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媒体当年怎样报道重庆大轰炸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6-11 10:42:45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达到“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日本对重庆、成都、西安、兰州、昆明、贵阳、延安以及一些中小城市展开大规模轰炸。而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自然是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战略攻击”的首要目标,其遭受日本野蛮轰炸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重庆大轰炸中,最猛烈的阶段集中在1939年、1940年、1941年三个年份。在这3年时间里,日军集中了侵华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分别实施了代号为“100作战”、“101作战”、“102作战”的残暴空袭屠杀,有近60天袭渝机数超过50架次,有30多天袭渝机数超过90架次,最多一天达175架次。每次轰炸,日军都投下了大量的爆炸弹和燃烧弹,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给重庆带来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笔者留学日本期间曾在旅途上识得一位日本老人,他在交谈中得知笔者来自重庆后,静默几秒,深深地鞠了一躬,并说:“真的对不起,当年是我们轰炸了重庆。”由此可见,一些上了年纪的日本人是知道重庆大轰炸的。那么,日本当时的主流媒体——《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究竟是怎样报道重庆大轰炸的呢?

《朝日新闻》重视标题提示与细节刻画

  《朝日新闻》是日本五大全国性报纸之一,也是目前世界上发行量第二大的报纸。该报由大阪商人木村平八于1879年1月25日创刊于大阪。创刊初期,《朝日新闻》的宗旨是“劝善惩,引导、教化俗人、妇人。版面辅以插图、注音,虽儿童亦可一见而解其意”。1888年7月,《朝日新闻》从大阪进入东京,合并了东京的《觉醒新闻》,发行《东京朝日新闻》(由此至1940年为止的《朝日新闻》全名是《东京朝日新闻》),1935年又先后打入九州和名古屋。至1940年9月1日,该报在日本各地出版的报纸统一刊名为《朝日新闻》。19世纪末期,《朝日新闻》逐渐摆脱创刊初期的小报色彩,转变为以新闻报道为中心的报纸,渐渐形成了自己面对知识分子阶层的精英特色。

从卢沟桥事变发生至日本侵华战争结束,《朝日新闻》向中国派遣了大约1000名随军记者,并不断改进无线电发报能力,于1939年成功制成了在前线使用的便携式无线电“朝日式瓦特改良一型”,不久又制成“改良二型”。无线电组拥有90台无线电,在报道的机械传输中独得先机。

在当时对重庆大轰炸进行报道的时候,《朝日新闻》有一个很特别的表现手法,即报道“101号作战”阶段时在标题中提示轰炸次数。

“101号作战”是指日本侵略者从1940年5月18日至9月4日实施的重庆轰炸计划。这个轰炸计划采取了将重庆市街地划分为A-H区,依次在各个地区进行彻底的地毯式轰炸的战术。该计划“尽量”避开美国、英国等第三关系国的利益所在地,将中国人居住的街区作为“彻底轰炸”的对象,是抱着“仅用空军军力就使敌人屈服的意图”实施的首都战略轰炸,也是最能体现日寇实施重庆大轰炸无差别轰炸性质的军事行动。

在这一时间段内,《朝日新闻》报道日机轰炸重庆时均在标题中标注了轰炸次数,从6月27日的第16次到10月22日的第46次,每次报道都是在报纸的同一版面以几乎同样的字号标注:“海鹫(当时日本人对日军陆军和海军战斗机队的爱称为“荒鹫”,其中对陆军战斗机队又称“陆鹫”,海军战斗机队则称“海鹫”——笔者注)第××次轰炸重庆”,有时加小标题以说明轰炸地点或造成的结果。这样的标题写作方式,让读者能够直观地看到轰炸的次数,同时产生阅读的惯性,在看到增加的数字时会优先注意到轰炸的消息。连续增加的数字体现了轰炸的持续性,对中国人民而言是深重的苦难。

不过,《朝日新闻》将轰炸重庆的新闻多排在第二版,即外国新闻的版面上。同时,在编排重庆大轰炸新闻时没有编发过专版,因此重庆大轰炸的消息通常是放在有关中国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国家的动态报道之间,并没有显得特别重要。

《朝日新闻》在报道重庆周边地区轰炸情况时,不会以重庆为地标来说明被轰炸城市的方位。1942年以前,由于轰炸频繁,“重庆”通常是作为地点名词出现在报道中,所以“重庆”的含义就是指重庆这个城市;而1942年起,日军的轰炸重点不再是重庆,此时报道中的“重庆”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

此外,《朝日新闻》在报道时还特别注重对细节的刻画与描写,以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的一篇报道(译文)为例:

《连外国人都惊叹  我军轰炸重庆的威力》

【香港特电四日发】综合重庆的消息,三日的重庆轰炸是自今年一月中旬以来久违的行动,因此轰炸的惨烈程度震动中国人以及外国人。三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重庆防空司令部首先从沅陵监视哨发出第一次警报,之后零时三十分左右其他的监视哨发出第二次警报,直至零时四十五分重庆上空都持续回响着可怕的空袭警报,零时五十五分进而发出紧急警报,同时各军事机关的连队与官吏和居民一起争先恐后逃往郊外避难,市内上下陷入大混乱之中。到了一时十分我军荒鹫××机×队分成几队隐蔽在空中,爆炸声震惊了地面的人,随后他们英勇的身影出现在重庆上空,与敌机展开激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驱逐顽强的敌机,转眼间就来到重庆市中心上空,对设置在西四街和左×街的对空机关枪进行了轰炸,完全击溃之,周围燃起熊熊火焰。之后对市内外秘密设置的防空设备一一给以猛烈轰炸,爆炸引起的火焰如漩涡般腾起,重庆化为被烟尘包围的恐怖地狱。电灯电话自不用说,电波联络也完全中断。中国军队束手无策,惊叹我军空军攻击目标的精准。凭借大胆向地上投下弹雨,相继炸毁大公报、新华日报、新蜀报、四川日报等宣传抗日的报社,同时,政府××军事机关、防空司令部等也遭受巨大损害,升起的火焰达一百多英尺,方圆一里都化为火海。中国方面报道死伤一千以上。我空军已进入悠然坐收战争成果的阶段。

【香港四日发同盟】三日的重庆轰炸完全是突然袭击,虽然中国各方面称只受些许损害,但据四日晚报赴当地作的详细报道显示,市内的军事设施以及市政府的损坏都非常巨大。主要被炸毁的建筑物包括之前报道过的四家报社,此外还有交通部厅舍、工商会议所、银行家俱乐部、邮局等。外国方面也报道称此次空袭取得了巨大成功。

对细节的描写贯穿于这篇报道的始终:一共发出了至少三次防空警报,日军空军编队的袭击开始于1时10分,报社、政府军事机关、防空司令部严重受损,死伤1000余人,等等。这些细节让读者得以了解5月3日大轰炸的具体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朝日新闻》的这类报道详细、具体,有一定说服力。而报道中,《朝日新闻》刻意对军事设施进行了描写,如“西四街和左×街”设置有“对空机关枪”,“市内外秘密设置的防空设备”,因此成为被袭击目标。通过对用语和细节描写的选择与编排,使读者在读完本文后有这样的感觉,即重庆确实是军事重镇,军事设施完备,进攻不易。

 《读卖新闻》尽可能全面详尽的报道
  
《读卖新闻》于1874年11月2日创刊于东京,是日本五大全国性综合报纸中发行量最大、也是目前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该报以广大的民众为主要读者对象,文字通俗易懂,社会新闻报道方面颇具特色,被认为是“群众性”、“庶民性”突出的“大众报纸”。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读卖新闻》向中国先后派遣了500多名随军记者,也详尽报道了重庆大轰炸的进程。

在轰炸最为频繁的时期,《读卖新闻》全程跟踪报道,经常一天之内甚至同一版面刊登多篇新闻以详尽报道轰炸情况。以1941年8月30日至9月3日五天为例,《读卖新闻》连续登载了对轰炸的直接报道:8月30日报道“8月1日至10日的轰炸破坏军队关联房屋2500余户,军队关联的死者1300余、伤者2800余人”;31日简单报道“陆军空军编队猛烈轰炸重庆”;9月1日在头版标题左侧最醒目位置报道“8月31日陆海空军编队大举轰炸内陆九地区”,并附地图和照片说明“这是一次破纪录的长距离轰炸,置敌军官民于强烈的恐怖之中”,同版中部刊载通讯《重庆已是废墟》,称“从朝天门的旧街区和对岸住宅地带直至西郊地区,看不见一户人家,重庆已是一座废墟城。映入眼帘的只有据说设有高角炮阵地的重庆市街中心部和南岸的绿色丘陵……伊藤队长一声令下,另一架飞机的飞曹(即日本飞行军官的一种——编者注)果断按下发射键,炸弹精准地落入老君洞重要人士集中住宅街,黑烟滚滚腾起,伊藤队长如释重负地笑了”;2日题为《炸飞一平方英里 轰炸重庆30次 我军炸弹的威力》的报道,赞叹持续30余次的轰炸造成“嘉陵宾馆附近长2英里宽半英里的巨型坑洞”,以炫耀日军炸弹威力无穷;3日报道总结了第26次重庆连续轰炸:自8月8日开始,日军航空编队持续轰炸了四川、甘肃、湖南等“敌重要据点”,“需要在防空壕持续躲避59小时45分,单日最长持续轰炸10小时35分……大公报、时事新报等报社被炸毁,蒋介石别墅、军事委员会办事处、参谋本部等均被破坏,广播局也无法播音,23日和24日的轰炸造成资源调查部特派团本部、宪兵队本部、重庆大学、军事教训处、日报社、大渡口新设制铁所和熔矿炉被炸,引起若干处火灾,整个重庆如同修罗场(意为地狱般惨烈的场地——编者注)一般。”

《读卖新闻》记录了轰炸对重庆造成的巨大破坏、给重庆人民带来的极大伤害。但因为站在敌对方的立场,《读卖新闻》的报道对中国遭受的残酷轰炸并没带有任何人道主义的描述,而是不停地赞颂日军装备的完善和日机轰炸的“丰功伟绩”、“滚滚的黑烟”与“如释重负的微笑”,灾难现场的悲戚与日军斗志的高昂形成鲜明对比。

笔者在查阅《读卖新闻》资料时发现,与重庆大轰炸相关的报道中,有124篇附有图像,而其中又有50%是篇幅较大的照片。在轰炸最频繁的时候,甚至同一版面上出现2-3幅照片,如1939年5月16日《读卖新闻》的《第二晚报》第一版就在左侧偏上纵向排列了三张照片,其大标题是《重庆在我军轰炸下(五月四日)大混乱》,第一张照片展示了重庆的某街头,照片右侧被炸毁的瓦砾上许多人在张望,左侧士兵行色匆匆,近处是两名消防员的背影,远处则是逃过一劫的建筑物;第二张照片中,已无法辨认原样的建筑物废墟占了一半以上,20余人站在残垣瓦砾上不知所措;第三张照片右侧是熊熊燃烧的建筑物,左侧是惊慌失措的人群。三张照片的说明由上至下分别为“军司令部前的混乱”、“被爆破的市内军事据点”和“火灾现场”,此外没有其他文字叙述。军司令部和军事据点显然都是军事目标,而火灾现场没有说明是哪里的火灾,通过第二张照片说明的文脉,其意可理解为“军事设施的火灾现场”。从照片的说明,读者看到的是在军事交战双方之间发生的正当的轰炸行动。而事实上,这次大轰炸明显带有以摧毁城市建筑设施,轰炸平民,扰乱城市金融和商业,达到更严重的社会恐慌之目的,是不折不扣的政略轰炸。《读卖新闻》则通过使用暧昧的用语掩盖这一事实。

还有就是地图。《读卖新闻》与重庆大轰炸相关的带有地图的报道为44篇,尤其在介绍轰炸局势时通常配有地图说明,如日军海军编队是从哪里出发、轰炸何处,重庆的城区防空阵是如何分布的。在示意轰炸重庆周边城市如涪陵、合川、乐山等的时候,使用这样图文并茂的解释方式,十分浅显易懂。重庆主城的“舌尖形”版图也多次出现在《读卖新闻》的重要位置。

《读卖新闻》重视报道中日战争的详情,与中国相关的报道通常出现在头版头条,重庆大轰炸频繁时期就多次以半版乃至整版的专题出现在头版,以大号字体标题、惊叹号、大幅照片和地图为辅助,使重庆大轰炸一时间成为报道的常态,足见《读卖新闻》对此类消息的重视。而对重庆周边的城市,包括湖北、湖南、云南等地的城市的轰炸,则都以重庆为中心予以介绍。可见,通过《读卖新闻》的多次详尽报道,重庆已成为读者心中一个熟悉的地标。《读卖新闻》强调更多的是重庆的地理因素,而较少提及政治因素,即不大以“重庆”为指代,而通常以“蒋介石”指代国民政府,如“蒋空军”、“蒋政府”、“蒋抗战”等,但1942年后逐渐出现少量以“重庆”指代“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政权”的报道。总而言之,《读卖新闻》在重庆大轰炸期间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关注远不及对中国这般热切。

 鲜明的加害方立场

  作为战争的加害方,日本的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中有一个其他任何国家媒体所没有的主题,那就是赞扬作战将士和悼念阵亡将士。例如,1939年5月5日《读卖新闻》的《第二晚报》第一版报道《石井、金江两机壮烈自杀性攻击》,详细介绍了5月3日上午石井、金江两机所在航空编队轰炸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等“军事设施”的“壮举”,“敌机顽固地追击,交战三十分钟击落数十架敌机,但石井、金江两架飞机被击中,在敌人阵地上进行自杀性攻击,搭乘这两架战机的勇士壮烈牺牲”。

再如,《读卖新闻》于1941年7月13日至7月30日发表了16篇连载通讯《抗都轰炸实战记》,作者为日军驻某空军基地特派员竹崎(名字不详)。该连载以第一人称的方式直观再现了16名士兵的平日生活、轰炸感受、九死一生的经历以及离开战机后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其中5篇着重赞扬了日军前线官兵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豪情。16篇通讯均配有照片,这些照片或是从日军战机视角拍摄的轰炸,或是展示士兵们的日常生活。例如:

《抗都轰炸实战记(7)氧气耗尽敌机逼近 怀抱吸氧器决死的侦查行 古川涉兵曹长的故事》(节译)

在我眼下,是贡嘎山的绝顶,宛如雪白的处女肌肤羞涩地泛着红色。海拔7500米、中国首屈一指的高山,还有谁从这个角度眺望过?

……

我看了看吸氧器的压力表,余下的氧气只能支撑30分钟。这些余量,应该是能够支撑到侦查成都周围机场的任务的。侦查任务很重,我要节约氧气的使用,每次吸完后便将吸入管开关切换到“关”,一直重复这样的动作,直到我决定侦查完敌方(川渝地区——笔者注)所有的机场。

……

只剩下××机场了,此时指针也终于触底了,大约只剩下三分钟氧气了罢。在这个高度没有氧气就意味着“死亡”。我与驾驶飞机的下田二飞曹眼神交流,他面罩下年轻的脸颊红红的,无声地告诉着我“一定要做到最后”。虽然在空中窒息的危险威胁着我们,但是这不是考虑生死的时候,让侦察员的灵魂燃烧吧!

……

是日午后二时许,返回基地的我直到夜间头都撕裂般地疼痛,如同濒死的病人一般渴求地吸着氧气。就这样日复一日,我们持续着侦察的工作。

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指出,日本人认为,精神是一切,而且是永久的;物质的东西当然需要,但是次要的,而日本人崇尚的武士道精神就像樱花一般,在灿烂中逝去。在这篇通讯中两名年轻飞行员的行为就体现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这篇通讯还配有题为“与麻雀嬉戏的天真无邪的海鹫”的照片。照片中手捧麻雀表情轻松的年轻士兵,他们的笑容使我们很难将其与在空中肆意投弹屠杀中国百姓的刽子手形象联系起来。这种站在日本士兵角度写出的文章恰恰凸显了战争的残酷——战争加害方的士兵在和平年代应该也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在战争中,即使是在空中屠杀无辜百姓的刽子手,离开了战机也无非是普通的青少年。

在报道重庆大轰炸的主题中,赞扬与悼念将士最具日方角度和特色。《朝日新闻》也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即占总体的17%,且此类主题的90%为专访或通讯,由此可看到他们在此主题上所费的笔墨或是最多的。在这个主题中,《朝日新闻》或写记者搭乘飞机贴身记录将士的所见所感,或细致描写已阵亡将士的阵亡过程,再有便是与阵亡将士遗族相关的报道。

与阵亡将士遗族相关的报道在《读卖新闻》中没有出现过,因此可以视为是《朝日新闻》在报道此类主题时的一大特点。例如:

1942年9月22日 《我非常喜欢荒鹫  献给已故小谷队长遗孀 纯情少女献身做家务》

世界闻名的帝国海军越洋轰炸编队队长小谷雄二中佐于昭和十五年(1940年——笔者注)六月十日第七次重庆轰炸时同敌战斗机激战后不幸机体被击中,起火坠向敌阵地壮烈自杀性爆炸攻击。自那已两年有余,中佐的遗孀和喜子夫人依旧住在大森区北千束五四○号,写着“小谷雄二”的名牌依旧留在门柱上,和喜子夫人期待着女儿佳子和儿子雅章快乐地成长,并每日为逝去的中佐祈祷冥福。在他们低调的生活中盛开着一朵不为人知的少女之花,那就是经常听和喜子夫人倾诉的少女成井央子,她是住在横滨市中区间门一之一○七号的成井米次郎先生的次女。去年七月读了小谷中佐生前功勋卓越勇猛感人的新闻后十分感动,在征得父母同意后拜访了和喜子夫人,对她说:

我很喜欢海军飞机,我为在空中牺牲的中佐先生事迹所感动,如果您不觉得麻烦的话,请让我为您做点家务吧。

和喜子夫人婉言拒绝她:您有这份心就够了,让您做家务实在是不好意思。但是少女没有放弃,恳求和喜子夫人一定让她帮上点忙,终于成为了小谷家的一员。从那以来一年多,没有任何报酬,没有任何怨言,少女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家庭成员。二十一日在已故小谷中佐家中,身穿连衣裙精力充沛地做着家务的央子小姐红着脸对记者说:

我并没有做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和喜子夫人说:

对于央子小姐的厚意我感激不尽,也感谢央子小姐家人的温暖情谊,我要以这份感情将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培养成这样的重情义的人。

从这篇报道的标题可以看出,对重庆进行空中虐杀的空军编队在当时的日本是受人尊敬的,是许多年轻人所向往的。这类报道的标题中也常带有“伟大”、“致敬”等字眼。通过这些报纸新闻的报道,阵亡的将士是“英勇无畏”的——面对敌人的炮火毫不畏惧,即使飞机中弹也不逃生,而是冲向敌人阵地自杀式攻击。在日本民众的眼中,这些将士就是英雄,是值得尊敬的。文中的少女就是在父母的支持下去遗族家帮忙的,可见报道想表达的是日本民众对战争的态度是肯定的。同时,《朝日新闻》将这件事情配以少女的半身照,身着白衫,挽着发髻,目光低垂,显得温文尔雅,并且被放在了较为醒目的位置,题为“令人佩服的少女成井央子小姐”,以一种表彰的形式来报道,也体现了该报号召人们关心遗族的意图和全力支持战争的立场。

从日本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他们知道日军对于重庆的轰炸很有目的性,他们也知道日本军队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重庆全城,是堂而皇之的无差别轰炸行为。但是,日本媒体在报道时通过对新闻的编排和选择,渲染了这么一幅“重庆”的图景:作为军队,在日军攻击面前溃不成军;作为军事重镇,积极防空设施齐全;作为临时首都,各国使馆、报社在此聚集;作为国家,腐败无能,坐等外国帮助……在日本媒体的描绘中,日本民众只能看到最丑陋的中国形象,他们的种种行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将不正当的侵华战争正当化,将无差别轰炸美化成合理的轰炸行为。

战乱因素加上受到新闻统制的影响,《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的新闻同质化比较明显,一天之内出现相同报道、相同照片和倾向一致的言论是极其普遍的事情,可想而知当时在日本国内的舆论趋势——完全呈现支持战争的一边倒趋势。战争虽然也给日本民众带来了痛苦,但是日本人民都抱着支持战争的态度生活——这不是侵略战争,而是效忠天皇的“圣战”,阵亡的将士都是“英雄”。这样的思潮遗留到现在,就是日本右翼思想的根源。

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不是美化就可以掩盖的。从加害国的新闻报道中可以折射出其军国主义的暴行,同时也表现了重庆人民的顽强勇敢,展现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是的,历史不应遗忘,更不容篡改。

作者/唐思蜀

原文刊载于2013年3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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