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照相的故事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7-10 09:31:07

  在手机都可以拍照的今天,照相已是很普遍的事了。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照相技术还未传到淮安,因此,周恩来最早的一张戴瓜皮帽的童年照还是1910年他离家到东北才拍下的。之后,由于他的活动地域扩大,社会经济、文化逐渐发达,照相留影也就渐渐多了起来,直至成为生活中的常事。这些影像及其背后的平凡小事,无不彰显出伟人的智慧、幽默、风趣和时时谦虚谨慎的一贯作风。
  
  “连你都认不出,敌人就更认不出了”
  
  蒋介石于1927年背叛革命后,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向他的密探们每人发了一张放大到12寸的周恩来照片,碰上嫌疑人,当场就可以对照、抓捕。陈立夫还向下属们许诺:“抓住周恩来者,赏大洋五万块!”这样,在特务们的眼里,周恩来的头颅简直就是发财的金团子和银锭子。周恩来当时在上海的处境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1928年,由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只好选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与会代表都得从国内启程前往,而一路上有鹰犬、豺狼,稍一大意就会落入敌人之手。
  
  周恩来不仅是“六大”正式代表,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还要在这次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当然要去参加。中国公民去苏联得有护照,办护照就得拍摄照片。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周恩来用自己本来的面貌去拍照无异于自我暴露、自投罗网,显然不可能。为此,他拍照前专门进行了化装。
  
  说起化装,周恩来确实是个行家里手。早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他就因参与演出文明戏(即今天的话剧,但当时的社会风气不允许男女同台演出)出演女角而著名,男扮女装后,连他的同学、好友都认不出是周恩来。这次去苏联,周恩来决定化装成一位古玩商人。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他来到穿衣镜前,在岳母杨振德和妻子邓颖超的帮助下,对自己进行了一番化装打扮。化装后的周恩来手提文明棍,坐上人力黄包车到住地附近的照相馆拍了一张贴在出国护照上的照片。
  
  当周恩来把拍好的照片拿回家,又以平常装扮出现时,顾顺章、陈赓先后来到他家,周恩来便拿出照片问他们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后来沦为叛徒的顾顺章望着照片上的人,用心观察了半天,指着照片悄声问邓颖超:“他是你们家的客人吗?”邓颖超闻声笑了,用目光往周恩来那儿一瞅,很认真地说:“这不明明是你们的自家人嘛,怎么连你也认不出来了?”顾顺章这才缓过神来,望着照片上的“古玩商”,又望望眼前的周恩来,欣喜地笑了起来。对此,周恩来十分满意地说:“能骗过顾顺章同志的眼睛,说明我化装成功了!”
  
  陈赓比顾顺章后进屋。他把周恩来的照片拿到手里,左看看,右看看,上看看,下看看,怎么也认不出是谁。周恩来提醒他:“这是一位你十分熟悉的同志。”陈赓打开了自己记忆的闸门,搜索着在上海与我党有交往的“古玩商”,又将那些曾经装扮过阔少爷、阔老爷的同志想了一遍,却怎么也和照片上的形象对不上号。最后,他不得不痛苦地摇了摇头:“我实在认不出照片上的人是谁。”站在一旁的周恩来笑了。他满意地说:“连你都认不出,敌人就更认不出了。”
  
  不久,周恩来即化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并用贴有“古玩商”照片的出国护照,从上海登船赴苏联。尽管上海滩一大批国民党特务手持着周恩来的照片,遍布街头巷尾,占据着各个车站、码头,可是却没有一人怀疑从他们眼皮底下走过去的“古玩商”。就连当时在搜捕周恩来的特务队伍里、刚刚出卖了罗亦农又对周恩来十分熟悉的贺稚华也同样未能发现。
  
  “今天以你为主,你得站中间”
  
  刘久洲原名刘久长,江西于都人。1933年,15岁的他在一个地主家当小伙计。红军攻打赣州时,他听说参加红军能吃饱肚子,就背着家人跑进红军队伍当了一名红军小战士。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洗炼,刘久洲成长为一名百米之内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因此,“西安事变”后被调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员。1938年11月,刘久洲随同周恩来参加纪念文坛泰斗鲁迅逝世两周年活动,不料路上遭日本飞机突然轰炸,为了保护周恩来的安全,他不顾一切扑倒在周恩来身上,致使右耳鼓膜被震坏,听力严重下降,不得不离开了周恩来警卫员的岗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久洲由野战部队调到国家公安部,在北京颐和园负责中央首长的安全警卫工作。周恩来夫妇对刘久洲一直保有深厚的情感,1951年4月8日是一个星期天,两人来到了刘久洲的家。一进门,周恩来就亲热地说:“久洲,我们来看你了。”刘久洲不好意思地说:“总理,您这么忙还出来,您有空给我打个电话,我过去看您不一样吗?”周恩来一听就朗声笑着说:“那可不行,我们是一起共过患难的朋友和同志。”接着,他拉着刘久洲一起上颐和园的万寿山,从山东边往上爬,一直到山顶的钓鱼台旁边。周恩来望了望晴空说:“今天天气真好,往南都可以看到南苑机场了。我们在这儿和久洲合个影吧。”
  
  刘久洲一听总理要和他合影留念,真是又惊又喜。原来,周总理工作忙,对自己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严,很少单独与人照相。刘久洲右耳听力很差,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哪知周恩来刚说完,邓颖超就把他往前推,并一直推到他们夫妻俩的中间。刘久洲一见,连忙后退两步,站到邓颖超右边一点。这时,周恩来严肃认真地说:“今天以你为主,你得站中间,我们是陪你照相。”说着又拉刘久洲站到中间前边。刘久洲急得脸都涨红了,说:“总理,我哪能……”刘久洲边说边退了两步。周恩来说:“你个子本来就不高,站到后边,拍出照片来你显得更矮了,所以你得站前边一点。”
  
  刘久洲见总理考虑得这么细致,就不再耽误他那金子般的宝贵时间,站到了周恩来、邓颖超中间,由何谦同志拍下了一张令他终生难忘的照片。当刘久洲收到这张珍贵的照片后,到照相馆放大了一张装进镜框悬挂在自家客厅里,成了家里的传家宝。
  
  “你先来的,应当先照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不仅担任总理职务,还兼任外交部部长,内政、外交活动非常多,必须有一张标准像以供使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个大冷天,周恩来在卫士长成元功等陪同下来到北京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想请该馆照相师姚经才为他拍一张标准像。
  
  周恩来在北京外出一般都是轻车从简,事先也没和照相馆打招呼。当他走进摄影室时,一位现役军人刚刚坐到摄影的位置上。这位军人一见周总理来了,马上站起身,请他先照。照相师姚经才和他的助手一时也都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处理眼前的“突发状况”。谁知周恩来不仅没有坐上拍照的位置,还很客气地对那位现役军人说:“你先来的,应当先照嘛。”说着,走到一个不影响摄影师工作的地方等候。那位军人也不忍浪费总理的宝贵时间,赶紧让摄影师给他拍了照,向周恩来敬礼和握手后匆匆离去了。
  
  这时,周恩来才来到拍照的位置上,摄影师姚经才用了大约20分钟的时间,一口气为周恩来拍下16帧半身、全身照。照片冲洗出来后,姚经才从中选出4帧照得最好的送到西花厅。周恩来看后让秘书何谦转告姚经才:总理比较满意,准备这次出访亚非友好国家时带上100张。姚经才得到这一喜讯后,赶忙加班加点洗出了100张照片,还另外放了4张12寸的彩照送给总理。周恩来收到照片后说:“好是好,只是送我的不能要,要他们收钱。”事后,秘书根据周恩来的交待把钱如数送到中国照相馆。打那以后,周恩来有了自己的标准像。
  
  “我和红军战士们站在一起听列宁同志讲演”
  
  1957年11月14日,周恩来到首都剧场观看描写苏联“十月革命”的话剧《带枪的人》。演出结束后,他走上舞台和演职人员热情握手并合影留念。
  
  许多人在一起拍照时,按惯例是站成一排或几排,在场职位最高的领导人站中间。于是,现场工作人员让列宁和斯大林的两位扮演者分别站在周总理两旁,让那些扮演红军战士的演员蹲在前边或站在两边。就在这时,周恩来突然从中间位置上走出来,边走边说:“我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生,怎么能和他们站在一起呢?我提议按照这出戏结尾的场面,我和红军战士们站在一起听列宁同志讲演。”于是,照片定格下了这样的历史瞬间:扮演列宁的演员挥手做出正面演讲的姿势,而周恩来和这台戏的导演欧阳山尊等一起走到舞台的左侧,和扮演红军战士的演员在一起聚精会神地聆听。

1958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前接见颜太发(后排左7四)等人的合影_meitu_1.jpg

1958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前接见颜太发(后排左四)等人的合影


  颜太发“上当”
  
  1958年,淮安县农业获得了空前大丰收,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是年底,中央决定在首都北京召开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淮安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颜太发被推选为先进单位代表赴京出席这次会议。
  
  这年夏天,副县长王汝祥受县里委派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淮安农业生产和其他各方面情况时,受到周恩来在西花厅两次亲切接见,他回去后在县委常委会议上汇报,听得大家都很高兴。所以,这次颜太发到北京也十分期待能见到这位从淮安走出的老乡。可是会议一连开了好几天,无论是大会报告还是小会讨论,颜太发都没能见到周恩来的身影。眼见会议进入尾声,颜太发以为这次见不到周总理的时候,与会的淮阴地委代表团突然接到大会秘书处的通知:周总理明天要在西花厅家中接见出席这次会议的11名代表。同时,还告诉大家,这11位代表都是由总理自己选定的。颜太发正是其中之一,他一听甭说有多高兴了!
  
  接到通知的第二天,11名代表便被一辆中巴车从住地拉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和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在西花厅前代表下车处迎接。周恩来亲切随和地与下车代表一一握手,询问每个人的姓名。等代表们一一下车后,童小鹏主任招呼大家先在西花厅走廊下和总理合影,因为总理太忙,万一遇上急事,就得马上离开,照不了相。
  
  颜太发见能与总理照相,当然高兴得不得了,恨不能一步蹦到周总理身边。但他不敢,怀里像抱着一只兔子似的“嗵、嗵、嗵”直跳,只想设法靠总理近一点。瞅着参加合影的队伍站得差不多了,颜太发横跨一步站到队伍中间偏后一点,他猜想中间偏前一点的位置肯定属于周总理的,这样自己就挨近周总理了。谁知周恩来十分随和,临照相时,他根本没有站中间,往左边一站就让照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好像早就习惯了,根本没有人请他到中间去。
  
  多年后,笔者在病床前访颜太发时,他还不无遗憾地说:“和总理照相,我上了一个大‘当’,本想站中间和总理近一点,结果却离得非常远。”
  
  “尔辉,你们一对新人坐中间”
  
  周恩来出身于一个名门望族,男丁尤其兴旺,周恩来同一曾祖以下的侄儿、侄女们多达30余人。周恩来没有亲生子女,对所有的侄儿、侄女都一视同仁,但他自己花钱给侄辈办婚宴的却只有嫡堂侄儿周尔辉一人。
  
  周恩来为啥要这么做呢?笔者经多年研究和对当事人的深入采访,发现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
  
  一是周恩来9岁到10岁期间先后失去主母和嗣母,名义上说他已当家理事,可10岁的他实际上还只是个孩子,他们兄弟仨的实际监护人是八婶杨氏,也就是周尔辉的祖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见家乡“父母官”时,曾动情地回忆过当年他和八婶母相互依存的母子深情,任何人听了都难免动情动容。因此,周恩来为侄儿尔辉在西花厅举行婚宴是对八婶母那段养育之恩的回报。
  
  二是因为上边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周恩来就把八婶杨氏接到北京与自己同住。可杨氏年事已高,习惯了老家淮安的风土人情,对北京的生活不适应,所以她两次赴京,都坚持要回淮安。周恩来无奈之下,只好派警卫员将其送回淮安老家,只将她的孙子尔辉留在北京读书。但尔辉读中学时,与同桌的一位女同学产生了感情,到他大学毕业时已双双坠入爱河。然而,这位女学生不仅家庭出身不好,而且还有“海外关系”,这在20世纪50年代极“左”思潮笼罩神州大地的时候,无疑是个大忌。周尔辉生前曾告诉笔者,他与那位女同学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北海大桥上,告别时两人抱头痛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早婚盛行的时代,周尔辉一直拖到28岁了还不想找女朋友。周恩来、邓颖超为此操了不少心,1960年,他们委托前来汇报工作的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刘秉衡从淮安老家为尔辉找了一位名叫孙桂云的青年女教师,双方经过恋爱后终于决定喜结连理。
  
  因为两人都是党员,所以周尔辉、孙桂云原计划于1961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结婚,但周恩来正好7月2日有半天休息时间,所以改在了2号。这天,周恩来请来了北京钢铁学院(周尔辉的工作单位)有关同志和周家在京所有亲属,并留下总理办公室童小鹏等大人小孩一共30多人为这对新人祝福。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还给尔辉、桂云两人分别做了一朵大红花挂在胸前。婚宴结束后,邓颖超安排大家合影留念。尔辉因为有伯父、伯母、叔叔、婶婶等在场,没有贸然坐中间。周恩来一见,马上对他说:“尔辉,你们一对新人坐中间。”
  
  这是周恩来老家淮安婚庆的规矩。一对男女结婚的当天,新郎和新娘被称为“一对新人”,坐席吃饭都坐首席,照相当然也不例外,得坐中间位置。周恩来离家半个多世纪也没忘掉家乡的这一风俗。
  
  “明天见报就用这张吧”
  
  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是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到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访问,也是一件影响全球的大事,一时首都北京记者云集。周恩来事先考虑到记者人数多,特意让人在首都机场搭起阶梯式的架子,让记者们都能拍下这个历史瞬间。中南海专职摄影师杜修贤占据了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拍了许多照片,最后挑选出6张自己比较满意的送给周恩来,让他选择一张第二天见报使用。
  
  周恩来戴上老花镜,一张一张仔细挑拣,最后拿起那张我们所熟知的:尼克松从飞机舷梯上快步走来,伸出双手与稳重、端庄的站在那里的周恩来两手相握的照片,对杜修贤说:“明天见报就用这张吧!”
  
  周恩来之所以选用这张照片,是从历史角度出发的一个很有讲究的考虑。
  
  据笔者采访的我国外交界元老们回忆,周总理在1954年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时,美国著名的冷战骑士、国务卿杜勒斯曾下令美国代表团任何人与会期间不得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当新闻记者在日内瓦机场问杜勒斯:“国务卿先生,你在日内瓦期间,除了在会场上将和中共的周恩来讨论问题外,还有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会面安排吗?”杜勒斯耸耸肩膀回答说:“记者先生,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的坐车和周恩来的坐车在日内瓦相撞。”为此,日内瓦会议一结束,便传出了两条花边新闻:一是周恩来和杜勒斯在会间休会时不期而遇,当周恩来伸出手想与杜勒斯握手时,杜勒斯却旁若无人地离开了,弄得周恩来很尴尬。二是说杜勒斯勉强与周恩来握下手之后,随即掏出手帕,将手擦了又擦,然后把手帕揣进衣袋,以此羞辱周恩来。谁知周恩来也早已掏出自己衣袋里的手帕,将手擦了一下后随即丢进垃圾桶,回击了杜勒斯。
  
  当然,这两则花边新闻是人杜撰的,但这一编造也并非毫无由头。据外交元老们回忆,当年的日内瓦会议历时40多天,但美国代表团从第一天起,就决心不让会议达成任何和解协议,所以杜勒斯只出席约一周的会议后就于1954年5月3日回国了,留下副国务卿史密斯主持美国代表团的工作。这位史密斯先生二战时曾带领美国部队在欧洲同德国法西斯作战,他个人是愿意与中国交好的,对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新中国的做法也有保留,据说他在私下里还表示过不同意杜勒斯不准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的做法。周恩来的英语翻译浦寿昌回忆说,有一天在宴席上,史密斯曾主动端着酒杯走到他身边同他攀谈。史密斯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明,说了许多与中国友好的话。浦寿昌回住地后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后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找他谈谈。”第二天会间休息时,史密斯一个人走进会场吧台上喝咖啡,周恩来便在王炳南的安排下不经意走向吧台,结果和史密斯刚好相遇。周恩来因为事先知道史密斯对中国的态度,就装出要跟史密斯握手的样子。这时,史密斯右手夹着雪茄,左手端着咖啡杯,见周恩来要跟他握手,连忙把原来端在左手的咖啡杯迅速换到右手,以此向周恩来表示歉意:你看,我右手正拿着东西,不便和你握手。但史密斯笑容可掬地和周恩来打了招呼,还主动用他的胳膊和周恩来的胳膊碰了碰,表示友好。随后,他又一次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化、美丽的河山,还说他特别喜欢中国的瓷器,在他家的客厅里,就陈列了不少中国瓷器。史密斯的做法既没有违背杜勒斯的规定,也表达了他的个人意愿。这也成为后来被人们传为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原型事实。
  
  日内瓦会议快结束时,史密斯还曾在非正式的场合主动与周恩来攀谈,微笑着对周恩来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在北京同尼克松会谈时饶有兴致地对尼克松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不准与我们中国人握手的诫条。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的面前,又不好用左手跟我握手,就拉了一下我的胳膊。”说得尼克松和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
  
  这就是周恩来选用照片的背景:18年前,美国政府敌视中国,美国国务卿竟然下令不准与中国人握手;18年后,美国总统飞越世界上最辽阔的大洋,与我们中国人握手了。
  
  “男同志为什么不能蹲下?”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与周恩来晚年各有一班人马他俩服务和协助工作,这两个班子当时习惯上也称“毛办”、“周办”。毛泽东与周恩来同在一起的历史镜头固然不少,但“毛办”和“周办”的工作人员尽管互相熟悉,却从来没有在一起照过相。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在周恩来面前表示过:希望主席和总理在场时,和“两办”人员一起合个影。
  
  1970年8月17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乘专机飞往杭州,向住在杭州汪庄(今西子宾馆)的毛泽东当面汇报中央工作情况、宪法修改讨论稿遇到的问题以及关于即将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的相关事宜。周恩来在汪庄一号大厅里见到毛泽东后,两人径直进入会议室,关起门来密谈。这一谈就整整两个多小时。当周恩来走出来时,他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悄声地问:“总理,我们能不能和主席合个影?”
  
  周恩来一听停下了脚步,他想起“毛办”、“周办”许多工作人员的多次请求,认为这次确实是个好机会,于是赶紧转身往回走。
  
  和身边工作人员在大厅里目送周恩来一行的毛泽东看到周恩来转身回来,以为还有什么事,当听说是要和他一起合影时笑了,慢慢从沙发上站起来,同大家并排站好。在场的人都知道这个机会难得,马上现场指挥:人多,女同志请到前排蹲下。周恩来一听当即说:“男同志为什么不能蹲下?”说着就和前排的女同志一起蹲了下来。这时,摄影师杜修贤已经调好了焦距,见总理没有和主席并排站到一起,忍不住提醒:“总理,请你站到后排……”周恩来听后,蹲着一动也未动,对杜修贤说:“哪有那么多讲究?站着、蹲着还不都一样,你就赶快照吧。”杜修贤只好按下快门,留下了一张不那么“常规”的照片。
  
  作者/秦九凤
  
  原文刊载于2012年1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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