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与“两个务必”的提出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7-02 10:08:51

■1944年3月19-22日,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以连载形式刊登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_meitu_2.jpg

1944年3月19-22日,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以连载形式刊登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警世名言。它的产生,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有着一种密切的历史联系。
  
  70多年前,《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问世,它从历史的视角启发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局限性、中国革命艰巨性和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思考,进而提出“两个务必”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直到今日仍是中共必不可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国民党政治地位的下滑与《甲申三百年祭》的问世
  
  国民党政权从宣布抗日开始,就得到了全国的承认、拥护。抗战初期,国民党承担了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寇侵略的主要任务,先后发起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将士浴血奋战,顽强抵抗,以巨大牺牲消耗日军大量有生力量,打破了其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中国抗战得以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同时,虽然国民党拒绝改变一党专政,但是作出了若干改革的诺言,对共产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合法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承认。因此,抗战初期国民党在中国民众(包括中间力量)中树立了较好形象。
  
  然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重庆加紧诱降,共产党在敌后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的态度悄然改变,对外妥协与对内反共逐步显现,各类腐败也随之不断显露出来,造成中国抗战形势错综复杂,加剧了社会矛盾激化震荡。
  
  政治上,国民党日趋保守和退步,坚持一党专政,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拒绝实行政治民主改革,且不时在国共两党间制造摩擦,掀起反共高潮,几度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濒临分裂,中间力量努力推动的民主宪政改革胎死腹中,进而使国民参政会等民主进步力量的作用逐渐耗散,最终成为国民党鼓吹一党独裁的御用工具。与此同时,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亦变本加厉,至1943年,他已将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数职集于一身,一手掌控了党、政、军的最高权力。与之相对应,国民党在大后方积极扩充特务机构,强化特务统治,秘密抓捕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任意剥夺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权利,使专制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经济上,到1943年,随着地方力量的削弱,国民党利用战时特权基本控制了国家主要经济命脉。尤其是以蒋介石出任“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为标志,国民党通过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垄断了金融;而其设立的贸易、工矿、农产调整委员会,则实现了对治下商业、工业和农业的控制,这种政治独裁与资本垄断的结合,严重抑制了民族工商业的生存空间,也极大地破坏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经济垄断的后果必然是经济腐败。国民政府的田赋征实、商品统制等各项战时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监管,成为各级不法官吏大肆贪污、勒索的工具,特别是随着日军封锁加剧,国统区物资紧缺日增,民众生活艰难,更加凸现出上述政策“杀鸡取卵”的负面效应。1943年之后,国民党统治区生产衰退、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整个经济陷入困境。
  
  与国民党的政治独裁与经济腐败相对应的,是其在军事上的腐败无能。军队战斗力低下,战局上屡次造成被动局面。据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及《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记载,蒋介石曾为此感叹“过去北洋军阀被打败是他们本身腐朽”,现在“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军队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因此,1944年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转折的大趋势下,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仅8个月时间就丢失豫、湘、桂、粤、闽等省广大地区,146座城市沦于敌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抗战中努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始终高举抗战民主旗帜,坚定推进抗战、团结、进步的中国共产党。因此,抗战后期,在中国政治力量较量中,国民党的形象一落千丈,政治地位从高峰下落。
  
  值此内忧外患之时,国民党、蒋介石不仅没有深刻反省,作出积极应对,反而于1943年推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堪称蒋介石思想的集大成者,它不仅完整表述了国民党的内外政策,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理论,强化国民党“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的合法性,且以貌似公允的立场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鼓吹满族之所以能征服中国,是因明末“党派倾轧”和“流寇横行”,认为三百年前的明室,是在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和满族旗兵的“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的,企图用借古喻今的手段,影射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以达到诋毁中国共产党的目的。蒋介石还利用行政手段对《中国之命运》进行大肆宣传,并且强制国民阅读,一时间引起各界强烈反映。
  
  面对国民党扣过来的“屎盆子”,中国共产党迅即做出了反应。除延安发起各种政治宣传攻势,撰写文章批驳国民党的污蔑外,毛泽东特意电示中共南方局,要求组织文章从学理上系统揭露《中国之命运》的本质。南方局随即派出乔冠华找到郭沫若,委托其以纪念明亡三百周年为由撰写文章进行反击。
  
  国民党这样一个由革命起家的政党,从革命之初的艰苦奋斗,到抗战时的腐败丛生,弊端四起,也不过二三十年而已。这种惊人的变化,对于曾经的国民党党员、参加过北伐战争的郭沫若来讲,也不能不有所警醒。接下稿约后,他高度重视,花月余时间搜集资料、整理思路,初稿形成后又几易其稿,最终完成近两万字的《甲申三百年祭》,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亲自审阅后,即安排新华日报社于1944年3月19日见报,连载4天刊完。
  
  《甲申三百年祭》一面世,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陪都政界及社会各界引发一连串震颤。文章以大量史实,论证明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明室的专制和政治的腐败,造成官逼民反,外族乘虚而入,而非《中国之命运》所谓“流寇”和外族侵犯。历史上,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依赖宦官”、“轻信专断”,其治下不仅官场败乱,大小官员皆贪,盘剥百姓无度,且天灾频繁,中原饿殍遍野。朝廷却对民间灾情置若罔闻,任凭官吏横征暴敛,导致饥荒肆虐,最终必然逼得人们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甲申三百年祭》借历史之口,巧妙地回应了所谓明亡始于“寇乱”的谬论,尖锐地把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从制度上寻找防止为政者腐败退化的规律提到了人们面前。
  
  同时,《甲申三百年祭》又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下的现实:让人不难从封建王朝专制统治联想到蒋家的独裁;从明末中原的天灾人祸,联想到1942年的中原大旱;从腐败丛生的明末吏治,联想到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官场……文章实际是在警告国民党顽固派,若不改弦易辙,坚持国共合作抗战道路,继续向独裁、分裂、倒退的故道滑下去,必将成为历史罪人。《甲申三百年祭》的犀利反击,自然使国民党当局如芒刺在背。《中央日报》迅速组织文章大加挞伐,指责郭文“影射当局”、“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叫嚷不能“听其谬种流传”。
  
  平心而论,如果抛开党争,这样一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直陈时弊的警世文章,本当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与反思,从而以史为镜,整肃吏治、惩治腐败、容纳民意,或许其前途当是另一番景象。然而,历史不可能假设,蒋介石没能抓住历史给予的这个机会。
  
  《甲申三百年祭》赋予毛泽东诸多宝贵启示
  
  《甲申三百年祭》让蒋介石不快,却让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深受启发,且发现了其巨大价值。据史料载,毛泽东在读到《甲申三百年祭》记述李自成进京后因骄傲自满和部属腐败而导致最终失败之教训时极为兴奋,连连击掌道:“好文章,好文章!”毛泽东如此兴奋是有原因的。1943-1944年间,正处于中共全党整风的高潮,党的高中级干部齐聚延安参加整风。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就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进行理论思考与理论创建的关键阶段。因而,《甲申三百年祭》的问世及其所触及的问题,恰好与他的思考相契合,这正体现出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对历史的敏锐洞见以及未雨绸缪、登高望远的能力。
  
  启发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局限性的深刻反思。在《甲申三百年祭》里,郭沫若曾用较多笔墨叙述李自成的优长劣短。称其武艺精湛、指挥有方、治军甚严,规定官兵禁私藏金钱,经城镇禁入住百姓家,除家室外禁与女人相处等等。他历来身体力行,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起义军入驻京城之时,依旧是行军装束。可见,他能吸纳众才、得万民拥护,历经多年征战,数破明军围剿,终成燎原之势,直至1644年(旧历甲申年)领导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城,决非偶然。只可惜,进驻京城不久,他就被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良言,乱政轻敌,军纪涣散,以致首领生活腐化,宗派内耗日增,其结果是他创立的大顺政权仅存40余天就以悲剧收场。
  
  事实上,毛泽东对李自成起义失败原因的关注,早在 1926年他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期间就开始了。他在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就曾提到明末农民起义。《甲申三百年祭》的系统总结,恰给了毛泽东思考如何加强正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共产党建设、防止骄傲情绪滋长以极好的历史参照,他决定向全党推荐学习。于是,他指示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并要求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文件进行学习。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意谈到他让全党学习的用心:“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他还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如此重视对中国农民起义历史教训的总结,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与社会阶级基础的判断。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除了领导阶级不同之外,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诸多相似之处,极有可能“重犯胜利时骄傲自满的错误”。《甲申三百年祭》不仅启发了他,也从历史规律性上印证了他对中国革命和政党建设进行理论与制度探索的必要性,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决不做李自成”的豪情,更有保持清醒、戒骄戒躁的自觉。
  
  启发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艰巨性的现实思考。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经历过风起云涌的革命高潮,也有过惨痛挫折。所有这些,毛泽东均记忆犹新且不断反思。1944年4月,他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城市的革命工作,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毛泽东的这些深刻总结,充分说明了骄傲自满对革命事业的巨大危害,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反思,并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的革命党,也暗含了谦虚谨慎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向来注重党的谦虚谨慎这一优秀品质的培养。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经常教导党员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以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而且还经常批评官兵打胜仗就骄傲的不良习气。抗战时期,毛泽东要求全党要用谦虚谨慎的态度开展社会调查,1941年3月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指出:“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爱好,是一辈子也不会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同时,他还就与党外人士的合作问题指出:“共产党员绝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绝不可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1945年4月23日,他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中又把谦虚谨慎作为我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重要工作方针。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拥有谦虚谨慎的优良品质,才由小党发展为大党,革命才会集小胜为大胜。
  
  启发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长远思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廉洁与否,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政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政权的兴衰成败。《甲申三百年祭》揭示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经常失败的一个规律,就是一旦胜利,领导层上下皆逐利、皆腐化。而对于农民成员占多数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防患于未然,从制度上和思想上改造党、廉洁党,事关党的前途和命运。对此,毛泽东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首先,毛泽东进行了厉行廉洁政治的制度性探索。早在1937年洛川会议期间,中共就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建立廉洁政府的任务。1937年10月,延安发生红军领导干部黄克功枪杀女青年刘茜事件,鉴于黄对革命有功,不少人为其求情。为严肃法纪,毛泽东坚持对其处以极刑且写公开信表明态度: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全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一个普通人。处理黄案后,边区政府还根据毛泽东从严治腐的要求,由司法部门判处了180多起贪腐案件,清除了一些腐败分子。1941年,毛泽东亲自修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专门加上“厉行廉洁政治”一条,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为此,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政府相继制定和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法规,以逐步探索从民主与法制上加强廉政建设的途径。
  
  其次,毛泽东利用党内整风来加强党员廉洁教育。1941年至1945年,中共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以从根本上肃清教条主义对党的影响,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这场历时4年之久的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场全党和边区政权端正三风、提高廉洁自律意识的自我教育运动。因此说,《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列为延安整风运动文件绝非偶然,它对推动当时全党整风是起了极重要作用的。整风教育不但使全党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将根据地各级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从而为迎接新的革命形势的到来做好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到1945年中共七大前后,可以说毛泽东对廉洁政治、从严治党的思考已日渐系统化。正如他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同年7月,毛泽东又与黄炎培在延安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针对黄提出中共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追问,他给出清晰回答:“我们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执法严明,惩治有力,教育得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边区政府成为全国廉洁政治的模范,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形成强烈反差,也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和赞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时,看到中共干部“公马不骑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顾,携带几个冷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的景象后断言:共产党不可灭。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窑洞里访问毛泽东后作出评价:“这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住着头脑敏捷、思想深刻、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一向奉国民党为正统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先后访问重庆和延安,对比国统区的腐败现象,亲眼看到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团结统一、廉洁奉公的风貌,尤为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对国民党大失所望之余,转而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泽东为此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非常自豪地宣称:“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正是对立党为公、勤政为民的廉洁政治的历史总结。
  
  《甲申三百年祭》对“两个务必”的影响
  
  1946年以后,蒋介石挟战后个人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悍然发动内战,妄图在三个月内消灭中共。然而事与愿违,短短三年,蒋家天下就大厦倾颓。《甲申三百年祭》似对蒋家政权的预言,历史的规律再次应验。而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更让正在东方寻找冷战盟友的斯大林开始考虑找中共作为其在东方推动革命运动的代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出乎多数人预料,更加让毛泽东警惕。正因为此,毛泽东越加重视总结李自成失败的教训,面对中共即将夺取全国政治、全面执政的新形势,面对中共快速提升的国际地位,他庄严地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即“两个务必”)的号召。
  
  1949年2月,党中央准备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提醒身边工作人员: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建设革命的社会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3月23日进京前夕,毛泽东再次叮嘱:“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
  
  从要求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到提出“两个务必”和称进京为“赶考”,不仅体现出毛泽东从严治党一以贯之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勇气,也印证了《甲申三百年祭》给予毛泽东的启示。毫无疑问,这篇在重庆首发的《甲申三百年祭》,早已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建历史和反腐建设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而载入史册。
  
  今天,我们正走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康庄大道上,也出现了伴随着发展而来的各种问题、公平正义的焦虑、社会道德的哀叹,社会显浮躁,信仰在缺失。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党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党的十八大工作报告中,“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以及“廉洁政治”等词频繁出现,更为醒目的是提出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建设目标。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学习考察,又专门指出:“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作者/简 奕
  
  原文刊载于2013年6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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