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青年与中共领袖的交往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6-13 09:28:29

■1926年秋,任弼时(后排右)、陈琮英(前排右)与任作民夫妇(后排左、前排左)在上海_meitu_1.jpg

1926年秋,任弼时(后排右)、陈琮英(前排右)与任作民夫妇(后排左、前排左)在上海

 

  任楚,1921年2月7日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塾塘乡(今汨罗市弼时镇)上桑冲村,无产阶级革命家任作民(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湖南特委书记、中共西北局秘书长等职)的长子。任楚曾任中央印刷厂职工、绥德分区专员公署机关干部、热河省政府贸易科科长、绥德分区党校校长、国家轻工业部干训班主任、轻工业部干部学校副校长、北京理工大学院办主任、工会主席等职。1983年离休。
  
  2013年初夏的一天,我拜访了已是92岁高龄的任楚。任老因为刚刚生了一场病,气色看起来不是很好。但当我提出让他介绍一下与中共领袖们交往的经历时,他便来了精神,仔细追忆了与毛泽东、彭德怀和习仲勋交往的故事,临走时还一再嘱托,材料整理好了后一定要送他看看。往事并不如烟,让我们跟随任老的回忆,一同领略老一辈革命家的优秀品质和不凡魅力。
  
  给彭德怀当了一路的“儿子”
  
  任楚从小就在湖南汩罗市乡下长大,由于父亲任作民参加革命工作,所以他一直在乡下由奶奶和婶婶抚养,一直到4岁半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任作民。
  
  1937年8月,已是16岁的任楚接到继母丁祝华从武汉的来信,告诉他父亲在武昌反省院就要出狱了,之后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任楚接到来信非常高兴。1个月后,父亲回来了,这是任楚第二次见到父亲。父亲返乡后,一个劲儿地在乡亲中宣传抗日救国。任楚向父亲表示,也要参加抗日工作。任作民对他说:“你学完了高小,又读了1年私塾,还在长沙当学徒1年多,应该说已有些社会实践了。我们这次走时,一定把你带走,带你到延安去,送你去学习抗日本领,长大了在革命队伍中努力工作,为中国人民服务。”父亲还告诉任楚,延安有一个湖南老乡,叫毛泽东,是革命队伍的领袖。这是任楚第一次听说毛泽东。
  
  1937年11月初,任楚跟着父母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他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周恩来和董必武对他说,学革命道理和抗战道理,就要到延安去,去找老乡毛泽东。面对任楚对延安的疑问,周恩来告诉他:“那是真正民主的地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任楚想到自己在长沙当学徒时挨打受骂,现在要到这样一个好地方去,心里高兴极了。可是,周恩来却对任作民说:“你就不要去延安了。再返回湖南去,把那里的党组织恢复起来,把抗日民主运动搞起来。”“那我怎么办?”任楚急了。周恩来告诉他,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马上就要去延安,他可以跟她前往。
  
  任楚这才放了心。父亲和继母立刻动身回湖南了,几天后,任楚跟着陈琮英也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陈琮英是任楚堂叔任弼时的夫人,任楚应该叫她“婶婶”,可是他却习惯叫她“姑姑”。陈琮英姑姑领着他,先从武汉到郑州,然后经陇海铁路到陕西西安,住进了位于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到西安后的一天,任楚按照父亲的交代,去看望一位父亲的老战友。他刚从八路军办事处出来,就发现被国民党特务跟上了。那时,许多进步青年到延安去,都是先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再转道去延安。于是,国民党特务就千方百计地阻挡进步青年投奔延安,甚至进行迫害。任楚发现情况不妙,便机灵地在街道间来回拐弯。拐进一个胡同后,他一下子躲藏起来,终于摆脱了特务的跟踪。
  
  这件事使任楚奔赴延安的心情变得更加急切。回到八路军办事处,他对陈琮英姑姑诉说了自己的心情。办事处的领导人林伯渠也是湖南人,不但认识任楚的爸爸任作民,甚至还认识他的祖父任绍霖(曾跟随孙中山从事辛亥革命),因此对任楚格外亲切。他说:“不要急!在西安往延安的路上,国民党设了很多关卡,你们自己走有很大的困难和危险。过几天,彭德怀要回延安,你们就跟着他走,一路上听他的。”
  
  彭德怀当时是八路军副总指挥,也是湖南人。林伯渠安排陈琮英和任楚乘彭德怀的车前往延安。任楚第一次看到彭德怀时,只见他一脸的严肃,说起话来不带笑容,任楚有些害怕,一直站在姑姑的身旁不敢说话。
  
  彭德怀见到这位不爱说话的小老乡,便打趣说:“你这个娃崽,要坐我的车,跟我一块儿上延安。人家要问我,你是我什么人,我咋个说呀?”任楚看彭德怀并不可怕,于是一下放松了心情,机灵地回答说:“只要带我到延安,你咋个说都行。”彭德怀“哈哈”大笑起来,说:“那就说你是我儿子,行不行?”任楚使劲地点着头,连声说:“行!行!”
  
  他们一行是一个30多辆军用卡车的车队,由一个连的八路军战士押车,车上边架着机关枪。任楚和彭德怀坐在其中一辆的驾驶室里。彭德怀问任楚有什么特长,任楚回答自己在家时读过《左传》、《千字文》、《百家姓》,还在长沙商铺当过学徒。彭德怀听后笑着说:“这不行呵,到延安了要好好学习。要不跟我当兵去。”任楚很乐意地回道:“好啊!”
  
  任楚与彭德怀一路交谈,没有任何陌生感。车队浩浩荡荡,国民党的哨卡没有拦阻。就这样,任楚跟着临时“爸爸”彭德怀顺利地到达了延安。
  
  采访中,任楚告诉笔者:“全国解放后,我每次去看望彭老总,他都亲切地称呼我为儿子,还询问我的学习和工作。可惜‘文革’时,他被迫害死了。”说完,老人的神情变得特别凝重。
  
  排印毛泽东手稿时称“您的字不好认呀!”
  
  任楚到达延安的当天,中央组织部办公室的邓洁同志安排陈琮英和任楚住进了组织部招待所的窑洞。
  
  第二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来看望他们。李富春对任楚说:“孩子,走,我领你去看老乡。”任楚问他看哪个老乡,李富春告诉他是去见毛主席,而且就是他爸爸任作民所说的那位湖南老乡。在跟着李富春前往毛泽东所住窑洞的路上,任楚不禁有些紧张了:见了毛主席,说什么呢?怎么说呢?
  
  很快,他们就见到了毛主席。主席穿着一身八路军的灰色军服,操着很浓的湖南口音,和蔼可亲地同这位小“老乡”谈话,问长问短。任楚紧张的心情立即烟消云散了,他感到此时此刻自己似乎不是远离湘江,而是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毛泽东问任楚:“你一个小孩子到延安做什么?”任楚说出早就想好的话:到延安来学习,学习打日本鬼子的本领。毛泽东又说:“到延安来学习,要不怕苦。延安没有高楼大厦,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喝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你能吃下这个苦吗?”任楚说:“能!怕苦就不来延安。”毛泽东说:“那好。你年纪还小,就是要多学习,学文化,学理论,学一门技术,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任楚认真地点点头,用心记下了毛主席对他的勉励。
  
  陕北的冬天,比湖南冷多了。天空下着鹅毛大雪,黄土高原完全被皑皑白雪覆盖了。任楚住在招待所的窑洞里,等待着党组织的安排。自己能上哪里去学习呢?他正在思索着,组织部的邓洁前来告知他,任弼时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商量好了,根据任楚的年龄和具体情况,叫他先到中宣部的中央印刷厂去工作。
  
  去工厂?任楚一愣,“不是到抗大学习呀?”“到工厂也是学习呀!向工人同志们学习嘛!”邓洁说着,开始帮他收拾东西,准备动身。任楚是个听话的孩子,没有再多说,便跟着中组部的同志,踏着积雪,来到了印刷厂。他发现,毛泽东的侄子毛远翥等许多中央领导的家属子弟都在这里当工人。任楚想起了毛主席对他的勉励,便静下心来认真工作和学习。在印刷厂的排字车间,他当了一名排字工,他的师傅是排字车间的主任周永生和老工人赵鹤。任楚穿上了一套比自己体型宽大的八路军军服,从此成了一名小八路。
  
  印刷厂设在延河对岸的清凉山上。山上有一个万佛洞,铸字、排字、印刷、装订车间都在这个大石洞里。任楚在印刷厂工作了8个月。在这期间,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排印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1938年5月的一天,车间主任周永生对大家说:这个月我们要排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大家要努力生产,争取提前完成任务。并说:这本书出版后,将会指导全国的抗日战争,增强抗日军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同志们听完后,一致表示即使星期天不休息,也要按时完成任务。
  
  一天,毛泽东亲自来到排字车间校对。任楚这时已经和他熟了,就问道:“主席,你为什么不去厂长办公室?”毛泽东笑着说:“我是来校对的,车间就是我的办公室嘛!”他一边说着一边按照他写的原稿校对。任楚又说:“主席,您这本书出版了,对坚持抗日很有鼓舞和指导作用,全国人民都会拥护的。”毛泽东说:不见得吧!拥护的是抗日的积极分子和所有爱国者,这当然是大多数。但也有少数人反对,他们是少数顽固派和投降派,还有革命队伍中极少数对抗日不坚定的人。
  
  任楚一边按手稿拣铅字,一边和毛泽东开玩笑地说:“主席,我排别人的稿子一天能排七八千字,排您的手稿一天才排四五千字。您的字不好认呀!”毛泽东笑着对他说:“小鬼,我的字既不是颜真卿体,也不是柳公权体。我写的是毛体字。”说完,两人都笑起来。
  
  经过连日不休地工作,《论持久战》很快印刷装订完毕,并用小毛驴驮到新华书店,发往全国各地。几天后,毛泽东派警卫员来到清凉山,请排字车间的几个小鬼到他家去做客。下班后,车间主任周永生便领着任楚、姚文田等几个小同志,来到了毛泽东在杨家岭住的窑洞。毛泽东在窑洞门前迎候他们,微笑着说:“我的手稿,你们都克服困难排出来了。很不容易,谢谢你们。”几个小鬼听到毛主席的夸奖,都开心地笑了。毛泽东说要请他们吃小米粥,实际上吃的是四菜一汤,这在当时条件极为艰苦的延安,已算是改善生活了。吃饭时,毛泽东又对他们提出了多出书、多印报的希望。任楚牢牢地记在心上,更加努力地投入到此后的工作中。
  
  习仲勋教我如何调查研究
  
  1938年6月,任楚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4个多月后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40年9月,他从中央党校毕业后被组织派往中央印刷厂担任会计工作,同时还兼管宣传和工会。正当任楚不断上进时,1942年2月20日,父亲任作民不幸去世,给任楚很大的打击。
  
  父亲去世不久,一天,任弼时把任楚叫到自己所住的窑洞,说:“孩子,你父亲刚刚去世,中央考虑到你的情况,准备安排你去绥德工作。你还年轻,要好好学习,加强锻炼,严格要求自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也是一位年轻有魄力的领导干部,我已经和他打过招呼了,让多给你压担子,将来为新中国建立多学些本领。”
  
  来到绥德后,习仲勋也找任楚谈话,他首先鼓励任楚安心到基层工作,并提醒道:“基层不会屈才,你年轻,有干劲,这是你的特点,但要记住,工作不是仅凭这些,要多动脑,多思考,才能少走弯路。”并说:“做基层工作说难也易,只要你深入,一深入就好办,做群众工作要与群众打成一片,不能当群众的老先生,工作上虚心,群众就会跟随着你干。”
  
  习仲勋的一番话,语重心长,使从未做过基层工作的任楚深受启发。在任楚离开办公室时,习仲勋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带几名同志去米脂县农村搞调查,并作指示:“你先了解一下米脂的基本情况,不要急于下去,心里有数了,才能在调查中做得更深更细更有目的性,查找的问题才会有针对性,回来后总结才会更有指导性。”接着又说:“你下去以后,不要只往基层跑,也要注意多向县委的领导汇报,多与县委的同志们沟通。”这是任楚领受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心中不禁有些忐忑。
  
  半个月后的一个上午,任楚和调查组的同志正准备去米脂县作调查,正巧遇到习仲勋,他特意把任楚叫到一边指示说:“小任,这次去调查一定要细致,不要走过场。”在习仲勋的亲自指导下,任楚和其他调查组成员一起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接着,他们深入到米脂县杨家沟的农村进行调查蹲点,和当地村民、村干部进行座谈,与农民一起劳动、生活,了解了当时农村的一些情况,农民也愿意跟他们说实话,讲真情。通过半月有余的调查,调查组了解了米脂县由于当时边区政府在这里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而使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的情况,但还存在着广大农民阶级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全解放、生产生活仍相当困难等问题。
  
  回到区委机关,任楚等写了一份两万多字的农村调查报告。习仲勋看到报告后,非常高兴,给予了表扬和鼓励,并指示地区宣传机构将调查材料印发各县,同时指出各县也应当对农村进一步深入调查,做到心中有数,以便于工作中参考。
  
  任楚到绥德工作时,专区给他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是分管全区绥德、米脂、清涧、子洲、佳县、吴堡6个县的推广深耕细作和植棉工作;二是发现和培养模范乡村;三是发现培植劳动模范。任楚回忆说:“那时我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压力也比较大。在绥德地委和专区的领导下,尤其是在仲勋同志的亲自指导下,我的工作起色很大。特别是仲勋同志知道我长驻郝家桥村,还亲自到这个村蹲点指导我的工作。”接着,任楚谈到了习仲勋在郝家桥村蹲点的情况。
  
  1944年4月中旬的一天,习仲勋带调查组的同志迎着料峭的寒风,沿着崎岖的土道来到了绥德以西20里外的郝家桥村,开始了为期1个月的蹲点调查。习仲勋将调查组同志按照几个自然村进行分工包村,确定了各自调查内容和重点。他要求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选择生活状况和生产条件不同的上、中、下各两个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从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他还倡导在各村召开“好劳动人会”,评选劳动英雄。当时,郝家桥群众一致推选刘玉厚为劳动英雄。习仲勋便询问任楚关于此人的情况,任楚告诉他:刘玉厚既是新政权的村主任,又是乡参议员,在此之前还担任该村的减租会检查委员,积极宣传贯彻党的减租政策。近年来,他和家人通过终年不息的辛勤劳动,带动全村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变工互助,合理安排生产,使这个佃户村粮食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圆满完成了减租保佃、征收救国公粮等各项任务。习仲勋听后夸奖任楚调查工作做得好、做得实。
  
  习仲勋通过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佃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认为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还共同署名,将刻有“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郝家桥村。
  
  蹲点调查结束后,习仲勋还批准了调查组根据郝家桥经验制定的绥德地区移民工作方案,使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至此,绥德地区各县都纷纷动员起来,男女老少齐上阵,机关干部投入其中,大生产运动在绥德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场运动不但在农业上增产了粮食,还在工业方面也获得了很大成就。如子洲县生产了大量的食盐,不但解决了绥德地区人民吃盐的需要,还为陕甘宁边区作出了贡献。此外,绥德专区鱼池沟造纸厂研究麦秸造纸也获得了成功。在习仲勋的领导下,绥德军民以实际行动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封锁作出了贡献。
  
  任楚通过与习仲勋近距离的接触及其言传身教,工作能力,特别是调查研究的能力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讲到这里,任老深有感触地告诉笔者:“仲勋同志年长我8岁,但他早年就接受革命思想,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多年的革命生涯,尤其是历尽坎坷,使他在工作上凸显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他热情关心青年,爱护青年干部,才使我在绥德分区的工作中有所进步,给我后来去新的解放区工作增添了信心和勇气,也为我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任老接着说:“今年是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我回想当初和他在一起工作与生活的日子,回忆他那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的思想品质和对人民无比关心的赤诚之心,禁不住心潮起伏,特别是仲勋同志曾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和无私关怀,使我终身难忘。”
  
  作者/叶介甫
  
  原文刊载于2013年4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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