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曲折参政路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7-02 10:14:33

  邹韬奋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新闻记者、出版家,以创办《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及创建进步书刊出版社——生活书店而闻名。而作为著名的政论家,抗战时期,邹韬奋反对消极抗日、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各种文章之中,更贯穿于他担任国民参政员的整个参政之路。
  
  首批参政员之一
  
  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战线拉长,兵力不足、资源紧缺的劣势开始显现,日对华政策遂逐渐从军事进攻为主转为对国民党政治诱降为主,同时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这在1938年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尤为明显。在此影响下,国民党内部消极抗日、对日妥协投降的倾向日益明显,其政策的主导方面也从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其中,对内政策方面的重大转变,就是从国共合作、团结抗战转向制造摩擦、反共溶共、不断制造反共高潮。为了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和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建立民意机关,实行抗日民主。在积极抗战的呼声下,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决定在原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的基础上设立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虽为战时全国最高民意机关,但国民党为控制民意,不允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成员以“党派代表”的资格出席,只允许以地区、经济和文化团体代表的资格出席,并要求参政员在参政会内“不发高论,不出难题”,“服从多数,抛弃成见”,不得有“妨碍国家行政统一及抗战建国需要之种种主张与议案”。6月,200名参政员名单公布,国民党员占了44%(到第四届时发展到84%),共产党仅有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人,加上其他抗日民主政党也仅占百分之十几。其时,邹韬奋以救国会负责人的身份被聘为参政员之一,成为国民参政会的首批参政员,并出席了7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
  
  作为一名文化界的参政员,邹韬奋不仅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而且在参政提议案中提出应严肃认真对待参政工作。1939年初,邹韬奋回顾了两次国民参政会闭幕后决议案的实行情况,结果往往是提案多,但提案所反映的问题未得到答复和解决的也很多。对此,他在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份专门为办理决议案的提案——《应该检讨决议案的实施如何》。他分析认为,第二次大会决议案要在即将举行的第三次大会中揭晓,但事实上从未开展讨论,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参政会决议案实际上遵行到什么程度,得到了什么结果,都应该有切实检查的必要。例如关于《节约运动计划大纲案》,报告说由国防最高会议“函国民政府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遵行”,至于各相关部门接到“通令”后怎样“遵行”及“遵行”的结果如何,有待进一步查证。又如《改善各级行政机构案》,会议报告说“已尽量采纳于《抗战建国纲领实施方案》之内政部分”,并“经交国民政府转饬教育部、财政部分别采纳施行”,方案的采纳、采纳后的施行、事实上已实施到怎样情形,也尚待进一步核实。此外,有若干案件批明交某某机关“切实办理”、“从速实施”,这是比较慎重的了,但“办理”和“实施”究竟如何,尚待检查。还有若干提案注明交某某机关“审核”、“商办”、“审议”、“通饬遵照在案”,实施的情形如何,也需进一步核实。总的来说,参政会议对于前一次的提案仅仅作了书面的简单报告,决议案在事实上的实施情形,还是很难断定的。出于一种责任感,邹韬奋对参政决议案的实施及落实情况的担忧,跃然纸上。
  
  呼吁抗日与团结抗日
  
  从1938年7月参加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开始,到1941年2月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夕辞去参政员,邹韬奋的参政之路历时两年零七个月。时间虽短,其参政论题却始终突出积极抗日与争取民主自由两大主题。
  
  作为参政员,邹韬奋见证了最高民意机关部分参政员为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不断发出呐喊的声音。邹韬奋在后来的文章中谈到,即使是在国民党对参政员提出苛刻要求的情况下,部分参政员还是发出了“高论”。国民参政员虽然是国民政府请来的客人,但“来宾”和平常的客人究竟还是有些不同,有的时候为国家大事着想,受到良心的指挥,在参政会上不但要做出激烈紧张的辩论,而且要放出“大炮”。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当时国民政府仍在坚持抗战,有一部分妥协分子却在散播消极抗战的想法,时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竟然公开讨论与日本“和平”。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就在这样一种气氛中举行,“汪议长”居然是大会的主席。会议开幕之后,会场上霹雳一声,国民参政员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了一个内容极为简单而意义极为重大的“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这寥寥11个字,邹韬奋认为是其他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的,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陈嘉庚的提案反映了全民意志,在会议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期间,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无党派参政员中的大多数都积极支持抗战、为抗战献计献策,从而使国民参政会在团结全国人民、坚持全民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39年8月15日,邹韬奋、江恒源、曾琦、黄炎培会商,决定分别负责起草一届四次参政会重要提案,董必武负责起草发动民众问题提案。9月9日至18日,董必武、林伯渠、博古、王明、吴玉章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董必武等人提出《拥护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声讨汪逆,肃清汪派活动,以巩固团结,争取最后胜利案》,还和张澜、邹韬奋、黄炎培等党派负责人提出《民众问题》议案,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均提交会议讨论。会议经过激烈争辩,最后通过了治本办法和治标办法。治本办法即请国民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指定若干参政员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进宪政。治标办法则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因为战时需要,政府行政机构应加以充实并改进,以集中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会议还通过了否认伪组织、通电声讨汪精卫等提案。
  
  参政员的基本职责是结合当时形势为参政会提交议案。邹韬奋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针对日本侵华战略的调整和国内消极抗战的形势,提交了《中国新形势与国民参政会》议案,分析倡导团结抗战与加强国民参政会建设的关系,可谓切中要害。提案从抗战全局高度提出:中国需要更巩固的全国的团结,集中全部力量开展抗战建国工作。他分析中国抗战两年多来,愈战愈强,敌人由企图“速战速决”失败而企图“速和速结”,“速和速结”又失败而企图“以战养战”。中国在全面抗战爆发两年来所取得的抗战成果,最主要的基本条件,谁都不能否认的就是全国的精诚团结,敌人也知道中国这一个基本条件的重要性,所以在政治进攻的阴谋中,极力利用汪逆精卫之流,挑拨离间,制造摩擦,企图由此增加中国内部的矛盾,分散中国一致对外的力量,尤其可痛惜的是顽固势力也为虎作伥,间接推波助澜,使中国的抗战建国工作受到更多的障碍。为加速抗战最后胜利的到来,国民参政会要提高加强抗战建国工作的效率,达到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目的。
  
  争取舆论自由
  
  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在组织上加强了专制独裁,在对地方民众加强控制的同时,决定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使思想意识的统一与权力的集中相一致,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反映在宣传上,实行了所谓“三民主义的新闻政策”,图谋钳制舆论,垄断新闻。在这种新闻政策统治下,1939年6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新闻检查局,各省市成立新闻检查所,各重要县市成立新闻检查室,如蛛网密布,加紧控制新闻事业。1940年6月,国民党中宣部致函战时新闻检查局,传达蒋介石手令:所有稿件“凡意存挑拨、攻击或煽动者,绝对不应刊载”。皖南事变后,管控日甚一日。据统计,1937年全国有报馆1031家,到1941年11月,大后方报馆被国民党当局核准者只273家,仅1942年一年,大后方的报刊杂志被封闭的达500多种。
  
  抗战时期重庆的出版行政管理机构主要是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和重庆市社会局图书审查处。国民政府还先后公布了《战时图书原稿审查办法》、《杂志送审须知》、《图书送审须知》等图书审查规定及一系列禁书、焚书法令,依仗这些法令,出版行政管理机构着重查禁不符国民政府宣传要求的书刊。抗战期间在重庆被查禁的图书达2000余种,期刊200余种。
  
  作为抗战文化战线上的一名斗士,邹韬奋在新闻、言论、出版如此窒息的环境下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从未停止过。1938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后,邹韬奋便在《全民抗战》上发表社论,抗议国民政府压制抗日言论的自由。生活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十几家同业联合发表宣言,要求蒋介石撤销这一法令。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上,邹韬奋提出了《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反响十分强烈,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评价。1939年2月,在第三次大会上,邹韬奋提出了《请撤销增加书籍印刷品寄费,以便普及教育、增强抗战力量案》和《动员全国知识分子扫除文盲,普及民族意识,以利抗战建国案》等议案。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副部长潘公展找到邹韬奋谈话,以加资百万利诱加胁迫生活书店和国民党所属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直接由国民党市党部领导,并要求邹韬奋加入国民党,遭到邹韬奋拒绝。9月,邹韬奋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又提出《改善审查检查快报办法及实行撤销增加快报寄费,以解救出版界困难而加强抗战文化事业案》等提案,为争取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作出了积极努力。
  
  愤然辞去参政员一职
  
  皖南事变后,邹韬奋经营多年的生活书店50多处分店除重庆一地外,均被封闭或限期停业。邹韬奋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但他坚持革命立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了邹韬奋的安全,1941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与邹韬奋夫妇作了一次长谈,劝邹韬奋离开重庆,并安排他们秘密经过桂林,转移到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阵地;同时,对生活书店如何做好隐蔽疏散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不久,邹韬奋即辞去国民参政员一职。行前,他致信重庆各抗日民主党派负责人和部分民主人士,开篇就说早有辞去参政员的念头,“原冀对于民主政治有所推进,俾于国家民族有所贡献,但二三年来之实际经验,深觉提议等于废纸,会议徒具形式,精神上时感深刻之痛苦,但以顾全大局,希望有徐图挽救之机会,故未忍遽尔言去耳”。而自己辞职的直接原因,则是他苦心经营了16年的生活书店“自前年三、四月后所受之无理压迫,实已至忍无可忍之地步”。原本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规定,在抗战建国期间,只要不违背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和法令,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都应该给予合法的充分保护。生活书店致力于抗战建国文化事业,出版有关抗战期刊8种,抗战书籍千余种,在国民党中央政府舆论控制下,自1939年以来,生活书店“无故被封,或勒令停业,十六年之惨淡经营,五十余处分店,至此已全部被毁”。邹韬奋说,“一部分文化事业被违法摧残之事小,民权毫无保障之事大。在此种惨酷压迫之情况下,法治无存,是非不论,韬奋苟犹列身议席,无异自侮”,“故决计远离”。2月25日,邹韬奋在愤然发表声明后,出走香港。
  
  到达香港后,邹韬奋重办《大众生活》,进一步表达要求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
  
  1941年底香港沦陷,周恩来指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在港抗日文化人士,并特别派人帮助邹韬奋离港。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营救,邹韬奋后来隐居广东梅县。1942年夏,国民党当局派人到广东探查邹韬奋的踪迹,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当即派人转告邹韬奋,建议他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也可转往延安。12月,邹韬奋经上海转赴苏中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患上慢性中耳炎,后经医生进一步诊断为癌症。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因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48岁。10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9月28日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伟大事业,给予了崇高的赞誉和评价。电文写道,“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 ,“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重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韬奋先生长逝了,愿中国人民齐颂先生最后呼吁,为坚持团结抗战,实行真正民主,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和平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到底”。
  
  作者/徐光煦
  
  原文刊载于2013年6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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