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于党的革命战士张露萍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7-04 09: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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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露萍(左)1936年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与同学周玉斌、杨梦萍、车崇英在一起

 

  张露萍,活跃在重庆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里的中共特支书记。她带领支部成员在敌人的心脏秘密建立电台,源源不断地为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传递情报,成为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被捕后,张露萍在年仅24岁的花样年华之际,殉难于贵州息烽快活岭。随着她的鲜血渗入大地,她的英名也永远植根在了中国共产党忠诚卫士之林。
  
  自幼立志做人要有气节
  
  1921年7月,张露萍(幼名余家英,学名余硕卿,化名余慧琳、黎琳等)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城南街杨公保府一个贫寒知识分子家庭。她自幼深受爱国传统影响,敬重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从小便立志做人要有气节。“要效法松柏傲霜临寒而立,不学妖桃媚柳供人欣赏”、“做人要做有益于人民的人,要效法民族英雄永垂千古,不学乱臣贼子遗臭万年”、“没有国哪有家,国家好了才有一切”,“要爱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也办不成”……这些思想,使她从小嫉恶如仇,并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留下了精神印记。
  
  1935年,张露萍考入成都建国中学。在校期间,她深受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车崇英的影响,关心国家大事,喜爱进步书刊。在与车崇英的交往中,张露萍认识了车崇英的父亲——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车耀先向她们讲八路军英勇抗日的故事,讲革命圣地延安的崭新气象,传播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高尚品德和情操,鼓励她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张露萍从中受到教育,思想境界得到升华。
  
  延安的新女性“干一场”
  
  1937年,张露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蜀华中学。此时,“七七事变”爆发,成都各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张露萍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我党的外围组织之一),并成为民先队的骨干分子。她积极为宣传抗日救亡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在成都的工厂、学校、街头,都留下了这个活泼、豪爽、身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的身影。经过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活动的锤炼,张露萍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念更加坚定。她在给二姐的诗中写到:前程是天上的云霞!人生是海里的浪花!卿!莫愁徊,趁这黄金的时代,努力着你的前途,发出你灿烂的光华!
  
  1937年11月,在成都“抗敌后援会”和车耀先的介绍与安排下,张露萍和彭为工等十名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奔赴延安。
  
  初到延安,张露萍对一切都倍感亲切。她勤奋学习,刻苦锻炼,积极劳动,立志做一个时代的新女性。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她热情地参加文艺演出,主动办墙报,每次集会,各个单位唱歌,人们总欢迎她指挥,特别是指挥大家演唱那首流行的抗战歌曲《拿起刀枪干一场》。遇到这种情况,张露萍总是落落大方地站起来,挥动着她那有力而灵活的双臂,带动上千人引吭高歌:“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这样活着有啥用啊,拿起刀枪干一场!” 雄浑激越的歌声,响彻黄河之滨。这以后,大家都亲切地称她“干一场”。
  
  1938年10月26日,17岁的张露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她又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被分配到延安文联干秘书工作。在这期间,她同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宝琦(即李清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家交通部长)结成了革命伴侣。不久,为了党和革命的需要,张露萍毅然接受党中央派遣,赴重庆工作。她告别生活了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踏上了新的征程。
  
  党的“红色电台”
  
  抗战时期,中共主要建立了四大情报网络。一是中央社会部直属情报系统;二是重庆南方局系统;三是在香港、上海的华南情报局系统;四是晋察冀中央局情报系统。南方局通过“布闲棋,下冷子”的办法,在国民党内部布建了一批重要的战略情报关系。
  
  在延安时,张露萍通过了政治学习和专业训练,如密码使用、电台报务、照相密写以及如何在各种复杂环境中生活、工作,应付敌人的突然搜查和袭击等。这次她受派前往国统区重庆,本拟利用其姐夫的关系在川军中开展统战工作,但因国统区复杂斗争的实际需要,党组织决定派她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秘密组建电台、收集情报,负责中共中央与南方局的联络,并把同志们从军统机关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到南方局。
  
  张露萍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到后,由南方局军事组叶剑英同志直接单线领导,具体联系人为曾希圣和雷英夫同志。这时,南方局已在国民党军统电讯处发展了张蔚林等几名秘密党员,叶剑英便与曾希圣商量,决定张露萍以军统职员“家属”身份(张蔚林的妹妹,因此改名张露萍)打入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当时,南方局交给她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等人;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
  
  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张露萍和南方局联系时,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为稳妥起见,组织上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了出来,与张露萍以“兄妹”的名义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就这样,张露萍开始传递情报,并在军统局内部发展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为中共秘密党员,成立了中共地下党特别支部,以牛角沱为据点。特别支部在书记张露萍的领导下,团结协作,并肩战斗,组建了我党又一个“红色电台”。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张露萍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员——军统重庆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常常根据她的安排,利用电台值班的空隙,巧妙地向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出密电。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长、密码、通讯网分布情况和各种行动计划等绝密情报,都通过张露萍之手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南方局和延安。党中央、南方局根据他们及时提供的准确情报,神不知鬼不觉地秘密捕获了戴笠亲自派遣的、妄图潜入延安的国民党特务小组;南方局根据获悉的相关情报,安全地转移了在重庆已经暴露的地下党员。这不仅使我党组织避免了遭受重大破坏,有力地挫败敌人的阴谋,同时,也对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伎俩作出了贡献。
  
  “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国民党海内外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万秘密特工。
  
  一连串的“泄密”,让蒋介石震怒,军统负责人戴笠震惊。1940年,张蔚林由于工作不慎将一部收报机的真空管烧坏,屡次受挫的戴笠以此为突破口,将他抓捕送到稽查处看守所禁闭。特务借机搜查到牛角沱“张氏兄妹”住所,发现了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七人小组名单、报务员陈国柱和王席珍的入党申请书等。张露萍当时在成都探亲,军统特务遂以张蔚林之名给张露萍发了一封电报,称“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组织上得知后已来不及通知她真相,张露萍一回到重庆,立即被捕。军统先后又逮捕了共产党员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冯传庆被党组织安排去延安,也在途中被捕,地下党支部暴露。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当局的“军统电台案”,被称为“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
  
  被捕后,张露萍等7人被押解到重庆白公馆监狱。恼羞成怒的戴笠亲自出马,对张露萍软硬兼施——先是花言巧语,妄图软化;继而酷刑逼供,肉体摧残,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但张露萍始终守口如瓶,坚贞不屈,戴笠毫无所得。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由重庆转押至贵州息烽集中营。在狱中,张露萍与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组建狱中中共地下支部,把监狱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特殊战场。
  
  1945年6月下旬,戴笠由重庆给周养浩发来密电:“张露萍七人秘密处决,报局备案。”
  
  24岁英勇就义
  
  1945年7月14日,天刚亮,刚满24岁的张露萍与战友张蔚林、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一起被押解上了一辆美国军用卡车。在息烽集中营与国民党军统局四年多的斗争中,这还是她第一次与战友们在一起。他们紧紧握手,互相用眼神致意。刑车缓缓驶出大门,加速朝息烽县城方向驶去。张露萍突然站了起来,扬起双臂,挥发出延安时期“干一场”的劲头,指挥大家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雄壮激越的歌声,响彻息烽群山。
  
  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张露萍和战友们神情安详,从容前行。一阵枪声从背后传来,张露萍和战友们倒在了血泊中……
  
  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张露萍和她的战友曾一度蒙上“叛徒”、“特务”的阴影。后经曾在国民党军统局工作过的沈醉、当年息烽集中营秘密党支部支部委员韩子栋相关回忆和证实,中央组织部和四川省委组织部重点调查与反复核实后,真相大白,7位烈士的英名载入了烈士名册。叶剑英同志曾说:“把张露萍同志的事迹整理出来,不仅是对烈士的最好纪念,而且是为了教育后人”,“张露萍的事迹是南方局历史的一部分,要歌颂她,学习她,她是我党的好女儿”。
  
  作者/唐振君
  
  原文刊载于2013年6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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