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浦与“大有字号”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7-10 09:42:33

  “大有字号”是20世纪40年代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中共地下党的重要掩护企业。它主要从事党的上层统战、情报工作,并协助、配合地方党组织的武装斗争和经济工作。其工作的基础和影响,为四川的解放事业及成都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而特殊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斗争,是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当时的工作、斗争环境和条件需要,通过不同的组织系统,以不同的斗争(工作)方式、在不同的层面开展并取得的。“大有字号”就是胡春浦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根据四川地区的具体斗争形势而创办起来的红色企业。
  
  从群生公司、向峨煤矿到“大有字号”
  
  胡春浦,四川渠县人,1913年生。1931年到上海读大学时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并与党组织建立联系,1935年在白色恐怖的严峻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央保卫部“特科”情报训练后,胡春浦长期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四川等地活动。
  
  1939年,胡春浦在汉口期间,先后受中共长江局叶剑英、李克农指示:到成都利用其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黄季陆的特殊关系,独立工作并与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同志保持组织关系,开展上层统战和情报工作。此后,胡春浦在四川长期从事国民党党、政、社会各界上层人员的情报、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受南方局领导。
  
  1940年3月,成都发生“抢米事件”,罗世文等被捕,胡春浦即利用先前的一些地方关系到成都周边川西各县开展活动。次年,南方局派刘文哲来成都向胡春浦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继续搞好同黄季陆的关系,坚持工作。此后,他进一步取得了黄的信任,打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机关,并担任了黄私人开办的“群生公司”经理。
  
  “群生公司”是黄季陆在灌县开采黄金的私人企业。胡春浦以此为掩护,广泛结交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地方权势人物,以获取重要情报。在此期间,他始终保持与南方局董必武同志的组织联系,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
  
  1943年秋,鉴于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曾于1939年因胡春浦在国民党22集团军陈离部“策动”731团团长刘景素率团起义而发布的逮捕令尚未撤销,董必武派陈于彤通知胡春浦“立即离开成都,如无合适地方,可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公开身份”。胡春浦考虑多年积累的各种社会关系来之不易,一旦公开身份,不仅先前的工作基础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还有可能连累其他的统战关系,遂经请示南方局批准“停止活动,保留党籍,等待时机”。胡春浦随即离开成都,到川西的彭县、崇宁县、灌县等地隐蔽,以待时机。
  
  在这种形势下坚持党的地下工作,生存和活动经费是一件大事。因此,当胡春浦了解到成都西北灌县、彭县一带的二峨山麓数十家小煤窑由于交通不便、土匪猖獗而经营艰难的情况后,立即决定整合资源、创办企业,为党的活动提供掩护和筹集经费。20世纪30年代,胡春浦在上海认识了王彦立同志(1937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通过这位时任成都启明电灯公司经理的帮助,胡春浦以“启明电灯公司驻关口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开始经营煤炭生意。在有了一定的资金基础后,他逐渐借助所交往的地方势力,相继收购了11家小煤窑,于1946年4月组建了“向峨煤矿”。
  
  由于胡春浦社会关系广泛,又有王彦立的帮助,且经营得法,煤矿生产经营顺利,很快开始盈利。胡春浦通过陈于彤将此情况向董老作了汇报,提出将企业交给党组织。
  
  董老接报告后指示,煤矿仍由胡负责经营,但每月从盈利中提出部分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其中,给川康特委10万元,资助南方局领导的《华西晚报》5万元。不久,根据胡春浦的要求,南方局通过川康党组织委派组织关系在川康地方党、有银行工作经验的张任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名张仍荣)到向峨煤矿担任会计部主任,又先后由地方各方面党的关系选派了杨光鼎、段景鄂、周孟建、陈自文、张扬、王钧等一批进步学生、青年来煤矿工作,以加强力量、培养干部。煤矿每月向川康特委和《华西晚报》提供经费,有力地支援了党的地下斗争。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此时,戴笠已死,加之黄季陆亲自斡旋,重庆军统方面撤销了对胡春浦的通缉令。在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撤离重庆时,按照南方局董老和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传达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胡春浦在成都和罗髫渔、田一平三人组成工作小组,后又奉董老指示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四川领导机构的工作。
  
  1946年春,胡春浦以向峨煤矿为基础,借用几年前黄季陆的“群生公司”招牌,在成都建立了群生公司“成都办事处”,以此为掩护站住脚跟。公司办事处业务主要是在成都推销向峨煤矿生产的煤炭。此前,经同乡和同学、川东渠县地下党员杨景凡介绍,胡春浦认识了组织关系属于地方党的刘家言同志。这时,刘也来到“群生公司”工作。为了解决当时公司的经费困难,刘家言还变卖了自家的田产、洋房计500万大洋交给公司作经营运转经费。
  
  1946年底,胡春浦将“群生公司”更名为“大有字号”,设址于成都商业中心东大街。“大有字号”的名称,来源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所在地“大有农场”。这时,内战硝烟弥漫,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撤离,胡春浦以此为字号名,意味着与党组织的关系。
  
  以经商为掩护  从事上层统战和情报工作
  
  “大有字号”成立后不久,为便于工作,胡春浦向南方局提出希望打通已在一起经营公司、但党组织关系仍在地方的刘家言、张仍荣同志的组织关系。于是,在川康特委负责人之一的华健主持下成立了党小组,胡春浦任组长,成员有胡春浦、刘家言、张仍荣。这个党小组成为“大有字号”党的组织领导核心。
  
  字号的经理由会计部主任张仍荣兼任,胡春浦在公司内的地位相当于董事长。字号的业务主要是经营白糖、煤、桐油等的批发和典当、资金拆借等,门市上则兼营一些小买卖。胡春浦主管大进大出的买卖,和内江、资中等地的白糖厂商进行业务往来,大批量的白糖在东门芷泉街的库房存放提取。字号在福建、谦泰裕等几个银行开户,交易批量,账户往来,一切都按照大商业的规格进行,在商界和社会上被视为有诚信的大商行,因而也有慕名来搭股的。“大有字号”很快在商界,甚至政界都有了颇高的“知名度”。不仅在银行可以透支,在商业往来中还可以利用“比期”、“调整头寸”等方式加速周转,“借鸡下蛋”。就这样,在周转资金有限、又要保证完成资助党的工作的情况下搞活了经营。
  
  字号招牌打响后,每天到字号来找胡春浦的人很多。以此为平台,胡春浦进一步有意识地结交各界各种政治态度和身份的人,与国民党党、政、军、警、特和商界、文化界及地方耆老名流的各种大小人物来来往往。但表面上,人们看见的只是胡春浦和来字号找他的人又是打牌玩耍,又是谈生意,一点也看不出什么政治活动。
  
  胡春浦的公开社会活动很符合商界和社会名流的表现。他和黄季陆(时任四川大学校长)、向传义(国民党四川省参议长)、熊倬云(国民党军统蓉站站长、四川省警察局二分局局长)等交往频繁,熊倬云更是“大有字号”的“常客”。胡春浦也因此被公认为“社会贤达”,他自己也时常利用这个身份出现在社会活动的各种场所。
  
  在这样的有效掩护之下,“大有字号”成为党的干部和进步人士联络的重要“据点”之一。川康特委领导蒲华辅、华健,南方局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员罗髫渔、田一平等同志常在“大有字号”秘密开会,制定重大行动计划。一段时间里,到“大有字号”联系工作、接受任务的同志往来不绝。胡春浦还和张仍荣协力策反了国民党军队情报官员张灿华,使其为党提供军事情报——搞到了川西和川南的军事地图以及国民党在成都附近的兵力部署情报;设法搞到数张大邑县政府的空白通行证,供转移过境的地下武装人员使用。同时,“大有字号”将得到的有关情报及时转告相关同志,使之及时脱险:1947年5月,胡春浦从他安排到中统(川调室干事长)工作的进步人士何铮处得知,特务已将成华大学进步学生陈和玉列入黑名单,便立即紧急部署,由张仍荣雇船将陈转移到乐山而脱险;在得到国民党将对民盟等民主人士进行抓捕(即“6•1大逮捕”)的情报后,立即通知了田一平、杨伯恺等人。
  
  为地方党组织和武装斗争提供经费与物资
  
  “大有字号”创办后,继续按向峨煤矿的惯例,每月向川西党组织提供10万元活动经费、为《华西晚报》提供5万元经费。一次,《华西晚报》遇到经济困难,田一平提出需要100万元印刷费,胡春浦立即吩咐张仍荣办理(后来只用了20万元)。
  
  其时,对于地方党组织地下武装的经费、各地来联系工作和接受任务同志的往来路费、购买军用物资所需的款项,“大有字号”也都应需支付。1947年春,川康特委在仁寿县籍田铺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后,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到“大有字号”找胡春浦提供枪支和军用物资,帮助骨干转移。事前胡春浦虽然对这次暴动选择的时机有不同意见,并为此与蒲有过激烈争议,但这时却毫无犹疑,全力相助:立即从“大有字号”提出30多万元供转移、疏散人员使用;又亲自找到统战对象熊倬云,搞到12枝手枪、一批子弹,以及望远镜、指南针、地图、毛毯、电筒等军用物资,交给蒲华辅;并派有军事工作经验的李俊明(中共党员,从延安回川,其时在刘文辉部从事军运工作)协助撤退的同志安全顺利地转移到川康边境地区。
  
  “大有字号”资金的主要来源,其一是向峨煤矿和群生公司的经营利润,二是刘家言同志变卖家产的贡献,三是面向社会募集的股份,四是重庆天一医院交胡春浦代管的一笔存款。为了使给党提供的经费支出不致引起怀疑,“大有字号”的建账有周密考虑,通过巧立名目,都用商业往来反映,很难发现破绽。虽然经营得法,但在提供武装斗争需要上开支过大,“大有字号”资金一度紧张。为此,胡春浦多方设法,如利用有的同乡想当国民党的“国大”代表、请他帮忙拉选票的机会,将其大笔活动经费转到“大有字号”账上,巧妙挪用为武装斗争经费。
  
  为满足秘密斗争需要,胡春浦又于1947年秋与罗髫渔筹建了川大印刷厂。当时,四川大学出钱收购了原《民众时报》印刷设备,由在川大任出版处处长的罗髫渔同志负责印刷教材。罗将设备交与胡春浦管理,于是,“大有字号”派职员周臻(党员)等人到川大,筹建了川大印刷厂。川大印刷厂于1947年8月投产,成为“大有字号”党组织领导的又一个新的工作据点和经费来源。
  
  培养进步青年  发展党员队伍
  
  “大有字号”因其特殊的使命,在招收员工时十分重视政治面貌,积极培养进步青年,发展党员队伍(“大有”党小组不直接发展党员,而是待培养对象成熟后经由地方党组织吸收),先后培养、发展了数十名进步青年投身党的事业和加入党组织。
  
  “大有字号”是以商业活动为名进行地下斗争的,不是一般的谋利性质,因此在公司内部实行供给制性质的工资制度,即凡是“大有”的职工,上至老板,下至伙计杂役,一律按家庭人口发放工资。事实上,“大有”的职工家属,也大都或多或少参加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如后来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的罗娟华烈士,就是“大有”职工王一平的家属。
  
  1947年底,因“小民革”案,胡春浦在成都被捕。刘家言此前已到西康筹划组织武装斗争及经费,张仍荣则迅速由组织安排转移到川南。至1948年春,刘家言、张坤璧在雅安被捕,加上此后被捕的“大有字号”职工王钧、职工家属罗娟华等,“大有字号”多人被捕,均被送往重庆关押。除了经党组织积极营救出狱的外,“大有字号”党组织成员刘家言以及王钧、罗娟华三人于1949年牺牲于重庆渣滓洞。
  
  以“大有字号”党员职工为核心组建的川大印刷厂,也积极发展党的力量,仅在工人中就发展了七八名党员。在“大有字号”被迫关闭后,川大印刷厂的党组织继承“大有字号”的事业,完成了秘密的政治任务,参加了成都市的工运工作,印刷示威游行散发的传单等,为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协助策划、领导地方党组织武装斗争
  
  “大有字号”党小组成立后,按照南方局的指示和川康地方党组织的请求,为配合党的解放战争,把准备武装力量、组织武装斗争放到了最重要的地位。
  
  1947年初,胡春浦与蒲华辅、华健研究商量,相继派刘家言长期培养及联系的陈仕英(由胡春浦、刘家言介绍,华健主持入党)、肖汝霖、周鼎文、李维实、李安澜等在邛崃、大邑、乐山等地筹备武装斗争,这些同志也成为后来的“川康边游击纵队”的领导核心。“大有字号”党小组还决定由刘家言带一个小组到雅安,在天全、芦山、宝兴地区活动,并输送了武器和经费,在地方势力的掩护下准备和掌握武装,伺机起事。
  
  1946年底,田一平将他负责联系领导的南充、绵阳原以“小民革”名义搞的党领导的武装也交由胡春浦领导。籍田铺起义失败后,蒲华辅与胡春浦商定,将原先由川康特委领导的几支武装交由胡春浦统一领导,由胡选派有经验的军事干部,提供军费物资。1947年10月,胡春浦通过熊倬云等帮忙,购买了可以配备一个连的步枪和3挺机枪,并在西康刘元瑄部搞到两个“川康边防大队”番号,准备先以合法名义在大邑建立一个连的队伍,然后在川西南盆周山区建立根据地。可惜,此计划因胡春浦的突遭被捕而中断。
  
  胡春浦被捕和“大有字号”关闭
  
  1947年10月,四川“小民革”领导成员李荫枫在重庆被捕,供出了“小民革”在四川的“军事计划”,牵连胡春浦等人。行辕特务头子徐远举怀疑“小民革”的活动与共产党有关,亲自带人到成都抓捕胡春浦。1947年10月15日,胡春浦在家中被捕,“大有字号”的账本也被特务命令交出,旋即被查封。但特务只掌握了胡春浦的“小民革”身份,从“大有字号”的账本上也查不出问题,因此未造成更大损失。在紧急关头,胡春浦利用关系,及时毁掉了党的重要材料(前一天刚刚送来的剑阁地下武装要军备的信件和川大学生李安澜的入党申请书等),并通知川大印刷厂厂长陈西虞同志及时转移。
  
  胡春浦等人被特务用飞机押到重庆关押后,“大有字号”随即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而关闭。“大有字号”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大有字号”播下的革命种子,在即将到来的川西和平解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宗力
  
  原文刊载于2012年1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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