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每前进20里,就有3名宁化战士倒下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7-06 09:25:35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1930年1月7日,毛泽东指挥红四军第二纵队撤离古田,经福建连城、永安、清流、归化(现明溪)、宁化等地进入江西。在这次翻越武夷山的行军途中,毛泽东在马背上吟就了这首《如梦令•元旦》。
  
  宁化,闽西的一块红色沃土,是毛泽东、朱德等革命家亲自参与创建的革命老根据地。它是中央红军长征四个起点县之一,又是孕育中央红军的故乡;它是中央苏区重点县之一,又是“红旗不倒”、坚持革命最久的“红色堡垒”; 它是中央苏区“扩红支前”重点县,又是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认定的“苏区乌克兰”。这片热土的儿女不仅积极献粮献物支援前线,更踏上艰险长征路,血染湘江,为红军长征作出了重大贡献。
  
  “扩红”成绩显著
  
  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宁化人民源源不断地为主力红军输送兵员,1933年进行了多次扩大红军有生力量的运动(简称扩红运动),成绩显著。
  
  这年4月8日,城关青年参军人数已达2个营。5月8日,全县已发展到800多人参加红军。5月下旬,时任少共(共青团)闽粤赣省委宣传部部长的伍洪祥来到宁化开展扩红,他首先组织全县赤卫军、少先队参与军政比赛大会,群众情绪高昂,2000多人参加了比赛。伍洪祥又和宁化县委书记刘祥文动员参赛青年报名参加红军,区、乡干部和赤卫队、少先队队长纷纷报名参军,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形成争当红军的氛围。而淮土、禾口区作为模范区,首先响应,其参加比赛的全体队员一致通过组成模范营参加红军。其他各区也不甘落后。结果,5月25日,经1500名宁化青年报名,组成宁化模范团上了前线,完成了红五月扩红的突击任务。6月,伍洪祥又在宁化扩红300多人。8月,扩红3000人,动员39名战士归队。9月,淮土、禾口两个区因扩红成绩突出,受到省政府的嘉奖,上杭才溪乡派出100多名代表前来参观学习扩红经验。当时的宁化还流传着《禾口淮土比参军》的歌谣:“保卫苏区有责任,禾口淮土比参军,禾口扩红一千个,淮土一千多两人。”12月,宁化县作为中革军委动员部的扩红突击区,接受了1000名的扩红任务,2个月内就有1460人参加红军。
  
  在宁化扩红运动中,出现了许多诸如父送子、妻送夫、兄弟双双参军等感人场景。宁化县禾口区农民张生源先后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前线,还感叹道:“我可惜太老了,不然我也要上前线。”赖屋乡南田村的张延万已经60岁了,在第五次反“围剿”前一直要求上前线杀敌。乡苏维埃干部因他年纪大劝其不要上前线,张延万却表示一定要“为保障自己的利益……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乡苏维埃干部只好介绍他到红十二军,在那里他表现得十分积极英勇。曾在北京首都机场工作过的老红军赖林芝,其胞兄赖国学于1931年9月参加了红军。在1934年3月的扩红运动中,赖林芝说服父母,毅然报名参军。长征途中的一天,他突然见到阔别多年还在红军部队的胞兄。但由于行军紧急,哥哥和他只讲了几句话,同时塞给他2块省吃俭用留下来的大洋,一挥手便走了。从此,赖林芝再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正是当地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宁化县获得了“扩红模范县”的赞誉。据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道,至长征前夕的9月26日,宁化县又有200多人参加了红军。
  
  据统计,从1929年到1934年,宁化县先后有13777人参加红军。当时宁化全县的总户数约3.6万户,总人口约13万人,男性约为6.65万人,平均不到3户就有1户是军属,10个人中就有1人当红军,男性中有1/5的人当红军,青壮年中不到2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
  
  参加长征的宁化籍红军战士达到6600多人,绝大多数都牺牲在了长征途中。而有名可查列入共和国《革命烈士英名录》中的有3305名,其中师级干部3人、县团级干部15人、营级干部74人。在漫漫的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每前进20里,就有3名宁化籍红军战士倒下。红军到达陕北后,幸存的宁化籍红军仅58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健在的宁化籍老红军仅为28人,其中,张新华、张雍耿、孔俊彪3人为开国少将。
  
  一切为了红军
  
  后勤是战争的生命线。享有“苏区乌克兰”美誉的宁化,在每年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提供“千担纸、万担粮”的同时,还源源不断地为中央红军输送兵源、财源、粮源,成为中央红军给养和后勤保障的重要基地。
  
  当时,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成千上万的宁化人奔赴前线,为红军构筑工事、运送军粮和物资,抬送伤员。在农业劳动力大大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宁化人民自己打制农具,开荒造田。1933年至1934年8月,在武层、淮土、禾口三个区成立铁业合作社,生产各种农具,在此期间全县新开垦荒地6200亩。1933年冬,为了解决苏区军民食用油、照明油等问题,全县扩种油菜,油菜籽达到1.9万担,比上年增产70%,成为闽西苏区油菜籽产量最多的一个县。
  
  宁化人民热爱红军,视其为子弟兵,宁愿自己住茅草屋,也要把最好的房间腾给红军使用;宁愿自己勒紧裤带、吃野菜、啃粗粮,也要把上等粮送去充军粮;宁可自己衣衫褴褛,也要用最好的布匹给红军做军衣、军鞋。
  
  在1933年3月的借谷运动中,宁化人民积极响应,其中禾口区7天内就借谷244石给红军,其中大部分是无偿捐献。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曾表扬宁化人民“能够在粮食万分恐慌中赊卖给红军四五百石米”的支援行为。在7月的征发、借谷和开展节省运动等收集粮食运动中,宁化县的方田、南城、横锁、淮土、丁坑口、城关等收集粮食的成绩很显著,受到了《红色中华》的表扬。下巫坊、横锁、武层三个区还获得“筹粮模范区”的称号。1934年2月,中央苏区又发动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宁化县一次收集了650多万斤粮食,为保证军粮供给、支援反“围剿”战争作出了贡献。
  
  为了将秋收的粮食首先供应红军,以保证红军出发时每人携带10天的干粮,1934年8月至10月,中央苏区再次发起借谷运动。宁化县从8月18日起,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共筹集粮食3.4万余担。在此期间,宁化人的热情令人感动:在红军妇女连当兵的连梅英,说服时任县城“大有”商号总经理的父亲借谷45担;瓦匠施显保在贫农团会议上自报借谷16担;禾口区大路背乡一位红军战士的妻子也主动借谷9担。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最为艰难的岁月,宁化这个小县,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为中央政府和红军突击筹集了15万元纸币、10万大洋、1万多双布鞋、草鞋、14万担军粮、1000多套军衣,还出动1370个支前民工和500多人的运粮队、担架队。为了实现党中央的决策和红军的战略目标,宁化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红军长征时,战士们都感激地说:“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凝聚着苏区人民的深情厚意。”
  
  路途最远的长征出发点
  
  宁化是红军长征四个出发点之一,也是长征路途最远的一个出发点。
  
  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领导地位,并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离开苏区,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长征。
  
  1934年4月27日,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沦陷。广昌是北面的重要军事屏障,而宁化是中央苏区通往福建的东大门,两县唇齿相依,边界线长达50公里。广昌沦陷后,红一、三军团相继撤出广昌。为了突破敌人的包围,两个军团又分别组织进行了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系列战斗,为红军主力退往中央苏区腹地打开了通道。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34县仅剩下闽西的宁化、长汀,赣南的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等8个县城及其之间的狭小地区。从广昌撤下的主力红军,主要布防在瑞金周边县,宁化、长汀是离瑞金最近的地区,也是党中央所在地的最后一道重要军事屏障,自然成为长征前夕中革军委布防红军主力部队最多的地区。
  
  1934年7月到10月上旬长征出发前,部分中央红军主力在宁化境内布防的有:红三军团第四师约5000多人驻防在宁化和石城交界的淮土乡凤凰山;少共国际师一个团约1200余人驻防在宁化淮土隘门;中央直属炮营300多人和数百匹马驻防在宁化淮土乡淮阳村;红九军团后勤机关电话排、机修班、中央被服厂500多人驻防在宁化曹坊乡上曹、下曹、滑石等地;红一军团第十五师6000余人驻防在宁化禾口乡石壁村等地;福建省军区第七师(后在长征前夕改编为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5000余人驻防在宁化城关。期间,还有几所红军医院在收容治疗红军伤病员。至长征前夕,1000多名伤病员分散在宁化禾口的红军第四医院、淮土的红军后方医院第十分院以及从宁化湖村邱氏祠堂迁移于方田沙罗坝丁氏祠堂的红三军团医院治疗休养,后随主力转移撤退。
  
  1934年10月6日,驻防在宁化境内的红军部队,在一天之内接到中革军委一连发来的三封“密电”,命令驻防在宁化境内的红军将一切防务立即移交地方红军、赤卫队接管,务必两天内完成交接,之后于10月8日凌晨启程向江西于都集结。从此,踏上战略大转移的万里长征。
  
  部队即将开拔时,宁化的乡亲们把熟鸡蛋塞到战士手中,把炒黄豆放进战士的口袋里,他们紧握住战士的手,盼着他们早日归来。许多人站在高岗上,默默地流着泪,看着红军队伍渐行渐远。
  
  红军长征后,宁化上空乌云滚滚,国民党卷土重来,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的反攻倒算,烧毁房屋1.6万间,烧光100多个自然村,土地荒芜近3.5万亩,被毁家庭5500多户(占总户数的1/6),被杀害群众近3300人,被抓走群众2300多人,下落不明者3300多人,饿死2.3万人,全县总人口下降为3万多人。

■惨烈的湘江战役(油画)_meitu_1.jpg

惨烈的湘江战役(油画)


  鲜血染红湘江
  
  福建省军区先后成立的4个地方正规主力红军,即独立七师、独立八师、独立九师、独立十师中,独立七师就是在宁化这块红色沃土上孕育而出的一支“钢铁之师”,后编入红三十四师。而在全师指战员里,属闽西籍的很多,全师营、连干部基本上都来自宁化、清流、明溪、上杭、永定等县,而其中宁化人又占了绝大多数。
  
  1934年10月,红三十四师踏上长征之途,肩负着全军后卫工作。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其中也包括红三十四师。他们担任长征军的总后卫队,在大部队的最后面,不断与追赶的敌军战斗,其处境险恶,战斗艰苦,结局也十分惨烈。这支大部分由宁化人组成的精兵队伍,为了掩护中央首脑机关和中央主力红军连夜过江、突破40万敌军的包围圈,在无险可据的江岸开阔地带以血肉之躯筑成“人墙”,拼死与敌人博斗。12月1日10时,中革军委电示红三十四师,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已于凌晨全部胜利渡江,突破了湘江防线,“34师已完成掩护任务,应迅速经界首或界首以南过湘水归还主力”。
  
  然而,此时身处险境的红三十四师已无法追赶主力队伍了。经过连日苦战,红三十四师已从出发时的5000余人锐减到不足千人,政委程翠林等一批指挥员英勇牺牲。弹药、粮食也已告罄。而在他们周围,未能消灭红军主力的国民党各路追剿大军正向他们猛扑过来。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厮杀,最终,红三十四师的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在敌人押解途中,他撕开腹部的伤口,铰断肠子自尽了。而负伤的红军战士,除极少数获救外,其余均遭到了地方民团的残杀。广西灌阳县新圩乡下立湾村旁,有一口天然的石壁深井。1934年一个严寒的冬日,100多名被关押在下立湾祠堂的红军伤员,遭当地民团全部扒光衣服,一个一个地丢入井里,并用机枪朝井里扫射后,方才离去。据当地老百姓讲,曾经好几天,井里还不时传来红军伤员的呻吟声……宁化儿女就这样躺在了远离故乡的土地上,他们的血肉之躯融入了青山。湘江战役许多年后,人们在当地收拾遗骨建起了十几座无名的红军墓。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战,8.6万多红军抵达湘江时还有6.4万多人,经过湘江激战,锐减至3万多人。担任殿后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5000多人,几乎全部牺牲。据幸存的一些宁化籍老红军抹着眼泪说:“湘江战役中以宁化籍官兵为主的一个团(即红一○一团)和数十倍于我的敌人浴血奋战,最后所剩无几。”原兰州军区副政委孔俊彪少将回宁化家乡时说:“宁化当红军的人牺牲的多,而且留下姓名的少,他们客死他乡,我回来了,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宁化淮土乡王富添老人当年和叔叔、弟弟一起参军,不久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途中,叔叔牺牲,弟弟被俘,而他因病掉队,边走边爬,花了半年时间才回家。他说:“光我们淮土乡仕前村就有55人牺牲在长征路上。”原北京军区副司令韩伟将军晚年曾在回忆录中深情地说,如果没有湘江战役,如果红三十四师能全部到达陕北,那么全国闻名的将军县就不单是湖北红安了。
  
  湘江战役,虽然红军损失惨重,但在战略上,红军是胜利了。中央红军由此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
  
  2005年10月,宁化县隆重举行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深情地说:“没有宁化子弟兵在湘江战役中的巨大牺牲,长征的历史有可能要重新书写。”
  
  作者/赖 晨
  
  原文刊载于2013年6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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