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难忘时光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6-06 18:09:40

■1984年,翟作军(左)和官祥(右)应邀到延安参观访问期间留影_meitu_3.jpg

1984年,翟作军(左)和官祥(右)应邀到延安参观访问期间留影

  辞别毛主席

踏上去重庆的征途

  1939年春,我在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工作两年多之后,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是年秋,中央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决定从中央和中央党校以及其他学校抽调干部和警卫工作人员到重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工作,我就是其中之一。

临走前,我到杨家岭毛主席家里去告别。主席嘱咐我:重庆不同于延安根据地,现在是国民党的中心,是很复杂的。到那里工作要特别谨慎、要清醒,在任何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你在我这里工作很长时间,到重庆不能讲在我这里工作过。在外面特别要注意保密,以防意外。要做好工作,服从领导,团结同志,共同完成任务。

我遵照主席指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到解放后许多年都守口如瓶,很多同志和我共事多年也不知我曾在主席身边工作过。

主席和我谈话之后,把贺清华(主席警卫员)同志叫来:“你给老周(主席炊事员)讲,给我们多打两个人的饭。”之后,主席和我吃了晚饭,临走时还目送我到院子山坡下。主席在山坡上,我在山坡下,我高兴地连连向主席挥手,主席又嘱咐:“你到重庆给我来个信。”

带着主席的嘱咐和对延安的留恋,9月中旬,我和警卫员李长培、王连科同徐冰、雷荣夫、张清华、吴波、张晓梅以及当时担任西北青年救国会主任的冯文彬等一行从延安出发,分乘三部美国道吉大卡车,路经西安、宝鸡,穿过秦岭,又经广元、剑阁关、锦阳来到成都,在太平洋饭店休息两天后,直奔重庆。路上大家都很辛苦,我们几个警卫出身的同志更紧张,因为路过陕西富县张村驿之后,就进入了国民党统治区。张村驿有一个五六米宽的小河沟,以沟为界,这边是我们的哨位,东边那面是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哨位,双方都修有碉堡,虽然名义算国共合作的友军,但经常有磨擦。我第一次走出陕甘宁边区,踏入国统区,感到一切都不一样,自然就警觉起来了。

经过十几天日夜兼程,我们于9月下旬抵达了重庆。

 在办事处做内勤保卫工作
  
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后,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和我们谈话,他讲了形势,介绍了办事处的情况,给我们分配了工作任务——主要担任通信、警卫的工作。我先在红岩村工作了一个多月,后调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

周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王梓木、徐冰、雷荣夫、张清华等同志都住在曾家岩50号。我调到曾家岩时,周副主席正好去了苏联治臂伤。我在这里主要搞内勤保卫工作,同时负责收发书信、传递文件,以及保卫首长安全、接待来往人员。

首长们经常给《新华日报》写社论、文章,给各地各界作报告,回复各方面的信函。其中公函信件很多,每日都有上百封,大都由我们传递和专送。我们往外发的信也很多,给郭沫若、孙科、何应钦、白崇禧、冯玉祥的信都经我们发出或专送,有时他们派人来送信时也会顺便将我们发给他们的信带回去。这些信大都是机密信件,所以必须谨慎,不可遗失或泄露。

郭沫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有一天,他派人专程来办事处送一份材料,用大信封装着,上面写“王梓木同志亲收”,并写有绝密文件字样,让我直接交给王梓木(当时公开身份为八路军高级军事参议,实际上在南方局军事组做国民党军的军事统战和情报工作——编者注)。我收后,张清华同志拆看了,里面装有国民党反共戡乱的小册子。后交王梓木同志时,我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王梓木说:“谁让你交给他看的,你没看是亲收吗,还有别人看了没有?”我说:“没有。”“以后要注意,亲收信不要乱拆看。这信你们知道了就告诉你们好了,现在国民党加紧了反共,你们在办事处要加强保卫和对敌斗争,准备应付更复杂的斗争。”得知此情况后,领导又讲了形势,我们更加注意和密切配合办事处同志把对敌斗争工作搞得更好。

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与国民党的斗争是多种多样的,有明有暗,有时还很惊险激烈。中国有句俗话叫“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根据这一特点,特别注重暗处的斗争。曾家岩50号周公馆是个有名的引人注意的地方,各种环境都对我们搞警卫工作有不利的方面。这栋楼共三层,一楼是我们办事处工作人员住,我和雷英夫、张清华、王志模、徐冰等都住在一楼,三楼是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等首长住的。但二楼就复杂了,有国民党战地服务团和一部分国民党党政委员会委员、主任等,公馆旁边还有一个国民党宪兵队,整天都有人对办事处的活动进行监视和侦察。董老在1958年写的《戏咏重庆曾家岩周公馆》一诗可以为证:

八年抗日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

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

面对这种情况,首长外出活动,我们增加了警卫。同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重庆社情状况,特别是周围国民党的动向。每次外出,只要知道首长的行动地点,我们就注意动脑子进行分析,估计可能出现的情况及怎样对付处置。

办事处红岩村、周公馆曾家岩、新华日报社化龙桥,附近都有敌特监视。他们经常以公开的名义,如查户口、查水电、找人、卖东西等各种方式来我处侦察和检查,特别对我办事处的电台加紧侦听和搜查。有一次,特务已摸到电台夹墙旁边,我们都准备好了与特务进行一番斗争,但终因我们镇定自若,伪装得巧妙,没被特务看出破绽。当时,为了保证与党中央的及时联络,为了保密和隐蔽,办事处设置的电台都安装在夹墙内。电台工作很紧张,条件也很艰苦。我记得电台安置在恰能坐下一个人发报工作、没门没窗、又黑又暗的一间小房子里,工作后又要将电台隐藏起来。

为了保密、安全和对敌斗争,我在重庆的近半年时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上过街。有次跟随叶参谋长开会,会后国民党请叶参谋长看电影,我因得到看门人同情才进去站着看了半场有声电影,内容是人民群众欢送军队上前线打日本的。比起在延安看过的一回无声电影,算是开了洋荤,我回去后高兴得不得了。

 艰苦而愉快的生活
  
我们在延安时,以为重庆是大城市,又是大后方,生活肯定不错。到重庆后,才发现与我们预想的完全不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首长和同志们一直保持和发扬着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精神。

虽说红岩村、曾家岩房子不错,但内部陈设是简单朴素的。周副主席、董老、叶参谋长等首长也只有一张床、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办事处连一个沙发也没有,叶参谋长屋里有一部收音机,用于收听新闻,算是最高级的物品了。

我到办事处时,连自来水也没有。办事处发动工作人员,动脑筋、想办法,自己动手造了一个土自来水。办法就是把大竹子劈开两半,刮掉竹隔,一根一根地接在一起。然后把一头接在山中泉水里,另一头接在水缸中,共接了100多米长,才将水从山中引流下来,解决了吃水要靠挑的问题。

伙食能吃上大米已感到比延安强多了,菜也是比较简单的,早餐多数是泡菜、咸菜,中午是小白菜、大青菜、芋头、绿豆芽等,很少吃肉。首长和我们基本吃一样的。当时重庆生活成本很高,物资奇缺,物价飞涨,一天一个样。今天大米三元,明天就是四元五元(后来发展到十几元,以至最后一元钱只能买到三五十粒大米了)。我们伙食标准低,我记得1939年刚到重庆时,每天伙食费不到一角钱,所以不敢吃贵菜和好东西。劳动群众和一般小职员生活也很苦。但国民党官僚和大资本家、大地主则非常奢靡,报纸上经常刊登“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以揭露和讽刺国民党的腐败和消极抗战。

办事处虽然物质生活困苦些,但精神文化生活是充实丰富的。办事处年轻人多,朝气蓬勃,抗日爱国的政治热情非常高,而歌声是最能反映这种热情的。我们经常唱歌,也像在延安一样,工作之余、开会之前、学习之中、点名之后都要高歌一曲,有时还进行比赛。经常是官兵同唱(叶参谋长、钱之光主任都常和我们唱),大都唱密切配合形势的抗日流行歌曲。

办事处还经常开展棋类和球类活动。那时同志们工作紧张,也为了安全起见,到外面参加文娱活动比较少,大都在内部组织开展一些活动。在会议室摆上个乒乓球台,休息时就打起来,还进行比赛。节日办的墙报专刊,比我们在延安时办的好多了。延安墙报虽然也经常出专刊,内容很不错,但版面一般都比较死板、单调、缺少彩色,我们称为“清一色”,而办事处的墙报就办得特别鲜艳,画面非常好看,每期都有几幅画、书法,花边也特别好看,我就和同志们一起剪贴过花瓶、花卉、人像、动物等。

除了上述活动,我们偶尔还听广播。办事处里仅叶参谋长楼上屋里有一部收音机,那时我们管它叫无线电。听到歌曲时,我们会的还跟着唱两句,当听到国民党反动宣传攻击我们,我们就愤怒地关掉,再把国民党臭骂一顿,反正在内部也不犯法。

 叶剑英参谋长的革命精神
  
叶剑英同志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是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身份出现的。他的工作特别繁忙和紧张,白天晚上会议都很多,有内部会,也有外部会,涉及到政治、军事、行政、思想各个方面的工作。他在工作中雷厉风行,其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及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白崇禧的斗争。1940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周副主席的秘书陈家康同志把六轮手枪给我,叫我跟叶参谋长到国民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公馆去执行一项任务。何应钦、冯玉祥、白崇禧公馆我都跟随首长们去过,但都是坐自己的汽车,这次不知什么原因,是白崇禧派车来接的。我穿着一件阴丹士林布改制的便服,和叶参谋长来到了白崇禧的公馆。我们进去后,白崇禧的卫士把叶参谋长请到楼上房间,把我带到了休息室。

我们是晚上7时左右去的,叶参谋长和白崇禧一直谈到了午夜12点多。我有些想打瞌睡,便在火盆里加了些木炭,又喝了点水,提了提精神,想上楼看看情况时,刚走到楼梯口,便听到叶参谋长与白崇禧发生争论。叶参谋长大声批评国民党破坏抗日,他说:“华北民军问题,据我们了解是你们张荫梧先打我们的。你们破坏抗战、破坏我根据地、扰乱我后方。”只听白崇禧无词地回答:“今天谈不成,以后再谈。”

叶参谋长临下楼时又重申:“华北民军问题是你们先打我们的。不信我们回去后再了解了解,究竟是你们先打我们,还是我们先打你们,总得弄个水落石出。”

第二天,叶参谋长接了白崇禧亲自打来的电话,又发生争论。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叶参谋长更据理批驳了白崇禧的诬陷。当时我正给叶参谋长送文件,听到他在电话上大义凛然地说:“我们了解了,你们先打我们,张荫梧进攻我太行区的八路军。你打我们,我们才进行反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嘛,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喽!我们八路军俘虏的人和缴的枪,人我们送返你们,枪支弹药不能送还。”让白崇禧气得摔了电话。

这一事件的原委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反共方针后,从这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派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分三路进攻太行区的八路军,被我军彻底击败。白崇禧在电话上向叶参谋长发泄不满和使用贼喊捉贼的惯用伎俩,被叶参谋长当即义正言辞地揭露批驳回去。

帮助我修改演讲稿。1940年元旦前夕,办事处同志们为了迎接新年,组织新年晚会,并推举雷英夫同志和我演讲。雷英夫同志有文化,当过多年参谋,经常写东西,并参加过演讲,不像我——文化程度比较低,打杂、搞勤务、当警卫,跑腿出力气我都不怕,拿枪扛炮、打仗也可以,唯独要写演讲文章、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可就难为我了。虽然过去也曾在小组会上和人少的场面发过言,或在讨论会讲讲话,但要在文化水平高、知识经验比我丰富的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许多首长和干部面前演讲,这不是班门弄斧又硬拉鸭子上架吗?!

叶参谋长等领导同志看我有些为难和担心,就鼓励我:“小翟,没什么嘛!都是自己人,讲讲也是锻炼嘛,咱们八路军不光武的强,文的也能拿得下,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一想也是,反正是叶参谋长和同志们交的任务,叶参谋长又很平易近人,一些干部也都是熟人,讲不好大家也不会见怪,就多多包涵点吧。于是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费很大劲作准备,也没写成文章,只写了个比较简单的提纲,除了前言后语,准备讲四个问题:第一,延安根据地的情况;第二,青年在艰苦斗争中学习;第三,前方抗战的大好形势;第四,加紧工作,随时准备上前线。一天,叶参谋长把我叫到他的楼上办公室,问我讲什么。我作了汇报,他仔细听后,帮我进行修改,加了几句,指出哪些问题怎么讲,叫我着重讲青年的学习、延安和抗大的学风。他还给我介绍了一些方式方法,比如注意联系实际,心里不要太紧张,要大胆、从容,放开些。又在我提纲上用红笔写划了一些重点。当时我认真地听,仔细地记,回来后又反复想叶参谋长的话。想着想着,鼓起勇气决心放下怯场的包袱。

第二天,也就是元旦前一天的下午,演讲会在办事处一楼会议室靠西边的一个大厅里举行。会场布置得非常热闹,笼罩着节日的气氛。台上摆了张桌子,前面坐着叶剑英、博古、钱之光等首长。大家都以欢欣喜悦的心情等待我们演讲。面对这偌大场面,我心里砰砰乱跳,想别紧张,可越想心里越乱蹦乱跳,就连嘴也似乎在颤动,腿好像在打哆嗦。我用很大的力量抑制着自己,演讲的声音断断续续,还有些结巴,讲到中间又把话题给扯远了,后来的一段,又卡了壳,几乎全忘了。我怕冷场太久,于是抛下卡壳的内容直接讲了最后部分,连接得也不好。讲完时,虽然是冬天,室内温度不高,但我手上和头上冒出了不少汗。

我演讲完后,大家还是热烈鼓掌,予以鼓励,叶参谋长还表扬称赞:“小翟,你讲的还可以嘛,以后多写多讲就好喽。”我说:“吓得我把词都忘记了一段。”

听到雷英夫同志有声有色、抑扬顿挫的演讲,又联想叶参谋长常常给我们讲话的情景,我深深觉得人必须要有文化、有知识,没有文化知识就不能做好工作、困难就多。从那以后,我学习的自觉性有了较大的提高。

开朗乐观,热爱生活。叶参谋长不但善于工作,而且开朗乐观、热爱生活。赋诗作词、摄影书法、音乐体育,他经常进行的几项活动,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叶参谋长在办事处喜欢打乒乓球,虽然球艺算不上顶尖。他常和雷英夫同志打,有时和我这个半吊子水平的对打。叶挺同志当时住在重庆国民党交际处,来办事处工作休息时,叶参谋长也和他打。

叶参谋长还喜爱摄影照相,他的摄影技艺那时在我眼里是很高的。他休息时经常携带照相机出去,在办事处也给我们照了许多。叶参谋长专为我照了好几张,大部分都洗印出来赠送给我了。我回延安时,将叶参谋长赠给我的照片和几张他的珍贵照片都珍藏着带走了,一直保存到抗战胜利。后来由于上前线,放在后方一位老乡家,全部遗失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感到很惋惜。

叶参谋长也喜欢赋诗作词,经常在工作间隙写上几段。我几次看到他晚间在灯下聚精会神地沉思作诗,遗憾的是我文化水平低,不懂诗词,没有注意学习收集和了解。办事处同志都夸奖叶参谋长的诗作,有的还请他赠诗。1940年我们办元旦专刊墙报时,就曾请他写一首。他欣然举笔,把他的诗作排在正上方中间,我还写了一篇小稿子排在诗的底下。

 董老崇高的革命品质和作风

  董老在办事处资历最深、年龄最大,我在重庆期间,他工作最忙,有几件事对我影响教育特别深。

团结名人,共同抗战。董老在重庆抓统战工作,与各方面联系都很多,来往信件也最多。董老特别能联系群众,在政界、军界、商界、文艺界、教育界都很有影响,到哪儿都有人找他,因此外出工作经常回来很晚,非常辛苦。

1940年初的一天,陈家康同志交待我一项任务,让我带枪跟董老出去一趟。吃完晚饭后,我穿上用毛主席在我来重庆前送我的一件棉衣改制的中山服,陪同董老从曾家岩周公馆步行到求精中学看望冯玉祥将军。

冯将军当时名义上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但实际上有职无权,情绪不太好。同时,他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很有意见。见董老来了,李德全女士(冯将军夫人)热情地说:“董老,您吃饭了没有?”我们回答:“吃过了。”她说:“没吃您就不客气,随便用点吧,今天到街上也没买到牛肉。重庆现在物资供应很差。”接着,李德全议论和批评了国统区日益恶化的经济情况。后来,冯玉祥将董老请到另一间屋子里交谈,我在外面房间执勤。他们谈得很热烈,一谈就谈到半夜。回来的路上,听董老说,对冯玉祥将军要多做工作,他和我党关系很好。

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董老是我党创始人之一,担负着重要领导工作,在重庆经手和可批经费物资的权力也很大。但他为革命怕多花一分钱,自己工作和生活都很艰苦。

董老和夫人何连芝同志及孩子、警卫员住在办事处楼下北头两间不大的屋子里。屋内陈设很简单,就是一张床,一个办公桌和能折的小饭桌及几把椅子,吃饭就坐在小凳子上。有时何连芝同志自己做饭或到办事处打点饭,吃的基本跟我们一样。

董老活动很多,有时一天要到好几个地方去开会或办事。重庆是有名的山城,抗战时期道路不好,交通不便,特别是雨雾天气时道路更不好走。可董老总是工作紧急时才坐办事处的车或坐公共汽车、黄包车,不太紧急时一般都徒步。由于国民党特务常常跟踪监视办事处同志的行踪,我们搞保卫的工作人员都担心董老的安全,我曾劝董老说:“您外出最好还是坐咱们的专车,不然……”董老总是插话说:“为抗战、为革命节约一点油、一分钱也好嘛!”他指着重庆国民党烧木炭的公共汽车说:“你看,没有汽油多困难呀,怎么抗战打仗啊?”我说:“我是怕……”“怕什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谅他们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公开的合法的机关,我也算是他们请来的。当然注意是要的,警惕也是对的,不过还不要怕。”

帮我改错字。董老对我们工作人员要求很严,特别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进步。我在办事处负责收发信件工作时,一次董老拟好一份电报,让我把电报送到重庆电报局发了(当时内部机要电报是从办事处自己的机密电台拍发,一般公事、群众电报都是从外部电报局发)。我当时怕把时间忘了,就在董老交待任务时,顺手用笔将董老交代的任务记在日历上:“腥期X发信”,将“星”写成了“腥”。董老看我写错了,便帮我改正,指出“星期”的“星”字是不带月字旁的,带月字旁的“腥”是腥臭的腥、血腥的腥,而星期的“星”是星星的星,恒星的星,并讲了两个字的区别,以及《说文解字》里怎么怎么讲的。我当时听不懂,只觉得董老真有学问,不愧为革命教育家。最后,董老嘱咐并鼓励我今后要多注意学习:学习就要挤时间,不挤时间就白白流逝过去了;学不进去时,就要钻,一天学会一个字、钻懂一个词,一年就是三四百个字和词,十年就是三四千个字和词。对于不会的字,多查找和使用字典。

从那以后,我就攒了点钱,在重庆买了一本小字典。后来尽管工作多次调动和频繁的战斗,我都把字典带在身边,字典成了我的老师。

 渴望学习  回到延安
  
我在重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工作了几个月后,于1940年2月返回延安。

我在重庆工作这段时间,深感自己文化水平低、知识少,不能适应工作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向钱之光主任作了汇报,向领导请示,要求回延安到抗大学文化。领导研究后批准了我的请求。过了几天,办事处派来三部汽车载人回延安,其中大部分是我党在外地工作的干部和去延安上学或投奔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还有少部分干部家属和干部子弟。车上除了人外,还装载了许多东西,主要是药品,还有一部分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物资、宋庆龄担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为我党筹集的物资以及通过云南等地转来的华侨援助我八路军的抗战物资。

回到延安后,我们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之后我又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主席专门派贺清华同志来叫我,我当即到主席住处。主席和我谈了好久,询问了办事处的情况,关心地问到外地同志的生活、身体情况。我向主席作了汇报:“重庆办事处同志非常想念延安的首长和同志,关心着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特别是主席您的身体和工作。此次从重庆返延安,许多同志都委托我向您问好,并托我给您带来一些东西。我这次给您带来了四川桔子、柑子、柚子、佛手。特别给您带来了喜欢研究和阅读的书籍和报纸……”汇报完后,主席关心地问:“作军,你回来干啥呀?”我报告说:“我还是去学习吧。”主席用亲切征询的口气说:“你还回到我这里工作吧!情况也比较熟悉,其他同志年龄稍大点,你稍小些。”我说:“这些年主席关怀我的学习,有些长进。但此次到重庆办事处工作,深感自己文化水平低,不能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很想到抗大去学文化。”主席沉思片刻说:“如果你学文化,到抗大就不如到边区师范了。”我说:“那可以。”于是主席提笔便给边区教育厅长、负责鲁迅艺术学院及边区师范领导工作的周扬同志写了封信:“周扬同志:我的警卫员翟作军到师范学文化,望予安排。”

第二天我到中组部办理了调动手续,拿着主席写给周扬同志的信,找到了他。周扬同志在信上写道:“董纯才同志:请分配作军同志到校学习。”董纯才同志当时是边区师范副校长。

到学校后,经过考试,我被分配到了五队学习。

作者/翟作军口述  官祥整理

原文刊载于2013年3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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