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二野军大四分校进军西南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7-27 07:50:54

1949年中秋,刚穿上军装的刘平一(右)和刘亚一(左)与堂妹合影_meitu_1.jpg

1949年中秋,刚穿上军装的刘平一(右)和刘亚一(左)与堂妹合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为了追求新生、自找出路,我与堂兄激情满怀地投笔从戎,参加了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简称“二野军大”)四分校。这所学校,既不是一般性的地方大学,也不同于延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而是一所边走边学、迈着向西南进军的战斗步伐奋勇前进的前所未有的大学。

  

  1949年10月,我们从南昌出发,南下广州、直插广西、攀登云贵高原,行程5000多里,以大半年时间经赣、粤、桂、黔、滇5个省市的50多个县市,终于艰难抵达昆明。进驻昆明“讲武堂”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开始进行改造起义军官的工作。

  

  初入“新型”大学

  

  我1930年10月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进南昌后,二野军大四分校在江西省立赣州中学附近招生,我与堂兄妹相约前往报考,结果三人都榜上有名。但就在即将报到正式参军的时候,堂妹刘美一迫于父母的压力不得不放弃。9月底,我和堂兄刘亚一身穿军装与堂妹的那张珍贵合影,成为我们在黎明前出走与离别的历史见证。

  

  报到的当天,我早早地起了床,穿好新发的军装,在镜子前左右端详,并轻快地走了两步,满心喜悦地感到自己从此进入了人生的新起点。第一次与老师和同学见面,我十分兴奋,但见到的情景却与想象的大不一样:虽说是“大学”,却没见教室、操场,连板凳、课桌都没有一张,大家就在大马路上站了一大片。整队编班之后,我被分在了一大队四中队七班。下午,我们召开班务会,11个人围坐成一圈,各自介绍了自己从哪里来、为什么要报考军大等情况。

  

  开罢班务会后没几天,班里组织大家学习《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于是,全班说干就干,人人动手,帮助老乡打扫庭院、清除垃圾等。这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做群众工作,也碰巧就在这天遇上敌机突袭赣州市,而且集中向体育场扫射。当时我们七班就在体育场大公路旁,敌机俯冲而来,发出“嘟嘟嘟”的机枪声,吓得大家东躲西藏。直到敌机远离,同学们才一个个出来,拍打着身上的灰土,相互观看,不禁哈哈大笑。这可是我们在新的人生中的首次遭遇。此后不久,班里又组织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大家学习认真,相互讨论,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转眼间,9月就这样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过去了。

  

  1949年10月1日,4兵团直属部队,四野15兵团、赣粤湘边纵、两广纵队驻赣州的各单位,二野军大四分校的全体学员以及赣州市里的机关团体、学校和各个街道的群众,都以无比自豪、喜悦的心情参加到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活动中来,热热闹闹地欢庆了一天一夜。国庆节后,军大要求各学员队一面积极出墙报,继续热烈庆祝国庆,一面开始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期间,也曾多次受到敌机临空骚扰,但我们已逐渐适应,能照常进行热烈讨论。

  

  10月20日上午,一大队在赣州市体育场召开了动员大会。政委石坚首先给大家讲了当前的形势,提出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向全国进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号召,并当即宣布二野4兵团司令员、二野军大四分校校长陈赓同志的命令:军政大学明天就正式出发向南进军!接着讲了行军路线、要求和注意事项,特别强调了严格遵守《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搞好宣传鼓动等工作。最后,他还布置了学习任务,并为我们解答了关于为何没有校舍的疑惑:“我们军大是不同于一般旧式的大学,她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的新型大学……至于说,军大的校舍在哪里?可以这么说:这所新型大学就在脚下!为了革命,我们将边走边学,边学边走,革命需要我们走多远,我们的校舍就有多大!我们的桌椅板凳,就是随身带的背包,无论走到哪里,背包一放就是板凳,双脚一伸就是桌椅;我们的课堂可能在高山,也可能在场坝,反正哪里有空地,就可以在哪里上课……”

  

  南下广东  驻训佛山苦乐参半

  

  10月21日,东方刚露出鱼肚白,赣州西南上空就响起了军号声。在去南康县的公路上,一队队军大学员身背背包、挺胸阔步地歌唱着前进。我们这些新学员天不亮就起来,急急忙忙学打背包、打绑腿,搞了个汗流浃背才勉强赶上队伍。刚开始,我还积极活跃,情绪高昂,时而和同学说笑,时而拉歌子,时而宣读挑战书、应战书,可走近南康县时就有些疲倦了,背包逐渐散架、绑腿越走越松,以致拖成了“尾巴”。夕阳下山时,我们好不容易才赶到新城附近的农家住宿。由于首次长途行军,大家都感到格外疲劳,倒在用稻草打的地铺上就睡着了。

  

  翌日,东方微亮,我们便向着海拔1000多米的大庾岭进发。途中,大家越走越欢,有的唱歌,有的说笑,有的讲故事。但到夕阳西下时,就感觉精疲力竭了。这时,各队宣传组、鼓动棚响起了锣鼓声或打起呱哒板儿,时而山上在唱歌,时而山下又在拉歌,把大家的行军热情鼓动了起来。由于走得过急过快,沿途先后出现了一些掉队人员。我虽然没有掉队,也走得一瘸一拐的,好不容易咬紧牙关,才勉强坚持到南雄宿营地。当晚,队长带着卫生员小王来查看病号,小王见我两个脚底板都有血泡,赶紧打了一盆热水,让我先洗后泡,再给擦上红药水和碘酒。

  

  经过一夜的休整,我们又显得朝气蓬勃:有的整理行装、打扫庭院,有的在山沟里洗脸刷牙,有的就地吃饭。准备就绪,整队开拔。我的精神好多了,脚也没那么痛,走起路来轻松许多。大家说说唱唱,很快就走到山间谷底,可是不久又开始爬山,这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北粤一带依然峰峦跌宕,起伏连绵。临近中午,我的脚又疼痛起来。好不容易熬到吃午饭时,小王过来一看,这才发现又打了两个泡。昨天的两个泡已成了血泡,而且都已化脓了。小王从针线包里抽出一根针来,拔根头发穿进针眼,用针穿过血泡,头发就留在了血泡的两头。他说这是土办法,走路时可促使脓血顺着头发往外流,只有把脓血都挤出来,才能慢慢地好起来。就这样,我又开始走在行军的队列中。

  

  不久,我们接到上级指示:我军15兵团、4兵团、两广和林平纵队向广州进军后,于10月中旬完成了占领广州的计划。但紧接着必须追击歼灭逃跑的敌人,以免遗留后患。根据这个情况,二野军大四分校作为4兵团部的后续部队,行军速度也要大大加快。学校要求各大队振作精神,快步前进,跟随大部队从北粤直插广州;对于各队的病号,则组织收容人员带领他们到广东英德县集中,找学校卫生院报到,可坐船直达广州。不幸的是,我也成为了“病号”之一。由于各队病号的病情不同,有的是因感冒发烧而行动困难,但大多数都是因脚上打泡而掉队,所以队伍拖得很长,行动较慢。直到太阳下山了,大家才找到学校卫生院在英德的住宿地。我们分头洗脸洗脚后,医护人员就过来挨个儿拿药治病。不久,伙房又给大家送来了病号饭,每人一碗面条汤,不够的还可以再添。在英德县休整一天后,我们一早来到码头,依次登上大木船。船很快从广东北江顺流而下,开进珠江。到黄昏时刻,我们看到了高耸入云的爱群大厦,也看到了被炸得东倒西歪的海珠大铁桥。上岸后,我们顺着公路往佛山镇挺进,直到天黑才走到佛山叠窖乡,尔后各自归队,我回到了四中队。

  

  由于4兵团和15兵团四面截击国民党军残部,形成了围歼的大好形势,自11月初进驻佛山后,军政大学领导决定在此对学员进行一次驻训。这时,军大除在江西招收的2000多人外,又在广州招收了1000多名学员——许多大学生踊跃报名,还有不少香港学子前来报考。3000多名学员,加上女生大队、特科大队、机关和警卫部队,全都住在佛山镇叠窖乡的学校和附近老乡家里,显得有些拥挤,但大家都能克服。

  

  我们住下后,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操练。每天早上起来,叠窖乡一带军号声、哨声不断。各队先后沿街道跑步,早饭后,安排相间,有的在教室,有的在院坝里坐着小板凳听教官讲课。军事教官和各大队干部除了讲授基本的军事知识、内务规则、纪律条令以及队列训练外,还组织大家在野外练习射击打靶、投弹。在野外练习射击打靶、投弹时,为了保证安全,各队还组织了战斗小组。我在四中队的战斗小组中勤学苦练,在测评射击打靶时打了个9环,高兴极了。练习投弹时,大家格外卖力,由于反复不断地练习摔手榴弹,个个都摔得胳膊酸痛直叫唤,好在调理一下就慢慢好转了。

  

  在佛山驻训过程中,大家感到既严肃紧张,又很有乐趣。经过1个多月的驻训,大家的军政素养也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一个个显得精神抖擞、矫健有力。但是,随着严冬临近,学员们还穿着单军装。当时战斗紧张激烈,军用被服供不应求。12月初,学校决定各队派人到三水县去挑回棉布、棉花,发扬抗大精神,自己动手缝制棉衣。我也积极报名参加了四中队的行动,和同学们来到三水,只见仓库里的棉花包又高又大,约有2米高,两三人围粗,100来斤重。一人挑不动,两人不好抬,只好分成两人一组,一个背一包棉花,一个扛一包棉布,边走边歇,相互替换,好不容易才搬到叠窖乡。然后按班组根据各人身材分给所需的棉布和棉花,自己动手缝制棉衣。我对此开始摸不着门,往往长一针短一针地缝不好,好在堂兄自小没爹没妈,缝缝补补搞惯了,就一针一线地教,才使我总算把棉衣棉裤缝制好。穿上后,我觉得既暖和又贴身。更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是:年底前,学校开始给每个学员发放津贴,每人一毛钱。我和堂兄高高兴兴地上街去买东西,结果一人只能买一包牙粉,牙膏都买不起。就这样,我们也心安理得地跟大家说:“人生第一次拿津贴买了一包牙粉哩!”

  

  迂回包围广西  巧遇表哥诉苦

  

  随着战局的发展,我军在11月底粉碎了白崇禧的所谓“南线攻势”后,4兵团即速沿粤桂边境和广西海岸猛烈追击,以防敌人向海外逃窜。12月8日,中央军委命令4兵团挥师西进,解放云南。12月下旬,4兵团部队快速向广西集结,学校也开始向西南进军。为保密起见,从此时开始直至到达云南为止,学校停用番号而采用代号,称为“广州部队”。

  

  12月24日凌晨,军大学员紧张有序地忙个不停:打背包,洗脸刷牙,整理行装,打扫庭院,彻底清查要偿还借用老乡的东西,对老乡表示感谢,相互依依惜别。临近黄昏,我们乘坐的火车到达广州,晚上,又坐上了一艘江轮。轮船快到德庆时,只见两岸有许多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有的三五成群瞎胡闹,有的十个八个寻衅闹事,乡亲们只得忍气吞声避而远之。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一群饿狼似的散兵游勇竟向江轮开枪,有几发子弹都打到船舱里了。刚开始大家还找地方低身躲藏,回过神来后,都抓起枪向岸上回击。没想到这一打,引来了更为猛烈的射击。所幸警卫连的战士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立即架起机枪扫射,吓跑了这些乌合之众,轮船才得以平稳靠岸。

  

  我们经过三天两夜的水上生活,在德庆上岸开始步行,于12月26日抵达广西内河航运的咽喉和物资集散地梧州。由于恰逢1950年元旦,学校决定在梧州多住几天,以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节。元旦那天,梧州市政府和人民以及数千军大学员在市中心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大会。全市还进行了游行活动,我们在队伍中扭起了秧歌舞,一个个高高兴兴地跳得满头大汗。

  

  1950年1月2日晨,我们即从梧州开拔,向苍梧、藤县、岑溪等地进发。5日,部队南下向玉林进发。不久,就走上了一条有轨无车的铁路,顺此向西北方向快速前进。沿途,我们又看到许多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一个个东倒西歪、搭肩拖背,有的嘴里叼根香烟,左顾右盼,有的身背“烧火棍”无事生非,到处找茬。这比我们在船上看到的情景逼真多了。可与前所不同的是,沿途时而也出现一些像是官太太样子的人,有的抱着孩子,有的还一瘸一拐,看了真让人感觉可怜。大家一直沿着铁路往西挺进,直到宿营地才休息。十几日后,部队走上了大公路向宾阳进发,继而南下直插南宁,终于在29日黄昏时刻抵达南宁。

  

  一大队就住在南宁市郊的东南村。巧的是,我在这儿遇到了表哥欧阳俊。表哥英语很好,1948年在南京考取了国民政府的通信学校。据他讲,校址在埔口泰山庙,他们在那里一住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军训。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后,学校开始向南搬迁,全校的通讯器材、武器弹药、粮食炊具等,全靠学兵来搬运。从埔口到南京,再到湖南长沙、耒阳,马不停蹄。当官的只顾虚报冒领,贪得无厌,连伙夫头也只顾克扣伙食费。有的教官对国民党当局极为不满,还有人说共产党的好话。衡宝战役开打后,他们又随部队往广东、广西跑,前几天刚到南宁,就全被解放军俘虏了。据表哥讲,这次与通信学校一起先后跑出来的,仅南京地区就还有炮兵学校、陆军大学和南京医学院等,跟随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四散逃离。

  

  翻越云贵高原  难忘的大小年和兄弟情谊

  

  1月30日傍晚,上级传达了校领导关于进入滇桂黔边境的指示精神:这一地区少数民族多,文化落后,封建迷信浓厚,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生产发展低下,人民生活困难,要求大家务必要严格遵守少数民族政策,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多为少数民族同胞做些好事,还可以多准备一些针线、食盐之类的东西。多接近他们,宣传我们党的政策。此外,这一带素有“土匪如毛”之称,特别要注意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翌日晨,我们便沿着公路向桂西南地区进发。开始,大家一个个精神焕发,可走了大半天后却感到山坡越来越陡,天气越来越热。有的浑身冒汗、气喘吁吁,还有人突然就中了暑。正在这时,陈赓校长策马前来沿途巡视,当看到一个学员中暑的情景后,立即下马让他骑马而行。我们自发地向校长立正敬礼,他笑容可掬地问候大家,并鼓励大家说:军人就是要有刻苦耐劳、战胜困难的精神,好钢要经过反复锤炼才能成为栋梁之材。他的一席话促进了我们行军的步伐。短暂休整后,大家更加振作精神继续往前走。可是再往田东、田阳方向,地势越走越高,人烟越来越稀少,即使要找点水喝也困难了。再往前走,更显示出一片硝烟未散的气氛:山间公路两侧,到处都是被烧毁的汽车、马车;山林沟壑中,随处呈现出白崇禧匪军在这一带溃败的景象,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溃军尸体不时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味。

  

  四中队在艰难地走过一段荒无人烟的崎岖山峦后,终于来到了临近云贵高原山下的百色。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几户人家,司务长带着炊事员爬坡走坎挨门逐户去买菜,结果却一无所获。这时已到小年了,老乡们却如此穷困难熬。司务长只好叫大家用盐巴泡饭过了小年。吃罢饭后,有人看见门前有个不大好的翘翘板,就一个个上去来回蹦哒,没跳多久,都满头大汗,你拉我扶地把大家弄得哈哈大笑。与此同时,七班、八班的一些同学搞起了全身“大扫除”——一个个把内衣脱下坐在大树下对着阳光抓跳蚤、虱子。当时连续长途急行军,成天汗水淋漓,又没时间洗刷,身上的跳蚤、虱子越长越多,因此,大家通常一有空就开展抓虱子游戏。大家把跳蚤、虱子叫成“革命虫”,比赛谁抓得多,抓得越多越“革命”。此外,还有好些人忙于整理行装,有的还在修补草鞋。这就是我们当时过小年的一个写照。

  

  经过一夜休整,我们精神抖擞地向云贵高原攀登。可惜好景不长,没走多远就一个个气喘如牛、弯腰驼背了。但是,大家很快又找到了小窍门:我们走的公路都是蜿蜒曲折、盘山而上,所以在几个峰回路转的弯道上直接攀登而上,既可少走弯路,又可以捷足先登。后来,走捷径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就形成了“一窝蜂”抢着往上爬的现象。午饭休息后大家开始下山,却是“下山更比上山难”。由于行程弯曲多变,越来越感到腿劲不足,稍不注意还可能摔跤,下山的步伐越来越慢。经过多次休整歇息,直到太阳下山时,我们才艰难地翻腾到山谷深处,住进了一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老乡家。我们靠近火塘边睡了一晚上,因为这里与百色相比,完全是两重天:昨天还令人感到热烘烘的,今天却是山风凛冽、阴冷难受了。

  

  2月16日,这天是除夕,我们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黔桂交界南盘江边的旧州。当时,对岸的贵州山区险峻地带尚有国民党几个团的残兵败将盘踞,他们残害人民群众,并威胁不得接近解放军,致使路过的解放军什么东西都买不到。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些宿营地,先是就地侦察地形,然后派出步哨警戒,随时准备战斗。除夕之夜,大家本该吃个团年饭,欢聚一番,可由于情势紧张,司务长忙了个团团转还是没买到东西,只得动员大家就在附近山沟里挖些野菜煮了一大锅,过了一个“清汤寡水”的大年。晚上,校文工团在旧州的一块空地上搭了个台子,为群众演出了《白毛女》、《九件衣》等,这才使得大家欢欢喜喜过了个年。

  

  离开旧州,大家快步走过工兵部队用汽油桶架设的南盘江渡口浮桥,就完全进入了贵州境内,开始向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发。经过册亨、安龙一带,山峰更加险峻,风霜雨雪不断,坡陡路滑,常常行走几十里路不见人烟。当时,我们野营露宿全靠一条薄毯子或棉夹被,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英雄气概激励着大家战胜重重困难。

  

  2月24日,我们四中队在向贵州省合兴县进发的路途中,走到一个山区的小寨子时天色已晚,准备安营扎寨。事有凑巧,参与滇南战役胜利归来的四野部队已经预定要住这里了。四野老大哥们得知我们到来后,赶紧过来帮大家扛背包、背枪支和米袋等,硬要拉着大家进屋,并腾出几间房给大家住。大家不同意,推来让去还是让出了一间。刚进屋,他们又热情地端茶送水,给我们烧洗脚水,还把热气腾腾的饭送来大家先吃。大家都为四野部队这种兄弟情谊般的团结友爱精神感动不已,有的睡下后还久久难以成眠。更令人感动的是:第二天晨曦微明,四野部队就悄悄地提前出发了,大家起来后,在灶台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二野老大哥,我们先走了,为你们做好的饭菜,都热在锅里。再见!第四野战军8634部队 25/2。”翌日,大家在迂回曲折的山峦道上走了一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马站刚住宿停当,遇到四野部队由于协同作战而返回这里,要在此地宿营,我们二话没说,马上卷起铺盖腾出住地就走。我们又翻山越岭走了四五十里路,才找到另一个马站住宿下来。这一天估算起来,起码走了150里路,与平时日行百里相比,可说是在西南进军中走路最多的一天。

  

  贵州兴义一带土匪如毛,沿途老百姓几乎都跑光了,在路边的大岩石上偶尔还能见到涂着的几条反动标语。由于地理政治形势比较复杂,在即将进入云南之前,军大领导决定在兴义县的龙井休整一周,专门检查大家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并作出了《关于进入云南后执行群众纪律与进行群众工作的指示》。具体要求是:1、严格执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听从指挥,遵守制度,保持驻地清洁。走时上门板、捆铺草。借物要归还,损坏东西按市价赔偿。2、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于迷信鬼神、看风水等落后现象,绝不能采取耻笑的态度,以免造成不良影响。3、对云南地下党和游击队不能以主力自居,要虚心学习他们坚持斗争的经验。4、凡住一日以上的地区,应根据情况,以大、中、区队或小组为单位,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宣传目前形势、我党我军政策纪律、中苏友好协定的内容和意义。5、进入云南后取消代号,一律用“军政大学第四分校”的称号。

  

  高歌猛进入云南  军民鱼水结深情

  

  3月5日,我们抵达滇黔交界的泥河口,指导员布置了第二天进入云南省老解放区、党领导的滇桂黔边纵队的根据地罗平县的注意事项。翌日,我们吃罢早饭,个个换上整洁的军装,很快地集合成两路纵队出发。即将到达解放区,大家非常欢欣,大队设的鼓动棚敲锣打鼓,吹响喇叭,边打快板边叫喊。学员们高昂的歌声、坚挺的步伐音,在山峦之间的悬崖绝壁上往返激荡。队伍快到罗平县板桥镇时,只见路口一个用树枝捆扎的高大牌楼上写着“同志们到家了”6个大字,公路两旁站满了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大家边走边握手,相互簇拥着进入了大牌楼。边纵文工团和军大校文工团手拉手地边扭秧歌边纵情高唱,转眼间,歌声一片,口号声不断,鼓乐齐鸣,把板桥镇闹得喜气洋洋。正在这时,解放区的乡亲们又抬着一筐筐香喷喷的葵瓜子、冬蚕豆等穿插在队列行间,一把把往大家的衣兜里塞,我们还来不及说话,荷包就被塞得鼓鼓的了。

  

  会师的滔滔热浪,把军大的队伍很快迎接到了板桥镇。一进镇里,各村寨的地方干部就把队伍分送到各家各户。只见各家的门口都用粉笔写上了“我们家可住ⅹⅹ位大军”。他们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把稻草铺得厚厚实实的。我们分到群众家住宿时,每个门口还有老大娘或七八岁的小孩拿着油灯照路。大家深受感动,一放下背包就不顾疲劳地抢着为老乡挑水、打扫庭园、擦拭桌椅板凳。正干得起劲时,又听说民主政府送来了猪、羊、鸡鸭蛋等慰问品。面对这种感人肺腑的盛情,各队领导都坚决不肯收,他们对地方领导说,我们不能无偿地接收群众的东西,这是纪律问题。最后地方领导想了一个办法,即收便宜一点,才算解决。第二天晚上,当地政府还专门为军大学员和边纵225团举行了联欢晚会。第三天,部队正准备出发,一群妇女拥上前来,把她们精心制作的一双双布鞋热情地送给大家。一再推脱感谢未果,只好收下。部队出发时,沿途公路两旁站满了前来欢送的父老乡亲们。这种军民之间结下的深厚鱼水之情,使大家终身难忘,也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

  

  3月8日起,我们开始接连不断地穿村过寨,9日到断桥、10日抵达双河、11日到了陆良县的召夸,12日走过天生关、大村后,于13日到达昆明附近的宜良县。军大领导决定在此休整6天,并制定了《关于部队进驻昆明的几个临时规定》,要求军大学员进行城市政策的学习和队列训练。20日清晨,我们在宜良火车站踏上“朱德号”列车,顺利抵达昆明。

  

  进城时,军大几千名学员以“八一”军旗为前导,并排成四路纵队,高歌着昂首阔步穿越市区,进入五华山下翠湖西边的一座黄灰色低矮围墙环绕的四合院——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与保定军校、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它也是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曾读书受训的地方。

  

  至此,二野军大四分校胜利完成了进军大西南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毕业接收新任务  团结教育起义军官

  

  二野军大四分校进驻讲武堂后,原计划还要进行一个时期的正规训练和学习,可当时的情势却不允许:云南刚解放,面临着建立地方政权、土地改革、清匪反霸、改造起义部队;越南硝烟正浓,朝鲜酝酿战争;组建海、空军急需大批经过锻炼的知识青年。因此,4兵团党委决定本期学员提前毕业。于是,学校组织学员进行了两个月的军事和政治学习总结。

  

  与行军时的分散生活不同,在讲武堂里,几千名学员会聚在一个大院,显得拥挤不堪,营房也不够用了。我们四中队就只在二楼分到一间大教室,全队100多人打地铺挤在一起。当时,吃饭没有餐厅,一个个班、排端着一脸盆大杂烩的菜,蹲在大操场围成一圈边吃边聊天,那真是热气腾腾的别有一番风味。更有意思的是,每天上午、下午各队轮流出操、上课,一边口令声不断,一边在教室里或讲课或相互争论,声浪迭起,此起彼落,显示出紧张有序的军营生活。这时,我们也开始可以过礼拜天了。

  

  学习总结后,我们就圆满毕业了。根据陈赓司令员指示和校党委决定,我们的任务是改造起义部队,把起义两个军的旧式军队团结、教育、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同时,为了便于教育,暂编12军和暂编13军少校以上起义军官将集中到军大来学习。因此,我们学员中的一部分将分配到起义部队去当军代表,大部分将留校教育、改造起义军官或做机关工作,或在各队担负政治工作员和区队长的工作。

  

  5月18日,学校召开了全校贺功表模大会,有的立功受奖,我也被评为甲等模范。20日,毕业典礼隆重举行,五华山下翠湖东岸的讲武堂里,到处响起了歌声和口号声。不久,全校3000多名学员排列有序地面向主席台席地而坐。当远道赶来的二野4兵团司令员、军大四分校校长陈赓以及随同他一块前来的宋任穷、周保中等兵团和云南省党政军首长来到毕业典礼现场时,满院掌声雷动。陈赓校长精神饱满、神采飞扬地在毕业典礼上讲了3个多小时,令人感到无比振奋,增强了大家迎接新任务和新考验的坚定信念,誓为部队和地方政权建设作出贡献。

  

  关于毕业的具体分配,经校党委研究和4兵团党委批准,有六七百名学员分别分配到13军、14军以及15军,有三四百名学员分配到暂编12军和暂编13军当军代表,还有700多名学员分配到4兵团机关和直属部队以及云南省委机关工作。其余1000多名学员则留校参加教育改造起义军官的工作,我就是其中之一。

  

  随着军大学员毕业后各自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在云南的暂编12军和暂编13军起义军官也先后到讲武堂报到,原二野军大四分校正式更名为西南军政大学云南分校,讲武堂里逐步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军大云南分校党委决定:原二野军大四分校的各级建制普遍提高一级,即:原有中队领导班子改编为大队领导,原有大队领导班子改编为总队领导。学校分设4个总队,负责培训云南暂编12军和暂编13军少校以上起义军官数千人。

  

  我被分在一总队一大队四中队三区队当政治工作员。据了解,新来的学员中,大体上有3种人:一是部分基层军官,出身贫苦,地位低下,真正愿意革命;二是较多的人出于大势所趋,被革命洪流裹胁而来,但对革命并无真正的认识;三是极少数人还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甚至还和反动头子李弥(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国民党失败溃散后,任第十三编练司令部司令兼重编第八军军长,在闽西、云南征兵——编者注)有联系。可以说,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无硝烟的战斗。

  

  为迎接新学员,我们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书写标语口号,编写迎新墙报,全面打扫卫生,布置住地环境。当一队队新学员走进校园时,我们赶紧迎上前去,提背包、拿脸盆、送开水,帮助他们打开背包铺床,热情接待。晚上,四中队组织学员热热闹闹地谈论了各自不同的入校感受,大家对队里的热情接待和深入群众融洽无间的官兵关系深有感触,领略到人民军队不同于旧军队和其他军队的新的一课。

  

  但是,真正进入改造后,问题逐渐出现了。第二天训练时,虽然说当值的区队长喊口令叫不到点子上,但队列里有的故意走错步子,有的还冷眼嗤笑。第三天早饭后,全校数千人集合在大操场听兵团宋任穷政委作关于学习改造问题的报告。翌日,全校各单位分头学习讨论宋政委的讲话,同时结合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讨论结束后,起义军官陈亮和李金贵等表现轻松愉快、积极肯干,张德彪和杜仁义等几人却显得有点闷闷不乐,暗中发牢骚:“没想到这些毛孩子还要对我们进行改造,等着瞧吧。”不几天,张德彪就装病躺下了,杜仁义则伺机拉拢,妄图唆使张私自出走。四中队及时向大队汇报了上述情况。大队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后,一方面要求各区队长和政治工作员深入群众与学员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操练同娱乐,另一方面由队长和我先后热情地给张德彪送病号饭,才使张德彪有所感动。

  

  为了照顾起义军官的学习情绪,允许他们回家过礼拜天,进出校门携带物品也可以不检查,可谓来去自由。可即使这样,还是有人挑唆说:“军大对我们是另眼相待,要不,为啥不给我们佩带‘解放军胸章’,只给带‘军大学员’胸章?”因此,学校要求各队加强对起义军官的思想教育,尽快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政治教员加紧备课、政治工作员耐心细致地对个别学员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学校还专门请云南省政府领导、曾和朱老总一块在讲武堂学习过的周保中同志来校给大家作报告,文工团及时地在大礼堂演出《血泪仇》、《白毛女》等剧目。各队还分别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许多学员都自觉联系实际情况,表示要坚决与旧社会反动阶级划清界限,坚决跟共产党走,把革命进行到底。有的还交出了反动阶级颁发的各色各样的物品和证件、文书,如有的交出了手枪、马刀,有的交出了步枪、机枪,有的甚至交出了乐器等物。

  

  不久,学校提出了新的任务:为再接再厉加紧提高团结教育学员的效果,各队要不失时机地带领学员多参加助民劳动,目的在于使他们树立劳动观念,把他们教育改造成为能吃苦耐劳、自食其力、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人。我们一开始感到这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有些学员长期养尊处优当官做老爷搞惯了,不说助民劳动,就是外出多走几步路,还牢骚满腹。但是在队长和指导员等各级干部以身作则下,许多学员看在眼里,也干得起劲。学校文工团给全校人员演出《兄妹开荒》后,在学校组织的助民劳动——帮助老乡收割小麦中,许多学员边走边联想剧中的情景,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扛起锄头上(呀么)上山岗,山(呀么)岗上好(呀么)好风光……”在歌声中干得热火朝天,劳动热情空前高涨,提早完成了收割任务。

  

  通过多次助民劳动,同时配合演出《兄妹开荒》和《南泥湾》等剧目,新学员们既提高了热爱劳动、自力更生的思想认识,又加深了对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的印象,从而逐渐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劳动观念。

  

  反对烟毒恶习  严防秘密串联

  

  新学员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旧社会的恶习,比如吸毒。在我们队的助民劳动中,杜仁义因鸦片烟瘾发了而装病躺下不干活。我还亲眼见到一些学员上烟馆。有一次,四中队带学员到滇池边的大观楼去洗漱,带队回校清查人数时却发现少了几个,我们到处寻找都不见人影。我无意中往一家鸦片馆瞅了一眼,结果看见李金贵、张德彪和杜仁义等人急急忙忙从鸦片烟床上爬起走出。

  

  1950年6月27日,云南省发出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指示》。学校非常重视,要求各队领导、干部要深入下去,在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发现问题,调查摸底,做到心中有数,继而解决问题。一天晚上,我们区队发现一个叫张力群的学员暗中吸鼻烟,没多久,各区队都先后查出三四个暗中吸鼻烟的学员。于是,四中队召开了一次揭批吸毒大会。与此同时,各大队根据我在滇池边烟馆里发现吸毒人员的线索,也揪出了不少吸毒学员,有效地制止了他们的吸毒行为。

  

  正当大家集中精力清查吸毒行为时,我偶然间发现到烟馆的学员少了许多,便多长了个心眼:是都改过从新了呢?还是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于是,我叫上战友大街小巷跑了个遍,终于在新华路20号看到一个佩戴“军大学员”胸章的人急急忙忙往屋子里赶。我跟进去一看,屋里还有好些带着“军大学员”胸章的人在一起嘻嘻哈哈东拉西扯,有的还在打麻将哩!我们立即向上级领导作了汇报。一总队石政委得知该情况后,马上召集各大队干部开会,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防止敌特分子搞破坏活动——因为当时贵州各地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云南各地的敌特活动也十分嚣张,昆明就更复杂了。至于聚在新华路20号的人是不是在搞秘密串联、那个聚会的主人“参谋长”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到那里汇聚的“军大学员”是哪些人等问题,都需要认真追查。

  

  不久,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传到了讲武堂。玉溪地区国民党起义部队暂编40师34团团长趁该团军事代表和政治工作员开会之机,胆大包天地发动叛乱,公然把全团军事代表和政治工作员抓起来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甚至丧心病狂地把他们杀害!然后把部队拉走,逃窜到深山老林与土匪合流。正当此事传得沸沸扬扬之时,三总队也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投毒事件。据了解,事情发生在三总队九中队。一天早饭后,有人当场眩晕呕吐,有的则反映胸闷难受,经卫生处医生检查治疗及化验,发现是有人在早餐的稀饭中投了毒。三总队立即召集各大队和中队领导干部开会,会后马上向学校领导和保卫处作了汇报,并提出了追查线索,准备顺藤摸瓜揪出黑手。追查发现,三总队九中队的学员李隐曾经在新华路20号参加聚会。但政治工作员几次找李隐谈话,都一无所获。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杜仁义和张德彪两人蹲在地下,手拿柴棍画来画去密谈。当他们发现我走过去时,有些惊慌,赶紧起来用脚把地下的字擦掉。事后,我向队里和大队领导作了汇报,结果其它大队也有类似情况,说明这些新学员之间在互通密语,传递见不得人的信息。但他们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这正是各级领导急于解开的一大谜团。事情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一天晚上熄灯后,一声爆炸响传遍了整个讲武堂。原来,警卫连的同志巡逻时发现有几人蹲在阴暗处嘀嘀咕咕,追踪时,其中一人以在厕所引爆手榴弹为掩护逃跑。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军区的重视,立即令特派员王剑飞到讲武堂协助查清有关问题。

  

  随着讲武堂里突显的紧张局势,新华路20号也热闹起来。又一次学员到滇池边洗漱之时,这里依然会聚了一群“军大学员”。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来了个新人,自称王尔东。

  

  三总队九中队召集各区队长和政治工作员开会,研究追查线索,王特派员也来参会。当大家说了半天也拿不出主意时,王特派员插话说:“你们队里有个叫甘光的吧?他在哪个班?你们找他好好谈一谈,看他对投毒事件怎么说。”会后,九中队指导员即时把甘光叫到队部谈话,经过反复耐心的劝导和教诲,甘光承认了投毒事件是他干的,并说出他是在添稀饭时突然接到李隐塞来的纸包,叫他撒下去,他当即撕开就往锅里撒,没想到会是那么个结果。原来,王特派员就是新华路20号聚会的新人“王尔东”,当然,此时没人知道他的这个身份。真相可说已经大白,但王特派员提出暂时不追查李隐,因为他近日得悉了一件更为紧急的事:有人竟胆大包天地在讲武堂附近架设电台。王特派员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电台架设在翠湖西路38号,住在这里的一家四口,夫妻是做生意的,儿女都在上学。但其中的女主人可不简单,据说曾是沈醉的谍报人员,仍在暗中从事敌特活动。

  

  正在王特派员纠结于是马上动手收缴电台还是等待查清幕后再动手之时,“参谋长”又暗中指使人叫“王尔东”到新华路20号聚会了。由于形势越来越紧张,这次王特派员身带武器,并吩咐警卫人员在附近待命。人还未到齐,“参谋长”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李弥将军提出准备在昆明搞一次“八月暴乱”,并号召大家共同努力,发动更多的人参加。还说出最近在讲武堂附近安置了一部电台,以便加强联系。王特派员隐忍怒气听完详情后,拔出手枪猛然往桌上一砸,向外面的警卫人员一招手,大吼一声:“带走!”就这样,在场的所有人员都被押回军区保卫部进行审讯。王特派员即时向军区领导作了汇报后,一方面加紧对“参谋长”等人进行审讯,另一方面立即组织人员动手收缴了翠湖西路的电台。

  

  然而,敌特分子还真是防不胜防。“八一”前夕的一个傍晚,云南军区电影队到讲武堂给学员放映电影。为给士气日益低落的部下打气,李弥居然胸前挂满胸章(有“淮海”、“渡江”、“西南进军”等纪念章),化装成在一群“军人”簇拥下的“首长”进入场内。电影开始放映后,他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自认为下手时机已到,遂向随行人员打了个手势。一个跟在他后面的随员便悄悄地从怀里掏出一颗手榴弹,战战兢兢地拉开弦,欲向操场的人群中扔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早把这一切紧盯在眼里的警卫连战士一个箭步奋力上前,猛挥枪托把他打翻在地,手榴弹也随即滚出了几米远,在他身后的厕所附近“轰”地一声炸开了花。

  

  其实,李弥一行从跨进讲武堂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完全进入了王特派员和警卫人员的视野,受到了严密的监控。原来,王特派员在审讯中已得知李弥要来昆明搞“八月暴乱”,学校也得到可靠情报:国民党军残匪企图在“八一”期间制造暴乱,李弥可能要在昆明出现。为此,云南军区早已部署战斗部队做好一切准备。学校在接到敌情通报后,也加强了戒备。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只狡猾的狐狸居然趁我军“一定要抓活的”机会,在夜色掩护下溜掉了。虽然没有抓住李弥,我军却抓住了他身边的一个政工处长和几个保镖,他的此行也可谓“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了。

  

  在二野军大四分校,我由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学子历经磨炼后变为能日行百里的真正战士,在昆明讲武堂改造起义军官期间,面对惊心动魄的无硝烟战斗,也能在组织的领导下从容应对。每当想起军政大学的战斗岁月,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个个情同手足的同窗校友,和老红军、老八路、老干部以及政治教官的耐心教诲。

  

  正是军政大学光荣的革命传统教育,造就了我们坚定不移的战斗信念。因而当我1951年1月离开昆明,奔赴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后,哪怕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山密林连续不断地夜行军、战斗在零下48度的冰天雪地,也无所畏惧,尤其是在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的激烈战斗中,我都能顽强挺立,经受枪林弹雨的考验。

  

  作者/刘平一

  

  原文刊载于2012年2期《红岩春秋》杂志

 

 

热门文章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