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罗荣桓领导的115师整风运动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7-06 09:36:46

■1941年,罗荣桓(左四)与115师部分领导干部在鲁南合影_meitu_3.jpg

1941年,罗荣桓(左四)与115师部分领导干部在鲁南合影

 

  抗战时期,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等现象,从1942年春开始,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6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强调了军队整风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并特别指出了军队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特殊性:“部队是战斗的组织,我们整顿三风,是为了团结我们的力量,不是为了涣散自己的力量,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妨碍战斗。”这一指示和随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关于军队中的整顿三风》的社论一起成为当时各部队进行整风的指导性文件。
  
  遵照这些指示,八路军第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立即召开会议,结合前一阵的思想动员工作,作出了开展整风运动的安排。在罗荣桓的领导下,115师在军队整风运动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圆满完成了所属部队的整风任务,为部队自身发展和根据地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个阶段实现整风成效
  
  从时间和整风的效果来看,八路军115师的整风运动共经历了相互交叉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有关整风的决定后开始的,115师主要是进行思想动员,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尽管总政治部在1942年9月17日将115师整风学习的经验材料转发给各战略区作参考,但从总体来看,由于此时山东党的领导存在相互掣肘的现象,尤其是115师与山东纵队合并后“高级领导同志间存在互相不满与极不团结现象”等等,给部队的整风学习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这一时期115师的整风存在着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对党员干部思想改造重视不够等问题,并未真正深入到官兵的思想根源,取得的成绩自然也很有限。
  
  第二阶段是在1943年山东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后,根据中共中央1943年4月3日发出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共山东分局发出了重新整风学习的指示,并将整风学习规定为“山东四大任务(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群众工作、整风)之一,而且是保证其他三大任务完成之决定性的任务”,并要求“各级领导改组领导整风的学习委员会”,还特别强调“不能联系实际的学习是教条主义的学习,不能联系文件的学习也不能得到文件中原则的指导”。可以说,这一阶段115师的整风学习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整风方式,认真学习并领悟了中央文件的精神但又不拘泥于此,结合本地区本部队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展了切实有效的整风学习。
  
  第三阶段主要是审查干部,纯洁队伍。115师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坦白运动中秉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有效地避免了有的部队和地区出现的肃奸扩大化的现象,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好评:“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了很好的经验。”
  
  罗荣桓作为115师的主要领导人,在部队整风运动开展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帮助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后的山东地区和115师部队有序、规范开展整风运动,没有出现大的偏差,使整个山东地区的抗战局面为之一新。到抗战结束时,山东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不仅人数发展到27万,官兵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也有显著提高。毛泽东曾感慨地说:“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那么,罗荣桓究竟是怎样在115师具体开展整风运动的呢?
  
  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整风运动
  
  早在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列举了军队干部在开展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缺陷,并进一步指出:“我们的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而要解决“本领恐慌”,就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军队官兵素质和能力,适应革命任务的需要。因此,整风运动的最初阶段就是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从阅读开始学习,这也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客观规律。然而,115师的实际情况是官兵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再加上敌后根据地战斗的频繁和不确定性,延安的经验显然不能直接拿来就用。这种情况下,如何开展整风学习,是摆在罗荣桓面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罗荣桓客观分析了部队官兵的现实情况,认为“教育对象的复杂,不仅有干部战士之分,即干部中也有不同的程度、来历、成份、职务,与在职时间的长短,在战士中亦分新老战士、成年青年等。而教育的要求、内容,以及具体实施方法均不能一致”。根据现实情况将部队官兵细化分类,然后安排其进行符合自身情况和条件的整风学习,这是115师整风学习取得较好效果的基本保证。
  
  整风初期参加学习的对象自然是领导干部,只有部队领导干部真正从思想上改造了自己过去陈旧、消极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才能更好地领导所在部队开展整风学习。115师主要依托中共山东分局和各区委、地委所属的党校整风班进行部队各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参加学习的人员,初期为团以上党员干部和机关干部,随后逐步扩大到营连一级,仅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就举办了4期领导干部整风学习班,参加人员累计800余名。鲁中军区在领导干部整风学习中,还联系实际,总结出“是什么,为什么,我怎样,怎么办”的经验,时称“四句经”。
  
  而战士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战士中文盲较多是当时各部队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但战士本身的求知欲其实是很强的,他们有学习新知识、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战争形势的渴求,这就要求在整风学习的同时不能放松对战士的文化教育,但是文化教育又不仅限于识字教育,“识字教育自然在文化教育中占着主要的地位,但不能包括文化教育的全部,此外尚有自然科学的教育,地理历史的教育,算术的教育等”。只有普遍地提高了战士的文化素质水平,才能使其更好的学习整风文件,领会整风精神,反之整风学习只会使其昏昏然,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以115师某团第三连为例,以文化教育配合整风学习活动,该连战士文化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有21个同志能够写作。这样就为整风学习中战士写个人总结汇报、坦白书打下了基础。
  
  不仅如此,115师各部队还根据自身情况将整风学习的方式进行了创新,将整风文件的内容和精神以讲故事、讲演会、辩论会的方式体现出来,增强了干部战士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掀起了一阵整风学习的热潮。
  
  可以说,115师这些接地气、贴近实际、循序渐进的整风学习方式离不开罗荣桓的科学指导和言传身教。他早在率部进军山东之初就随身携带着一本油印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稿,讲稿多处都有他圈点批注的痕迹。毛泽东在书中阐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成为罗荣桓终生坚守并实践的准则。
  
  坚持实事求是  顺利完成整风审干工作
  
  1943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延安的整风运动转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肃清内奸分子。应该说,这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况下,确实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个《决定》对敌情的分析作了过分的估计,认为“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甚是惊人”。这年7月,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更是夸大敌情,无端推测党内军内“特务如麻”。他由此提出了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使审干偏离了方向。当时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抓了170个“特务”;延安警卫团竟然挖出80%的“特务”;各部队也都紧跟形势成立了“整风队”,集中进行审查干部工作,使得一时间人心惶惶。
  
  然而,《决定》传达到山东后,罗荣桓并未跟风效仿延安的做法。康生的《抢救失足者》小册子传到山东后,罗荣桓看后即吩咐不要下发。他顶住压力,实事求是地分析了115师暨山东军区干部队伍的政治状况,随后在10月9日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认为“坏分子只是个别的,不是大批的,更不是‘如麻’”。在中共中央已对形势作出估计的情况下,罗荣桓还能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冷静的分析问题,尤为难能可贵。在开展坦白反省运动中,对有政治思想问题的人,本着“坦白从宽”的原则,罗荣桓指示重在思想教育和组织帮助,不搞刑讯逼供,“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当时,山东约有5000余名党政军干部进行了反省坦白,临时捕押与限制自由的不到10人,对坦白审查出的特务一人未杀。对于在整风运动中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的干部,罗荣桓仍然“强调一切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是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实事求是原则在115师的整风过程中得到了自始至终的贯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有序、良好的整风环境,才使115师各部队广大官兵真正敢于在整风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向组织反省坦白自己的问题,而不必时刻担心被扣上“特务”、“内奸”的帽子。
  
  而对于中共中央文件中提出的“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的(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这一指示(即“暴露方针”),罗荣桓考虑到军队这一集中的组织如果在整风过程中走向极端民主化会给部队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故一直未予执行,直到一位延安来的负责干部到山东传达延安的经验,这种做法才被迫开始执行。但由于罗荣桓对这种做法仍有顾虑,因此只在几个单位进行试验,并未在115师普遍展开。
  
  1944年7月1日,罗荣桓根据自己长期革命斗争的感受和学习党的历史的体会,结合山东部队整风学习的经验教训,向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机关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后者则死守住马列主义的词句,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可以说,实事求是是罗荣桓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学到的马列主义精髓,是他始终奉行的思想路线。
  
  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背离这一原则的思想、言论和行为,罗荣桓都毫不含糊地予以抵制和摒弃。这使115师的整风运动始终保持健康地向前推进,真正成为一场改造官兵思想、改变部队作风的运动。
  
  作者/张一水
  
  原文刊载于2013年6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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