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不同寻常的示威游行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7-10 09:43:57

  内战爆发后,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危机深重,广大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热血沸腾的学子们立即行动起来,准备走上街头,以示抗议。本文作者作为其中一员,亲身经历与见证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示威游行。
  
  呼之欲出的声音
  
  20世纪40年代,随着内战的爆发,战火不断延伸,为筹集军饷兵源,蒋介石政府长期搜刮民膏民脂,国统区的社会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官僚资本极度膨胀,控制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劳动者受到极度压榨,大批民族工商业濒于倒闭,农业经济严重萎缩。广大民众的生活陷入极端困境中,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着。
  
  那时的我正就读于重庆南岸的重华大学。记得开学时,大家交给学校食堂的3个月伙食费,一个月就用完了,从4月起开始追加,并在星期天停伙。而每个星期天进城看电影、就餐的费用不断涨高,预先准备的钱却只能吃一块大饼、一两小面,甚至只得饿肚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就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造成的。当时,重庆的米价一天三变,一碗饭要卖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法币),甚至还会出现饭店里就餐时第一碗饭还是50万元,第二碗饭就涨到八九十万元的情形。货币也经常变更:先由法币改为金元券,后又改为银元券,不久废除银元券,只流通硬币银元(即大洋),再用大米、洋纱(即机制棉纱)代替货币。但是,物价仍然无法稳定,究其原因:一是国内战争的大量损失和消耗,地方官员拉丁逼款造成的紧张和紊乱局势;二是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段的垄断操纵、巧取豪夺造成社会上物质财富的极端贫乏;三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使一些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而操纵市场。因此,“反饥饿、反内战、争温饱”的声音在人们的心中呼之欲出,一个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当时,重庆市区内有大学、高中、中职等30多所寄宿制学校,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县里或省外,都是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群,早已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切齿痛恨。1949年4月中旬,一个“反饥饿、反内战、争温饱”游行示威的决定在广大学生中达成了共识。重庆大学的学生会率先派出30多名联络员分赴各校取得校际间的联系,继而秘密召开了各校派出的首席联络员会议,会上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重庆市“反饥饿、反内战、争温饱”游行大示威指挥总部,并确定游行的时间为4月20日凌晨。
  
  游行遇挫
  
  19日上午,重庆市分区召开示威游行筹备工作会,就游行队伍的组织领导,标语、口号、传单的内容和设计等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和探讨。重华大学派出49名学生代表,我作为工商管理系的代表,正是其中一员。受学生会的派遣,我们步行前往南岸弹子石的重庆女中参加会议。然而,当我们到达学校时,却没人欢迎与接待,我们只得呆呆地站在操场上等候着。不久,一位重庆大学的同学走来,声称自己是联络员,特地前来告知紧急情报:杨森市长已发布了紧急戒严令,今天中午12点开始戒严,长江沿岸全部停航,所有渡口一律封闭。
  
  面对突如其来的消息,大家立即就地召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决定立即上弹子石轮渡,渡过长江进驻道门口的正阳学院。事不宜迟,大家即刻行动起来。到了正阳学院,我们受到学生会干部的热情接待,休整之后,于次日凌晨提前吃过早饭,来到正阳学院教学大楼前的操场上,整队集合准备游行。
  
  正阳学院学生会的组织者首先发给每人一个暗号标记,并说明其佩戴和联络的方式,又宣布了游行的纪律。然后,大家排成三路纵队,手挽着手准备上街游行。队伍初步整好时,却突然冒出来七八个女生,她们斗志昂扬,不甘落后,争先要排到队伍的最前面去。大家无不为之振奋,都一致同意这些女将打头阵。
  
  此时,校门外已经布满了宪兵、特务、警察,机关枪就架在公路两旁。校门一开,游行队伍便冲上了街头,然而,沿着林森路大街向西南方向前进不到50米,两旁的军警和便衣特务就一哄而上,砖头、石子纷纷袭来,高压水龙头冷水四溅,甚至还开动了机关枪。前排的女生们经受不住砖头、石子和冷水的打击,竟抱着头退了下来。游行队伍一乱,军警特务就即刻上前,把我们全部赶回学校,关上铁大门,还用大铁锁锁了起来。同时增派了警力,校门外和学校周边被宪兵、警察和便衣特务团团围住。
  
  不一样的示威
  
  此时,被围困在正阳学院里的近两千名大学生心急如焚,虽无法上街,大家仍没有解散,而是在正阳学院里绕着大操场游行起来。我们首先高呼着“打倒蒋介石,停止内战!”“拥护毛泽东的建议和决策、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反对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稳定物价使全国人民有饭吃!”等口号,声浪迭起,气势如虹;之后,又开始大唱革命歌曲《山那边好地方》、《东方红》和《团结就是力量》等等,无论是经典曲目还是自编歌曲,都一样激奋人心。歌声之后还有舞蹈,近两千人全部上场扭起了秧歌舞,场面极其壮观。有的同学还在脸上涂抹红墨水,既有化装的效果,又能增强氛围。而一些有艺术天赋的同学则在休息时间灵机一动,编写出切合现实的小品、相声、谐剧,如《蒋介石坐在被告席上》、《饥民十八问》等,大家表演起来恰如其分,栩栩如生。
  
  不仅如此,还有些同学是天生的演说家,他们兴致高昂地给包围学校的军警特人员上政治课、讲大道理,如“谁是国家的主人?谁是国家的敌人?谁是国家的罪人?”“我们为什么吃不饱?你们为什么吃不好?”“蒋介石做了哪些坏事?”等等。军警们竟听得津津有味,思在其中,还在傍晚时分主动为我们送来了一人一个馒头。
  
  白天过得顺利轻松,到了晚上,空气紧张起来。正阳学院的女生宿舍就在教学大楼顶层,天黑后,女同学全部回宿舍了。男生宿舍和食堂则都在林森路的南面,受封锁线的阻隔,食宿都断绝了,男生就只能在教学楼里过夜。学生会的干部把正阳学院的男生和我们重华大学的49名代表合并起来,重新按班、排、连的军事组织编队,指定临时的班长、排长和连长,安排到各个教学室内住宿,并做好战斗准备。夜深了,校门外的军警却没消停,他们时时将探照灯的光柱投向正阳学院操场周围,观察动静。而包围在教学楼后墙外的便衣特务则扔起砖头、石子来,围墙很快被击开了一个大窟窿。噼噼叭叭的敲打声此起彼伏,似乎一场恶斗即将开始。伴着这不绝于耳的声响,我们绷紧了神经,屏息凝视,人人都握紧手中的棍棒或凳子,随时准备一击。其实,这些便衣特务并没有攻打进来,只是乒乒乓乓地制造紧张空气,天明以后才安静下来,我们便赶紧趁机睡了一觉。
  
  第二早上,大家都自觉来到操场上,斗志不减,又开始跳起秧歌舞,反复练唱革命歌曲,说相声、唱曲艺,与前一天大同小异。第三天也同样如此。然而傍晚,市长杨森以重华大学名誉校长的身份同校长税西衡一道,开来两部军车将我们49个代表送回学校复课。示威游行也就此结束了。
  
  这次游行虽然遭遇挫折,没有走上街头,但仍坚持不懈,以不一样的方式揭发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用自己的声音与智慧给国民党反动派以同样的打击。
  
  作者/林国良
  
  原文刊载于2012年1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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