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三线的两张珍贵照片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6-12 09:11:42

■1966年7月,彭德怀视察贵州省三线建设盘县矿区时留影。这是本文作者找到的关于彭德怀在三线的照片之一_meitu_1.jpg

1966年7月,彭德怀视察贵州省三线建设盘县矿区时留影。这是本文作者找到的关于彭德怀在三线的照片之一

 

  艰难的寻找
  
  20多年前,我所撰写的《彭德怀在三线》文稿即将出版时,责任编辑曾要求配发一张彭德怀在三线的照片,当时我多方打听,费尽周折也未能找到。1986年,《军工导报》连载我的《彭德怀在三线》,也想配上相关照片。为此,我向曾是彭德怀同志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几位同志询问打听,但他们都称彭老总在三线时未见有人为他照过相,自然也就没有他在三线的照片。
  
  不仅是我在寻找,彭德怀同志的战友、曾担任西南三线建委常务副主任的程子华同志也在关注寻找当年彭德怀在三线照片的事情。1980年,程子华离开成都,到北京担任民政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87年1月,在他的推荐下,冶金工业部司长兼《冶金工业》编辑部总编辑凌华偆给我写信,要我提供彭德怀在三线的照片,在即将出版的《当代中国钢铁工业》一书刊登。但我努力之后未能完成任务,让他们失望了。
  
  1989年,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组长王焰、彭德怀夫人浦安修也鼓励我继续寻找彭德怀在三线的照片,并嘱咐我:如果找到,请一定及时寄给他们,以便加印在《彭德怀传记》一书中。尽管浦安修女士与王焰同志十几年前已相继去逝,但他们的嘱托我一直铭记在心。1988年10月24日,为纪念彭德怀诞辰90周年,经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审稿批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在当年8月出版了《彭德怀在三线》一书。1991年与200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在此书基础上两次修订再版,并分别改名为《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和《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每次再版,责任编辑都提出希望能在书中附上彭德怀在三线的照片,以更好地反映彭德怀同志的这段经历,让读者更有直观感。带着这些嘱托与希望,我苦苦地寻找,却一直未果。
  
  2009年6月中旬,我参与组织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组拍摄电视片《三线往事》,因此前往攀枝花市开座谈会,并参观了1966年3月31日到4月2日期间彭德怀在攀枝花的住所。在攀钢矿石公司展览室参观时,我惊喜地见到了一张彭德怀与群众谈话的照片,激动万分——终于见到彭德怀在三线的照片了!我立即用相机翻拍保留。几天后,回到成都家中,我翻看了外文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彭德怀》画册,见其301页上也有这张照片,而图片的介绍是:“1958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到河南省偃师县槐庙乡视察水利工程与青年人谈话。”原来,这张照片并不是彭德怀同志在三线时所拍,我十分失落。
  
  我找到的第一张照片
  
  苍天不负有心人。2011年6月10日,我应邀参加广安市“广安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开展仪式”,其间在338厂陈列室惊喜地发现了一张彭德怀于1965年12月14日在四川广安县华蓥山视察正在建设中的三线企业338厂工地的照片。我当时认为,这是彭德怀在西南三线工作期间唯一的一张照片。
  
  1965年11月,彭德怀奉毛泽东主席之命出征三线,到西南三线建委担任第三副主任。11月30日到成都上任,十几天后,在国家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朱光的陪同下,第一次视察三线建设现场。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彭德怀特殊的身份,上级规定不准为彭德怀照相。但事有凑巧,338厂的第二厂名为“国营明光仪器厂”,生产珠江牌照相机。在那个年代,相机可是稀少品,但作为相机生产厂家,拥有照相机就不是问题。厂办的王干事带着照相机,随厂领导陪彭德怀翻山越岭,走山沟,攀陡坡,视察工厂现场。在视察过程中,他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不久,“文革”狂飙突起,彭德怀遭到批斗,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含冤去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后,338厂领导才见到当时拍摄的照片,而摄影者已病逝。
  
  第一次看到彭德怀视察三线的照片,我兴奋不已,立即告诉广安市文物馆管理所副研究员唐云梅:“我寻找彭老总在三线的照片已有20多年,一直未找到,今天终于在这里找到了,真高兴!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看见的彭老总在三线仅有的、也是唯一的一张照片,感谢你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我与彭老总的近距离接触
  
  其实,彭德怀同志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等同志曾谈到,彭老总并不喜欢照相,特别是1959年7月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召开后,他被罢了官,当年9月从中南海搬到北京挂甲屯吴家花园。此后,经常有人来看望他,大家十分敬重他,希望合影留念,他都一概谢绝。对此,我深有同感,我也同样失去过与彭德怀同志的一次合影机会。
  
  那是1966年3月上旬,西南三线建委工作会议在成都锦江宾馆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视察四川攀枝花三线重点工程后来到成都。3月6日上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委主任李井泉的陪同下,彭真一行到锦江宾馆看望会议代表并合影留念。我当时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基建规划处工作,会议期间在大会秘书处做会务,自然也参加了合影。当时,我站在第四排的凳子上,与其他代表一起等待合影。大家等了20多分钟,才见彭真、李井泉等领导向大家走来,但始终没有看到彭德怀的身影。
  
  领导坐定后,摄影师才开机拍照。合影后,我回到宾馆参加川东组讨论,召集人是当时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三线建设总指挥鲁大东。他小声地对大家说:“刚才合影让大家站久了,程子华主任与我到彭老总房间请他合影照相,他谢绝了,可以理解。”话音刚落,即见彭德怀同志走进会议室来参加讨论。他积极发言,只字不提谢绝照相合影的事。第二天,彭真乘飞机回北京,几天后,西南局国防工办主任蒋崇璟向机关干部传达上级通知,彭真与会议代表的合影相片停发了。不久,中共中央免去了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后来,我们才明白,彭德怀不参加合影,主要是他已敏锐地预感到批《海瑞罢官》之后即将来临的风暴,不愿因为一张合影而牵连同志。
  
  此后,“文化大革命”逐步升级,给三线建设也带来一定冲击。西南三线建委机关仍坚持工作。半年后的9月上旬,程子华又在锦江宾馆主持召开了西南三线建设工作第二次工作会议,彭德怀参加了会议。15日晚上,大会在锦江宾馆9层大厅为会议代表放映电影《战上海》,我坐在第12排靠走道的座椅上。电影放映10多分钟后,彭德怀同志的警卫参谋景希珍打着手电筒将彭老总安排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彭老总正脱帽时,服务员端来一杯开水放在他的面前,他却客气地把茶杯放到我面前,让我喝水。我感动不已,又将茶杯搁回原处。看了一会儿电影,突然,彭老总将目光从银幕移开,转过头来对我小声说:“解放军冲锋不是这样冲法,这样我们要吃大亏的!”我连连答道:“对、对、对。”其实,我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看电影,看到彭老总如此平易近人,又联想到他为人着想而谢绝和会议代表合影的事,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这些记忆伴随着我此后为他著书、找资料的整个过程,深深地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
  
  第二张照片浮出水面
  
  不久,我寻找照片之事又有了重大惊喜。继广安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中发现那张彭德怀摄于338厂的照片之后,他在三线的第二张照片浮出水面。
  
  2012年9月18日至19日,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筹备领导小组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贵州省六盘水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余朝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确定出版《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一书,由我担任编委会主任。会议要求各与会人员会后组稿并收集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三线的老照片。11月27日,余朝林主任从六盘水打电话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找到了彭德怀1966年7月视察贵州盘县煤矿时所拍摄的照片,并将照片发到我的电子邮箱——这就是我见到的彭老总在三线的第二张照片,从而改变了我曾以为彭德怀在三线仅有一张照片的想法,可能还会有更多,我欣喜不已。
  
  当时,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7月1日至10日,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规划会议在贵州盘县召开(即中共中央西南局盘县会议)。西南三线建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主持会议,第三副主任彭德怀出席了会议。中央和国家主要工业部门负责人、云贵两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以及相关单位负责人等200余人参加了会议。彭德怀在会议期间反复向大家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要求早日把三线建设好的指示,并提出了工作建议。会后,程子华与彭德怀前往水城为电厂选厂址,并考察水城钢铁厂、水城水泥厂,有记者、摄影师同行。到了盘县矿区,看见头戴黑帽、身穿黑色呢子大衣的彭德怀,群众都拍手鼓掌,表示热烈欢迎。彭德怀和蔼地看着欢迎群众,平静地向前走着,不失当年的大将风采。这时,摄影师抢跑在行进队伍前头,拍下了这一场景,所幸当时没有人干预拍摄。这就有了我所见到的彭德怀在三线的第二张照片。
  
  199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军事科学院为编辑《邓小平军事文选》,需要收集邓小平的资料和图片。由于1965年11月24日邓小平曾视察六盘水矿区,为此,北京的两位同志在盘江矿务局档案处资料室查资料时发现了这张彭德怀于1966年7月视察盘县矿区(现为盘江煤电集团)时的照片。2008年7月,六盘水市有关部门为庆祝建市30周年,摄制了“六盘水市辉煌30年”的电视专题片,首次播出彭德怀视察盘江煤矿的照片,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余朝林便从六盘水电视台复制了彭德怀的这张珍贵历史照片。我立即与主编倪同正等人及出版社商定后,将照片放入《三线风云》书中。同时,也增印在第4次修订重印的《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书中。
  
  2012年12月8日,我正在成都家中写这篇文稿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宋毅军来我家中看望。他是12月4日在重庆开县(今开州)出席刘伯承元帅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后,又到重庆江津聂荣臻元帅纪念馆、陈独秀旧居、四川乐至陈毅纪念馆参观后赶到成都的。毅军专程来看我,我很激动。他是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领袖人物研究的学者,也研究三线建设,对我写三线、写彭德怀非常支持。交谈中,当我告诉他找到彭德怀视察三线的照片时,他十分高兴。接过照片一看,他说自己早就看到过这张照片。原来,他就是1998年北京到贵州六盘水市盘江矿务局档案处资料室查找邓小平资料的两人中的一位。就着这照片,我与毅军交谈到晚上8点多才结束。分别时,毅军鼓励我,希望能见到更多关于彭德怀同志视察三线的照片。
  
  夜深了,我写完此稿搁笔,思绪久久不能平静。回忆彭德怀同志在三线的那段艰苦而苍凉的岁月,使我不由得想起张爱萍将军1991年为《彭德怀在三线》一书的题词:“逆境受命气犹壮,为民为国心无私。”
  
  作者/王春才
  
  原文刊载于2013年3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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