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报业流派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7-04 09: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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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旧址正立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内迁,全国各大报社、通讯社相继迁入重庆。许多新闻记者和文化界人士纷纷来到山城,在这个战时的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舆论中心苦心经营,重庆的报业随之在全国舆论界居于主导地位,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抗战期间,重庆的报纸大约有140多家,从构成上看,大致有三种:一是抗战前已在渝出版的报纸,如《崇实报》、《商务日报》、《新蜀报》《济川公报》和《国民公报》等;二是由沦陷区先后迁渝的报纸,其中有《新民报》、《时事新报》、《南京晚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等全国性的著名大报;三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渝新办的报纸,如《中国合作导报》、《西南日报》、《重庆快报》等。
  
  各报不论背景如何,在舆论上均以抗战为大前题,报纸在言论、新闻、副刊方面都着重于宣传抗战,激励人们争取抗战胜利。但因政治风云变幻和各派政治力量间的复杂矛盾与斗争,从政治情况看,当时重庆的报纸大体也可分为三类:一是国民党的党报、军报和倾向于国民党的报纸,如《中央日报》、《扫荡报》、《时事新报》、《益世报》等;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三是一些代表中间势力和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报纸,如《商务日报》、《新蜀报》、《大公报》等。
  
  属国民党和倾向于国民党的报纸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中央日报》1928年2月1日创刊于上海,一年后迁南京,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党报委员会领导,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兼任该委员会主席,下设经理、编辑两部,主管业务。1932年《中央日报》改社长制,由程沧波任社长。1938年9月15日,《中央日报》迁到重庆出版,并以此为总社。
  
  《中央日报》自称“本党最高言论机关”,主要刊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消息。在重庆期间,《中央日报》名义上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理,实际上听命于蒋介石侍从室,特别是在言论和新闻上,多由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直接部署。1943年以后,报社编辑陈训悆和总主笔陶希圣就住在侍从室第二处,与陈布雷朝夕相处,会商处理《中央日报》的宣传工作。重庆《中央日报》在宣传抗战上做了不少工作,但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恶化,该报作了许多反共宣传,并与《新华日报》唱对台戏。
  
  《中央日报》在重庆出版7年,经过5次改组,先后分别由程沧波、何洁若、陈博生、陶百川和胡健中任社长。1945年抗战胜利,《中央日报》在南京复刊,重庆《中央日报》继续出版,直到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才停刊。
  
  国民党的中央军报《扫荡报》。《扫荡报》1932年6月23日在南昌创刊(时名为《扫荡日报》,1935年5月迁汉口出版时更名为《扫荡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主办。抗战前宣传“一个政府、一个军队、一个领袖”,主张以国民党、蒋介石统一中国,即所谓的“定于一、成于一”。抗战爆发后,军委会政训处撤销,改设政治部,由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郭沫若为专管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报纸改属政治部,宣传重点也改变为“扫荡的矛头指向倭寇”。1938年10月1日,该报迁重庆出版,并以此为总社,社址在市中区小较场特17号一幢两层楼房内,后由于日机轰炸,搬到了李子坝。
  
  1945年重庆国共两党谈判期间,经张治中提议,从11月12日起,《扫荡报》一度更名为《和平日报》,并在当天刊登了《乐为和平奋斗》的社论,自称“一向以排除国内外和平的障碍,以期建立和平、康乐、统一中国,与和平、幸福、大同的世界为一贯的立言纪事方针”。1949年,各分版相继停刊,4月23日总社迁往台湾,6月23日,台湾恢复《扫荡报》名称,1950年7月7日终刊。
  
  倾向国民党的《时事新报》。《时事新报》的前身是1907年12月在上海创刊的《时事报》和1908年2月创刊的《舆论日报》,两报均为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纸。1911年5月18日,合并后的两报改名为《时事新报》,主要编译英、美、日报刊文章,介绍资产阶级学术文化。该报几经易人,逐渐变为抵制革命思想的右翼报纸,1934年被孔祥熙收买,变成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言论的机关报。该报对外宣传说“以服务社会为职志,阅此皆知识阶级”、“公认为民众之喉舌”,实际上着重财政、经济新闻的报道。1938年,从上海迁重庆出刊,主要倾向国民党,但也保留了一定的中立性。该报刊登的内容除了国民党中央社稿件外,经常收录外国通讯社广播的新闻,对有些国际新闻发表较为及时,评论有时采用外稿。
  
  抗日战争胜利后,《时事新报》迁回上海,于1945年9月复刊。重庆作为分社继续出版,1948年总管理处下令停刊,在重庆共出刊10年。
  
  天主教主办报纸《益世报》。《益世报》1915年10月10日创刊于天津,1940年3月24日迁重庆出版,日出对开纸一张。在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方面,《益世报》的立场是鲜明的。坚决反抗侵略,捍卫国家主权,成为国内反抗日本侵略较激烈的大报。该报迁往重庆的《发刊词》中说:“《益世报》是我国350多万公教教友共同的舆论机关。全世界公教报纸在700家以上,都站在公教立场,主张正义,主持公道,对中国抗战极表同情。本报迁到重庆,今后消息更灵通,电讯更畅达,必更能发挥对外联系之效能。”
  
  该报除采用国民党中央社稿件外,经常宣传天主教教义及宗教活动。在当时主张“拥蒋抗日”,发表过不少拥蒋反共的言论。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益世报》也随之被接管停刊。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是抗战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中共报纸。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创刊后,于同年10月25日迁到重庆出版。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潘梓年任社长,熊瑾玎为总经理,华岗(西园)、吴克坚、章汉夫等先后任总编辑。
  
  《新华日报》以“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为整个抗战时期的神圣职责和任务。它始终站在宣传抗日的第一线,为求达成国共两党以及全民族的团结抗战,运用舆论武器呐喊呼号,热情报道从前线将士到后方民众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种种事迹。它高举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被称为国统区的“灯塔”和“北斗报”。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17日,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并通过中央社编发消息,强迫重庆各报在第二天刊登,还要配发反共社论。当晚,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社拒绝刊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坚持照常出报,并部署了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对策,并亲笔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四言挽诗以明事件真相。19日,报社又赶印出《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通过各种渠道,散发到各界人士手中,有的还送到各国驻华使馆和外国记者手中。随后又印发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的通电。最终,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阴谋未能得逞。
  
  此后,《新华日报》处境艰难,被迫从1941年2月1日起压缩篇幅改出中张达一年之久。在延安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改版的推动下,《新华日报》于1942年9月18日开始革新版面,加强言论和新闻通讯特写,并在原有副刊的基础上,新增辟了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团结》,颇具特色的综合性《新华副刊》,以及定期出版《社会服务》、《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友声》等专栏,把共产党的影响带到国统区,传播到世界各地。
  
  虽然《新华日报》是国统区唯一的一张共产党机关报,但是它并不孤立,许多报纸都转载其社论和文章,赢得了人们的高度信赖。在《新华日报》的影响下,许多知识分子、工人、学生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许多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作为国统区党联系群众的一个中心,《新华日报》成为人民心目中照亮夜空的灯塔,在共产党的新闻出版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重庆的民间报纸和代表中间势力的报纸
  
  抗战时期,重庆的民间报纸和代表中间势力的报纸,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状况。
  
  《新蜀报》。《新蜀报》是苏俄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的产物,是一个经济独立、倾向于革命的民间报纸。办报初期,《新蜀报》有三个笔杆子:陈毅、萧楚女、漆南薰。办报思想主要是救国救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争取国内解放而奋斗。抗战时期由周钦岳主持,依靠高天、孙承佩、彭世祯、刘尊棋、温田丰、肖崇素、陈夙兮等一批进步人士作为笔杆子,使《新蜀报》成为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在言论和报道上同《新华日报》互相配合,在广大群众中赢得了声誉。
  
  1945年初,《新蜀报》被国民党特务抢夺占领,周钦岳被迫登报辞职离开。从此,《新蜀报》落入国民党之手,改变倾向,面目全非了。重庆解放后,由重庆军管会接管,1950年夏停办。
  
  《商务日报》。《商务日报》原名《商务报》,创刊于1914年5月25日,由重庆市总商会主办。1916年改名为《重庆商务日报》,1938年改为《商务日报》。抗战初期,一向保持中立的《商务日报》,其副刊曾表现出进步的倾向。1938年以后,由国民党三青团负责人之一高允斌任社长后,被国民党特务所把持,曾大肆散布反共和投降谬论,遭到《新华日报》有力驳斥。1943年,徐亦安、徐淡庐(中共地下党员)先后进入《商务日报》,1944年又录用了一批进步新闻工作者。这段时期,报纸坚持“在商言商”,重点放在经济宣传上,对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官僚资本垄断、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社会经济现象进行揭露,为民间工商业的困苦而呼吁。同时,抨击国民政府对花纱布、桐油、猪鬃、生丝等物资施行统购统销的弊端;揭露中国农民银行囤积居奇;揭露国民党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经商牟利贪污案等。这些暴露性的新闻一时轰动了山城,报纸一度销量高达万份,这是当时重庆报业中少有的销量,也是《商务日报》在重庆最鼎盛的时期。从1944年到重庆解放,该报在共产党领导下,成为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四大家族的宣传工具。1950年1月,《商务日报》停刊。
  
  《新民报》。《新民报》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1938年1月15日迁到重庆,是抗战中迁重庆出版的第一张报纸。董事长肖同兹,总经理陈铭德,经理邓季惺,总主笔罗承烈,总编辑赵纯继,张友鸾、张慧剑、张恨水、赵超构等参加编撰工作。迁到重庆的《新民报》在发刊词中说:“本报以南京旧姿态,出重庆之地方版。我们必须坚定最后胜利之信念,认定民族统一战线实高过一切。”
  
  《新民报》主要的副刊和专栏有:张恨水的连载小说和《上下古今谈》,赵超构的《今日论语》、《新闻圈外》,张慧剑的《山楼一百话》、《世象杂收》,张友鸾的《山城夜曲》,姚苏凤的《重庆私语》等。该报采取小型报形式,同时具有大型报的内容,出报快,很受一般市民欢迎。
  
  1948年南京《新民报》遭封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新民报》晚刊继续出版。1958年4月1日,《新民报》晚刊改名《新民晚报》。
  
  《大公报》。《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1938年12月1日重庆版创刊,张季鸾主持各版总设计并亲自撰写社评。在重庆期间,《大公报》发行量最高达10万份,政治上也颇有影响,为中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所喜爱。初到重庆,《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评宣传抗日,如在渝版第一天的社评中即称:“自誓绝对效忠国家,以文字并以生命献诸国家。”次日发表社评《抗战大局》,高呼:“我们要彻底觉悟,现在中国只有战斗求生的一条路,绝对没有和平!”
  
  社评、国内外特派员、星期论文是《大公报》的三大特色。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奖章,为此,重庆新闻界举行了盛大庆祝会。在庆祝会当天,张季鸾在社评中说:“以本报为例,假如淌有微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执着于商业经营,而仍保持文人论政的面目。”当时,《大公报》将视角扩展到世界各地,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印度、缅甸、日本等国都派驻了特派员。1941年张季鸾病逝后,王芸生接任总编辑主持社评,吸纳了一批名记者。在抗战期间和“皖南事变”中,《大公报》坚持抗日爱国立场,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愿望,同时也发表过拥蒋反共的评论。1945年抗战胜利,《大公报》迁回上海复刊,重庆版作为分版继续出版,直到1952年停刊。
  
  抗战时期的重庆,群英荟萃,出版的报纸数量众多,有一个人才济济的记者群体,形成了很有影响的舆论力量。这个庞大的新闻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一些报纸在进步派和顽固派的对立中能保持不同程度的中间性。它们有的以四川地方实力派为背景,有的较多地反映着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或者兼有这两种关系,还有的与顽固派有相当关系。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存在着进步派、中间派和顽固派这三种立场不同的政治力量,国民党统治区中也相应的有这三种立场不同的报刊,这就决定了它们之间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局面。
  
  另一个重要特点则是,即使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中,也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秘密工作,天主教所办的《益世报》内亦有中共的地下党小组,大多数报社有着众多的进步新闻工作者。抗日战争中,云集在重庆的大批著名作家也纷纷介入报纸副刊编辑工作。作家办报是抗日战争时期新闻工作的一大特点。大多数报纸,即使是最严肃的政治报纸,也不同程度地超出了新闻传递和宣传政治的范围,活跃了战时重庆的文化生活,从而促进了重庆报业的空前发展。
  
  作者/牛瑞芳  李 馨
  
  原文刊载于2013年6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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