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珍藏的记忆——记我的丈夫张兆琦烈士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7-09 10:42:11

  我的丈夫张兆琦于1948年春被国民党特务抓走,翌年牺牲。如今,多年过去了,回忆起与兆琦一起的日子,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栩栩如生。而这段记忆,正是我这么多年来生活的重要支撑,更成为我心里永远的珍藏。
  
  从相知到携手
  
  张兆琦1912年出生于重庆市开县临江区的临东乡,曾分别在本地、万县、武汉等地的学校读书学习。毕业回到家乡后,在开县高中、临东中心校以及谭家寺、竹溪小学等地从事教育工作。1934年,由中共开县中心县委书记郭代林介绍入党。不久,负责中共竹溪支部工作。
  
  根据中心县委“组织群众民生的游击武装,配合红四方面军攻打杨柳关”的指示,兆琦一面与支部成员张宏济等同志深入群众,发展党员,组织武装力量,一面则设法掌握地方武装。1935年,正当他们组织农会准备抗租、抗税、破仓分粮时,开县党组织遭到破坏,兆琦即遭逮捕监禁。1936年,国共谈判,国民党释放了在押政治犯,兆琦因此出狱,回县后仍从事教书工作。抗战爆发后,他与地下党同志四处奔走呼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活动中。
  
  1938年的春天,经人介绍,我们相识了。此时的兆琦是开县高中的教书先生,而我则在女中附小任教。他居城外,我住城内,来往时间不过10分钟。因此,每当空袭警报声传来,我就与三四名同学直奔县高暂避。随着接触机会的增多,我对他的为人处事也有了初步了解。
  
  1939年,开县的男女中学各办设了简师科班以培养师资,学习时间为1年,条件是初中毕业,如现已工作可调回县里学习。于是,我家中的兄妹都参加了。学习中,经简师科班主任黄周瑜老师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时,简师科班和原女中的老师成立了共产党支部,我成为其中一员。受党组织指示,我和其他几名同志发动了反对暴虐学生的“女中学潮”。当时正是学习的最后阶段,女中部一位名叫秦朝珍的学生在晚自习时因故受到了校长辱骂和竹板抽打。在我们的宣传和影响下,女中学生们积极响应,团结起来,赶走了在女中施行法西斯教育多年的校长吴挽澜。在这次学潮中,我经受了锻炼。但我所在党组织的领导却因学潮影响不得不离开开县,到外地工作。很快,我在简师科班结业了,只待分配工作。
  
  1940年上学期,我被分配到距城约3华里的成达小学教书,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而此时与我单线联系的党组织负责人正是新认识的朋友——张兆琦同志。由于拥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言谈之中,我们更增加了几分亲切,彼此好感与日俱增。很快,我们相爱了,并在年底结为了夫妻。
  
  但没多久,我们不得不面对暂时的分离。1941年,我调回文武宫女子小学(即原女中附小,学潮后已独立)教书,我的党组织领导也换成了学校的同事肖衍成老师。为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我还成功打入了伪县妇联工作。而这时,为响应党中央“隐藏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兆琦离乡到铜梁县粮食局做职员,后又转移到万县军补储运处工作。
  
  最幸福的时光
  
  从1940年冬结婚,到1948年春兆琦被捕,我们共同生活了8年。这8年中,除开兆琦在万县和铜梁两地工作的3年,余下时间我们都同在开县工作。1944年春夏之交的4月,我因难产身处险境,兆琦陪我渡过了这一难关。对我而言,那段记忆深植于心——当时,兆琦陪睡于侧,内心如焚,泪水长流。我以为自己不行了,勉强说出“遗言”后,即闭口无言。见我如此平静,兆琦紧张地颤抖着,紧紧握住我的手,在我耳边不住地喊着:“莫睡啊,蓄积力量!婴儿快出来见爸妈咯!”在他的精神支撑下,我终于渡过险关,孩子顺利地生了下来。
  
  最幸福的日子是在1947年,我随兆琦在开县竹溪小学任教,他作教导老师,我则当班主任。这年下学期,我从父母家迁出,租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农家大院子里。就这样,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家。虽然简陋,却温馨宜人。我们一起上班,一道返家,共同工作,共同生活。更有趣的是家中已有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不满4岁的大宾和不足两岁的小宾,她们天真活泼,家里笑声不断。姐妹俩成了兆琦的宝贝,只要有空,他总是千方百计和她们一块儿逗趣、找乐子,享受天伦之乐。这段淳朴的生活,成为我们在一起最幸福的时光。
  
  兆琦不善用言语表达内心,唯以行动显真情,特别是在生死关头。我还清楚地记得,1947年冬的某夜,开县工委书记杨虞裳同志和三四位地方党代表集聚我家开会,研究开县“三二九”运动。我则到大前门坝子放哨。讨论中,突然,一声枪响传来,大家赶紧疏散。为安全脱离险境,他们向外先后扔了两颗手榴弹,随即从后门跑出,向南山坡隐去。声响后,我立即往家里赶,兆琦迅速迎了上来,将已有6个月身孕的我扶进屋里,让我上床休息。他用厚棉被把我扎实,捂盖全身,深恐我受到惊吓。而他则独自站在房门口守候着,准备随时挡灾避祸。之后又摸黑去厨房打扫受震动掉下的瓦片扬尘。此时,外面传来了寻人声,兆琦又在屋内手触地面四处摸索,看看是否有人受伤躺下。直到天空泛出鱼肚白的微光,他才松了一口气。待我从梦中醒来,他才告诉了我这些事,接着又安慰我说:不怕,有惊无险,事情已过去了。但这以后,我总是忧心忡忡,为兆琦的安全担忧起来。
  
  痛失所爱
  
  1947年,隐蔽转移后的兆琦接上了组织关系。他常以家访或写对联的形式,深入群众中,积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强征税款、硬拉壮丁、镇压革命群众等罪行;同时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发动群众起来斗争。
  
  然而此时,国民党加紧了对中共地下活动的镇压。随着形势的恶化,地下党员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党组织决定将兆琦转移,但兆琦认为反动派并没有抓捕的凭证,仍然继续以教书为掩护。这些日子,不时传来某人被抓、被捕押走的消息,我终日处在惊恐当中,便建议出门避祸,而兆琦却平静地对我说:“你预产期已到,我要看到你母子平安的事实。否则我到异地,犹如去坐火山口、刀尖上,受煎熬更苦!我参加革命多年,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又有何惧?你母子生命甚过我,你们平安是我的愿望。何时可走我自有安排。”我们不得不悄悄地消灭有关的文字资料。看着两箱马列主义的书本一页一页被拆开烧掉,兆琦红了双眼,心痛地叹道:“这些书都是精神食粮啊!工作这么久才搜集起来的,还有坐监时难友赠送的纪念,唉……”我安慰他:“目前形势逼人,烧书灭迹实出于无奈,保住了生命才值,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兆琦点点头。
  
  我永远忘不了1948年的农历三月初十这个特别的日子。这天,我家突然闯进了4个便衣特务,提着枪翻箱倒柜。搜查一阵后,便以“共匪”罪抓走了兆琦。我揪心地目送着兆琦跨出门坎,一时无语凝噎。他忽然回头对我温和地说:“嘱托再嘱托,不管任何困难,务将儿女抚养成人!”这是他临别时的叮咛,竟也成了他的遗言!
  
  在开县监狱里,面对毒刑拷打甚至因此病倒,兆琦从不吐露任何实情。5月,兆琦与杨虞裳等川东地下党同志一起被押往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在仓皇逃跑前,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大规模屠杀,并纵火焚烧了渣滓洞男牢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惨案。兆琦因此遇难,年仅37岁。
  
  兆琦被捕时,我产下三儿才3天。紧接着,学校解聘了我这个“匪属”。在极端困境中,我们弱母幼子四人不得不迁入父母所在的学校里安身。不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1个月多,女儿小宾夭亡。不久,又闻兆琦遇难的噩耗,我如着雷击,以泪洗面,身心俱疲。而日子还在艰难地继续着……
  
  永远的珍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日子里,我终于结束了人间地狱般的生活。受开县人民政府委派,1949年12月中旬,我接管了临江区竹溪中心小学的领导工作。从此,我拼命地工作,回报党和国家的信任,也寄托对亡夫的思念。每当想起兆琦,想起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记忆帧帧回放,不禁思情奔涌——
  
  别时相视均泪眼,有情夫妻伤离情。
  
  君去异地被囚禁,此别多久说不清。
  
  囚徒那有人滋味,逼供残酷刑具摧。
  
  悲愁白日天地暗,岂知夫去何时返。
  
  别离之后恨悠悠,伤心欲绝多少年。
  
  春夏秋冬轮流转,夫君去后未回来。
  
  每天惊魂夜无眠,颗颗珠泪落心田。
  
  眼枯泪尽思难尽,细睹照片解忧闷。
  
  内心苦思再相逢,数次梦里与君同。
  
  思念夫时紧闭眼,英容笑貌呈眼帘。
  
  夫君遗体葬红岩,清明祭祀难如愿。
  
  “11.27”吊英灵,嘉陵泪水盈眼眶。
  
  我活人间君鬼雄,阴阳殊途情仍浓。
  
  倘若有知未来事,祈求来世仍夫妻。
  
  兆琦,60多年的离别与坚守,我仍然牢记着你的嘱托,不管多大的艰难,我都努力地操持着这个原本破碎的家。如今,我已过耄耋之年,当初的小家已是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儿孙后代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你若在天有灵,定当欣慰不已。
  
  兆琦,你知道吗,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你们这些为中国的诞生而奋斗献身的英雄儿女,或举办纪念活动,或关怀烈士家属,人们自发参与其中,将那份信念铭记心间。
  
  兆琦,你永远珍藏在我心里的最深处,永远……
  
  作者/陈仲南 口述  张小琦 李一兵 记录整理

   原文刊载于2012年1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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