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学习陈伯纯同志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7-24 23: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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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纯结婚照

 

  陈伯纯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地下斗争时是我的领导,对我很有帮助;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全力扑在工作上,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一起多次受害;在我撰写《华蓥山武装起义与刘隆华》和《忘却不了的回顾(四川文化大革命)》两本书的过程中,多次给我寄书和资料,并找来有关同志座谈;他还专程到北碚来看我和老同志杨剑秋、钟肇新;他回老家合川,又通知我去审阅我出的书,并提出宝贵意见……陈伯纯同志已于2008年1月逝世,我非常怀念他。

  

  我的老领导

  

  陈伯纯同志1919年生于重庆合川金子乡。1939年5月在南充中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曾在南充与蓬溪交界的金凤小学等校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43年,南方局派陈伯纯到他的家乡合川县金子乡搞“两面政权”,组织武装,掩护同志,为就地抗战和发动武装起义做好准备。

  

  1944年上半年,回到合川后的陈伯纯以金子沱地主“大少爷”的特殊身份,通过各种关系,当上了金子乡中心小学校长,后又被选为金子乡乡长。同时,根据党的指示,建立党的革命据点,准备建立武工队。他每年去重庆两三次,向于江震、吴玉章等汇报工作,党先后派了一些同志来协助其工作。1945年,党派刘石泉到金子乡任文书(师爷)。不久,金子沱党支部(1946年11月改为特支)成立,书记为刘石泉。陈伯纯和刘石泉等一起发展党员,建立农会组织,准备武装斗争,开展学生民主运动。1947年,两人发展金子乡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周述质入党,不久,派周到北碚大专院校搞学生运动。周述质先到乡建学院,后入勉仁文学院,我当时就在勉仁文学院学习。陈伯纯和刘石泉很关心周述质在勉仁文学院的革命活动,刘石泉经常到学院进行指导,并数次找与周述质政治思想关系密切的答相舜和我谈话。1948年9月,我经周述质和刘石泉介绍被发展为党员。陈伯纯和刘石泉还曾指示,梁漱溟先生(勉仁文学院创办人)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校要依靠和利用梁先生的名望和地位开展工作,又说,赵放卿教授是老共产党员,工作要与他协同合作。根据两人的指示,1948年9月,勉仁文学院成立了以周述质为书记的党支部。

  

  在党的领导下,在梁先生的支持下,勉仁文学院党支部进行了如下一些工作:办松涛壁报社,一方面自己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一方面公开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反蒋求解放的思想,同时团结一些人,培养革命积极分子;通过办工农业余文化学校,深入工厂、农村,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开展学生民主运动,组织和领导学生参加“反内战、求生存、争温饱”斗争,并领导学生去重庆参加“4•21”十万学生大游行;积极发展新青社社员,壮大革命力量;派新青社社员到梁先生和吴宓身边工作,与有关武装力量配合,保护梁先生和吴宓等的人身安全,以迎接解放。刘石泉被捕牺牲、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金子乡的特支已不存在,我们党的关系曾由林向北联系,不久又转到北碚特支喻晓晴领导。

  

  讲述华蓥山武装起义与刘隆华

  

  在去勉仁文学院之前,我曾在天府煤矿工作。那时,刘隆华同志是天府子第小学的党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五年级教师,并带着两个儿子碚生和渝生。我是事务员,平时为她服务,一起办工人夜校。因特务要抓她,很快她就被迫离校,继而参加了华蓥山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交往也较为密切。因此,刘隆华同志去世后,我想为她写点纪念文章和立传。关于参加华蓥山起义的事,刘隆华同志平时给我讲了些,但讲得不多,于是,我便去找曾参加领导华蓥山起义的陈伯纯同志了解情况。

  

  1948年春,陈伯纯因身份暴露转移岳池、广安,先后指挥并参加了广安观阁起义、合川金子沱武装起义,曾任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五支队二总队政委、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四支队司令员、华蓥山游击纵队司令员兼副政委。华蓥山起义失败后,游击纵队不得不分散隐蔽。陈伯纯历经艰险,在党组织帮助下,转移川南,直至全国解放。

  

  我去成都找到陈老,请他提供华蓥山武装起义和刘隆华的情况。陈老非常积极热情,不但给我讲,还召开座谈会,又寄给我许多已出版的书,专门写了回忆文章。我根据陈伯纯同志所述笔录如下:

  

  1948年8月,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同志亲临前线领导的华蓥山联合大起义,先后有广安、合川、武胜、岳池以及渠县的龙潭共6个支队的起义。我直接参加了五、四、三、八这4个支队的斗争,在广安五工委委员、五支队司令杨玉枢的直接领导下,观阁特支发动了观阁总队的起义,刘隆华参加了观阁“七•八”暴动和丁家山战斗。

  

  广安县观阁地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期间,大约是1948年7月下旬,五支队司令杨玉枢,中共上川东地委委员、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军事负责人曾霖相继来到大良乡小井沟,住在郑维剑家,小井沟成了准备起义的临时指挥部。不久,代市的何光文来小井沟联系,曾霖就叫胡正兴去代市将刘隆华接来。胡正兴在代市贺天泽家见到了刘,因她要参加当天在三溪乡一同志家的会(这个会有王璞派来的杨奚勤、谈剑啸等参加),到第二天下午,她才随胡正兴到达小井沟来。

  

  刘隆华来小井沟后,就投入到群众工作中。先是住在小井沟郑维剑家及附近的一个农家小院,还到纸厂与工人龚廷富等人交谈,动员农民、手工工人参加起义,打倒蒋介石,翻身求解放。她还很快与各处妇女亲近起来,组织起几个妇女会小组。

  

  1948年8月12日,即农历七月初八,五支队观阁总队集结后,于凌晨集中包围了观阁镇,还派一支队伍攻打镇公所。刘隆华和胡正兴带领由小井沟、龙滩子和团堡岑几处约七八十人组成的一支起义队伍,在镇外大岩寨下设防,阻击可能由代市增援的敌人,后总队邓致久传话撤出,队伍才撤回小井沟。

  

  总队转到山上天星寨龚代地院子,驻留了几天,整编队伍。在编整中,作为总队总支书记的刘隆华,除参加总队大事的讨论外,还具体负责为总队下的大队、中队配备干部,她曾召集队里的干部做过形势报告。

  

  整编后,队伍于8月17日到丁家山驻下,原打算是要与代市总队会合,但被敌保安队包围。突围后,刘隆华、肖幼芳、陈丕毛(杨玉枢的警卫员)、胡正兴和我被伪保长张世敏带保丁搜捕。原先队伍驻天星寨,来去队伍的人过张世敏设置查哨的某拱桥时常被刁难,经商议,由时任总队参谋长的张德沛给张世敏写信叫他不要再为难我们过往的人,信写好后未及时送出,存在我身上,张世敏看到这信后,于次日凌晨将我们5人释放,交还了枪支和部分钱款。

  

  我们被释放后,肖幼芳和陈丕毛自行回家,刘隆华、胡正兴和我准备到合川找王璞。在由得胜乡到代市镇途中,刘隆华提出,过代市镇时可能有人会认出她,为防万一,叫我们两人与她拉开距离,约定过代市后,在一处路边店相会。于是分开行动。我与胡两人到达约定地点,等候很长时间未见刘,便前行,仍未见,又返回,还是不见,天色将晚,才进城。以后,才知道刘搞错了约定地点,久等不见我们,她又返回了山上天星寨,之后,经天池乡去了邻水。

  

  请教有关四川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

  

  为写《忘却不了的回顾(四川文化大革命)》,我专门去成都访问陈老。陈老听说我的来意后,非常热情,不但本人向我讲,而且找来四川大学的教授等人一起座谈。

  

  陈伯纯同志曾是川东地下党员,又是华蓥山武装起义的司令员,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他在1959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留党查看和降职处分。以后虽然甄别了,但“文化大革命”时期,新账老账一起算,把他定为“三老会”(指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核心分子。四川“三老会”是江青1968年“3•15讲话”中抛出的,她说:“三老会”反动得很,要坚决镇压。组织要解散,骨干要专政。江青还说,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很多。因此,从“文革”初期开始,陈伯纯同志便遭受大会小会批斗,到1979年8月才恢复组织生活,被专政了13年。但陈老对我说,我们活出来不容易,以前为国为民求解放,搞地下斗争没有被特务抓到,搞武装斗争也没有在战场上牺牲;以后为社会主义事业艰苦奋斗,也经受住了各种政治思想运动审查。我们为革命、为建设,就是要不怕牺牲。

  

  为帮助我进一步了解“三老会”情况,陈伯纯同志还把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李亚宁等找来他家里座谈。李亚宁原是川大学生、川大“八•二六”成员。川大“八•二六”战斗团是在四川文革中有重大影响的群众组织,他们很有正义感,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受迫害的地下党员、老红军以及专县厂矿的党委书记、行政负责人等安排在川大食宿,保护起来,如原《新华日报》记者苏云、达县地委副书记李唯、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程子健、成都市副市长李仲林、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雄扬、泸州专区副专员廖林生、成都大学党委书记叶兆麟等等,重庆市也有一批领导干部在成都躲难,如匡根山、王公杰、刘隆华、黄友凡、王墨林、王炎、朱桂芳等等,我也在四川大学住了数月。

  

  李亚宁教授还给我讲了一个情况,对住在四川大学的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调查后,他们认为都是好人,有的同志受过处分,或者划成“右派”,但都是冤案。他们还到外地调查哪些人是被错误处理的。他们曾向四川省长李大章汇报,李大章说,可以调查,把事情搞清楚,供有关领导参考。李亚宁和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述志一道,前往重庆市调查受处分的同志。李、韩曾找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文澄、重庆市总工会主席张显仪、重庆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卢光特等了解情况,他们还把卢光特从广阳坝农场找到市文联,在市文联和市体委开座谈会。以后,李亚宁和韩述志也因此被打成了“三老会”。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把四川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意见、反对过他们的老红军、老地下党员、老干部打成“三老会”,进行残酷迫害。林彪反革命集团被打倒后,解脱了一批,“四人帮”被打倒后,又解脱了一批,恢复组织生活,安排了工作,但是思想影响没有肃清。到1984年,中共四川省委发了五号文件《关于为所谓“三老会”组织平反的通知》,指出四川根本没有“三老会”,对受害的人进行平反,并肃清影响,才彻底解决。

  

  作者/唐宦存

  

  原文刊载于2012年2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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