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不开毛泽东思想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7-04 09: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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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右起)邓小平、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周恩来、朱德在七千人大会上

 

  2013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此召开了以“毛泽东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取得的学术成果之一,是深入研讨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基本内容和思想精髓,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对此,我深有感触。
  
  十年前,我曾撰写《大力弘扬毛泽东同志以民为本的光辉思想》,近两年,我又先后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和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果,是以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后继者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闭幕会上讲:“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深刻论述“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这一主题时,鲜明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当年探索的历史实践吧!1953年,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在一穷二白、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是前无古人之路。开始,只有照搬苏联经验。1956年,为了筹备八大的召开,毛泽东、刘少奇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4月25日,毛泽东同志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一开头就特别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明确提出应以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为鉴戒,强调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960年,他在《十年总结》中讲:“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全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同志又先后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年总结》、《党内通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等。其中的许多“独创性”思想观点和实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
  
  但在“左”的方针指引下,先后出现了反右派、反右倾、“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大失误。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所有制关系急于求纯,追求“一大二公”,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阶级斗争扩大化。回顾1956年至“文革”前的十年艰辛探索,成功与挫折交替,正确与失误交织,呈现出曲折发展的复杂局面。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尽管在当年的探索中出现过严重挫折,但党的工作成就仍然是这个时期的主导方面。前四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60年建成大庆油田;1964年成功爆破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以原子弹、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坚实基础;1971年10月25日,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广大人民群众斗志昂扬,涌现了一大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英雄人物,培育了如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珍贵的时代精神。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风尚。
  
  怎样认识当年探索中的失误呢?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而“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赶超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他还曾讲过,探索中失误当然不好,但可说是难免的,“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是“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让我们党学到许多在没有犯错误以前所不懂的东西,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
  
  人们谈论艰辛探索的历史时,有的同志谈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整”了多少人。然而,我们更应该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当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主题,要把复杂曲折的经历放在探索这个主题中把握,我们才能作出客观评价,正确总结其经验教训。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当年探索中提出的许多“独创性”思想观点和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深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鲜明提出要以苏联为鉴戒,其意思是要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论十大关系》可说是我国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
  
  2、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195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组织有关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活动中讲:“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理论,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
  
  3、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1956年9月党的八大明确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64年12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即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奋斗目标。这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路线,但可惜不久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取代。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拨乱反正,开始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4、关于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实事求是是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思想路线。1959年4月,他针对“大跃进”中的虚报浮夸,专门写了一封发至生产队以上各级领导干部的《党内通信》,强调“讲真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要学会驾驭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就必须实事求是。”1961年1月,毛泽东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要求“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1963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修改《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一篇文稿时写下“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著名论断。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一理念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先导。
  
  5、关于实现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论十大关系》提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并最终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讲,“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6、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1958年11月,毛泽东先后在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错误。针对陈伯达要求取消商品、货币的错误主张,他批评道: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还强调,“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1964年,刘少奇提出试办“托拉斯”成立公司,并于当年试办了12个公司企业。这些论述和实践,成为后来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及党的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渊源和基础。
  
  7、关于分配的问题。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原则。
  
  8、在《论十大关系》前后,党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和“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号召,周恩来同志作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估计。要进行技术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
  
  9、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同时提出判断我们言行和行动的六条“有利于”的是非标准,指出最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对后来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启示作用。
  
  10、提出了关于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11、提出了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百年大计。
  
  12、提出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目标是“想建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这可说是和谐社会的建设。
  
  13、在国际问题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向外国学习”的口号。
  
  14、关于台湾问题。1956年,毛泽东曾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主张,并表示台湾回归祖国以后,“一切可以照旧”,“台湾可以实行三民主义”。
  
  15、关于执政党建设问题。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与华东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并形成了相关重要思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防止党内、干部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必须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八大党章报告中,着重指出要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等。
  
  从以上可以看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发展主题的论述,是以后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正如1980年邓小平同志所讲:“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展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让我们继承和弘扬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刘文权
  
  原文刊载于2013年6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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