候补委员,周恩来任执委会书记。当时还是比利时留学生的聂荣臻,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周恩来)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3月18日,周恩来陪送赵世炎、王若飞等人到柏林,设法为他们办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与之依依惜别。
  
  与“油印博士”的《赤光》岁月
  
  1923年夏,周恩来住在赵世炎曾经的居处,也就是那个狭窄的小旅馆内,开始专门从事党团工作。每逢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周恩来便到近郊的大学区、工厂区、华工区,勤工俭学学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馆演说,揭露留学生中那些猖狂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分子的真面目。他还常常请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头面人物来参加旅欧支部召开的会,在会上同他们当面辩论。他那富有说服力的演讲,燃起了青年们心中的革命火焰,他的演讲词更传遍了巴黎华工区和勤工俭学学生集中地,使那些反动分子陷入孤立,而一大批进步青年靠拢在党的周围。
  
  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16日,周恩来等到里昂与孙中山派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的王京歧商谈合作问题,并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久,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后称巴黎分部)筹备员。由于旅欧共青团的加入,国民党旅法支部的成员扩及至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因此,国民党总部将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并于11月25日在里昂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选举王京歧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王回国期间,由周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旅欧国民党组织的工作。
  
  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旅欧共青团工作遇到的新情况,1924年2月1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改组为《赤光》。《赤光》创办不久,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希贤(邓小平)就来到周恩来的狭小房间,成为《赤光》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在《赤光》编辑部,邓希贤得到了周恩来等年龄较长的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指点。同时,耳濡目染也使他增长了才干,锻炼了能力。也是在这个岗位上,邓希贤以出色的工作得到大家的信赖和尊重。最初,邓希贤的工作是负责《赤光》的刻写和印刷。他刻写的字黑大肥圆、工整隽秀,力透纸背,印刷清晰,装订简雅,大家对此赞不绝口,还在周恩来的带领下称他为“油印博士”。
  
  邓希贤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邓希贤先把它一笔一划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事实上,这种正常的工作程序经常被打乱——或是要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正在修改稿件的周恩来被来访者打断,又或是由于工作需要周恩来要出去活动。但为了能保证每半月出1期12页左右的内容,常常是在开会或接待之后,周恩来马上伏案挥笔著文或改稿,邓希贤则耐心地等在一旁,改好一篇就刻写一篇。小屋里的灯光时常彻夜不熄,他们饿了就啃几口羊角面包,渴了喝一杯白开水,就这样忘我地工作着,直至夜色消散,迎来薄雾蒙蒙的黎明。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希贤时常就在房间里打上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这段时间,邓希贤和长他6岁的周恩来十分接近,他非常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为其坚定的信仰、对现实问题清晰正确的分析把握和英姿勃勃、思路敏捷、谈吐文雅的风度所深深吸引,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60年后,邓小平在谈到周恩来时还深情地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内革命运动以广东为根据地蓬勃发展起来,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青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回国,周恩来也在其中。7月31日,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周恩来告别生活了将近4年的欧洲大陆,和刘伯坚、周子君、罗振声等人一起踏上了归途。再见了,法兰西!4年前刚到这里时,他还是一名正在追求和探索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而今,他已经是心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周恩来的行李中,有一份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报告,其中如此评价:“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此时的周恩来已成为一位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而等待他的正是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作者/余 玮
  
  原文刊载于2012年3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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