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的救国梦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6-06 17:58:01

  2013年4月11日,重庆市纪念卢作孚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西南大学举行。4月14日,合川区纪念卢作孚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在合川卢作孚广场举行。召开系列纪念座谈会、编印卢作孚画册、开放卢作孚故居、表彰第二届卢作孚贡献奖获得者等系列活动,是为了宣传卢作孚的业绩、弘扬卢作孚的精神。那么,卢作孚精神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熟知民生精神,即爱国精神、集体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和苦干实干精神。然而纵观卢作孚的一生,民生精神只是卢作孚精神的一部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和乡村现代化建设既是卢作孚一生的梦想,更是卢作孚一生的伟大实践。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无私奉献精神、改革创新精神、刻苦钻研精神,等等。
  
  1935年,卢作孚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中写道:“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而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是要从国防上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从交通上建设现代的铁路、汽车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从产业上建设现代的矿山、工厂、农场,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这些建设事业都是国家的根本。而建立现代的集团生活,更是建设一切事业以至于整个国家的根本。”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卢作孚的爱国、救国梦,窥见卢作孚的现代化思想和理念。
  
  加入同盟会——践行革命救国梦
  
  卢作孚自述其生平时说,18岁便在社会上奋斗。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现重庆市合川区)县城北门外杨柳街。家世清贫的他,小学毕业即在家自学,刻苦钻研中外数学后,还编印了数学教材。当时的中国,备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满目疮痍。面对国难,卢作孚满怀爱国激情和救国抱负,于1910年加入孙中山创办的、以推翻清王朝和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己任的同盟会。
  
  卢作孚加入同盟会,并非心血来潮。辛亥革命前夕,卢作孚就开始研读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进步的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他最欣赏孙中山的著作。孙中山的民有、民治、民享理想和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和主张,令卢作孚十分振奋和向往。他常把学习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刊登在报刊上。这些文章引起了成都同盟会会员的注意,他们按通讯地址找到卢作孚,惊讶地发现,卢作孚竟是一位青葱少年!而在其稚嫩的外表下,又潜藏着深邃的思想和远见卓识。在同盟会会员的引荐下,卢作孚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四川保路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卢作孚四处活动,奔走呼号,与成都的广大群众一起投身这场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民主革命。1919年,卢作孚又满怀热情投入到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在《川报》上发表了许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社论和专文,报道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消息。
  
  创办通俗教育馆——践行教育救国梦
  
  “人人皆有天赋之本能,即人人应有受教育之机会”、“受教育应为人类之全体,不应复为少数”,卢作孚强调教育的普及,重视初级教育和扫盲。“中国缺乏技术人才,尤更缺乏管理人才,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则所有社会的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企业即学校,且是最实际的学校”,卢作孚强调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的主要途径放到企业中去。“学校不是培育学生,而是教学生如何培育社会”、“学校培育人才,不是培养他个人成功,而是培养他做社会运动,使社会成功”、“中国没有出路、社会没有出路,青年哪有出路”,卢作孚高度重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无论是初级教育、职业教育还是民众教育,都是卢作孚教育救国梦的充分体现。
  
  1921年初,卢作孚应杨森(时任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尹)邀请,到泸州担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他先在泸州的白塔寺创办了通俗教育会,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民众教育活动。然后进行新教育试验,改编教材,废除旧的教育体制。期间,他常与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萧楚女、恽代英等探讨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到一年时间,“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的赞许声传遍整个四川。
  
  “一个通俗教育馆本是一桩寻常的事业,然而曾经借这试做一种新的集团生活的试验,颇吸引当时在成都的各界朋友的兴趣,无论其为有知识或无知识的,无论其为头脑很新的,或头脑很旧的,这都是空前未有的活动,而证明是成功的。”1924年,卢作孚在杨森支持下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进行社会改革的第一个试验。通俗教育馆馆址设在成都少城公园内(现在的成都人民公园),当时公园一角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周围,又脏又乱,到处都是走江湖、卖打药和唱猴戏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卢作孚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建设。在他的组织下,通俗教育馆出现一月一变化、一周一变化乃至一天一变化的奇迹——一天内改换新的桥梁,一夜间换10个陈列馆的陈列品,几天堆起一座土山,10天建起一幢房屋。建成后的通俗教育馆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公共运动场、音乐演奏厅、动物园和游艺场。这里常举行科学、教育及社会改革的讲演会,举行中、西音乐演奏会,到通俗教育馆参观的人,最多的时候数以万计。通俗教育馆不仅是一个活跃的、生气勃勃的政治、科学、文化、艺术和游览中心,丰富了民众生活,帮助人们增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是卢作孚理想中的新的集团生活的一种模式——社会各阶层的人集中在这里,忘我地从事建设和为公众服务。1925年8月,卢作孚辞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职务。成都通俗教育馆从1935年1月起改为成都市民众教育馆,一直维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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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民生轮


  创办民生公司——践行实业救国梦
  
  1925年,是卢作孚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工作者;而在这之后,他成为同时兴办实业和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改革实践者,成为践行实业救国梦的探索者。
  
  1925年,卢作孚开始创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探索实业救国之路。他创办实业为什么首选航运业,这得从1914年的一段往事说起。
  
  1914年,卢作孚独自一人从重庆乘“蜀通”轮到上海,目睹了长江航运的景象。令人愤慨的是,当时整个长江之上,几乎都是悬挂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挪威、荷兰、瑞典等国国旗的轮船,而且舱位分几等,不同舱位有不同的待遇,普通的中国乘客坐统舱,在船舱的最底层,人格、地位也属于最低下。卢作孚决心要改变这一状况。1925年,在办通俗教育馆后期,卢作孚萌发兴办实业的想法。当时四川的交通状况十分落后,没有铁路,没有好的公路,通往省外的通道只有长江,因此,卢作孚有了兴办航运的设想。
  
  当时,长江上游航运几乎完全由英国太古、怡和及日本日清等外国轮船公司控制,中国轮船虽有20多艘却分属二十几家公司,均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写道:“当时正是长江上游航运十分萧条,任何公司都感到无力撑持的时候,而不是在航业有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始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尽管创办民生公司的环境如此恶劣,卢作孚还是以创新的精神,制定兴办航业的计划,提出“航业应作新的试探和新的试验”,“不应在原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中,去与正在失败的同业竞争,以加速其失败”。因此,他决定在嘉陵江上开辟过去从未行驶过轮船的、从重庆到合川之间的短航。
  
  1925年8月,卢作孚回到合川,广泛联络合川的乡里士绅,进行公司的筹备。10月11日,他在合川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会议决定,为兴办实业和成立航运公司募集资金2万元,分40股,每股500元,由各发起人负责,分头劝募。募股工作并不顺利,十几个发起人本身都没什么钱,向老师、同学、朋友劝募,也只能几个人合起来凑成一股。尽管如此,卢作孚并不气馁,四处奔走,勉强募集一些股额后,即在合川设立公司筹备处,并任主任,继而到上海订造轮船和购买发电设备。
  
  根据嘉陵江水浅流急的特点,卢作孚反复与上海各造船厂研究讨论近两个月,最后委托合兴造船厂制造载重70吨、长75英尺、宽14英尺、深5英尺、吃水较浅、马力较大、专做客运的小轮。小轮的造价需要3.5万元,而筹集的股金仅8000元。卢作孚决定先付3000元作为定金,另花5000元为合川电厂购买发电设备,以最快的速度在合川建立一座柴油发电厂,使合川成为四川最早用上电灯的县城。
  
  然而,由于川江航业萧条,看到一些华商轮船公司相继倒闭,原来已经认股的股东不愿缴纳股金,这对本就资金缺乏的卢作孚来说真是雪上加霜。最后,还是由卢作孚的老师、时任合川县视学(相当于县教育局长)的陈伯遵通过借贷教育基金解决了最困难的资金问题。
  
  1926年6月10日,民生公司创立会召开,确定公司的名称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宗旨,由卢作孚担任总经理。“民生”来自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实业”表明民生公司从事的不是一个单纯经营航运的事业,而是一个以发展实业而救国为目的的综合性事业。
  
  1926年7月23日,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民生轮”从合川满载乘客到重庆,开始了川江航运史上从未有过的定期客运航行。从这天开始,卢作孚废除了中外轮船的买办制,实施现代的经理负责制。1930年起,民生公司先后并购一批华商轮船公司,逐步成为最大的民族航运公司。在众多外国轮船公司针对民生公司的联合“围攻”中,卢作孚以民族精神和优质服务,战胜且最终兼并了主要的外国轮船公司。至抗战前,民生公司已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轮船公司。
  
  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在抢运物资和人员及支前运输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运送出川的部队和壮丁达270余万人,物资数十万吨,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共有16艘轮船被炸沉炸毁,69艘船被炸坏,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因伤致残。卢作孚因抗战作出的突出贡献,先后被授予二等卿云勋章、三等采玉勋章和胜利勋章。
  
  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的航线从长江延伸到中国大陆沿海、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国和日本。到1949年,民生公司拥有江海船舶达148艘,员工9000余人,拥有多家造船厂、发电厂、码头、港口和仓库;涉及投资银行、保险、钢铁、机械、纺织、煤矿、水泥等60余项实业。
  
  北碚乡村建设——践行乡村现代化建设梦
  
  “今天以前没有举办的事情,把它举办起来……我们要提倡的事业意义却不同,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痛苦,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要赶快将这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这是卢作孚《乡村建设》和《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中所蕴涵的乡村现代化理念,而乡村现代化是为了国家现代化。
  
  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军阀割据,内战不绝。地处嘉陵江畔的北碚,辖区内山岭重叠,地势险要,兵痞盗匪沿江行劫,致使河运梗塞,商旅难行,交通困难,民众苦不堪言。1927年以前,北碚是一个破烂的小乡场。几条小街杂乱无章,街道阴森黑暗,特别是狭窄的街心还横着一条臭水沟,满街臭气熏天,一下大雨,臭水沟堵塞,垃圾、污水四溢。整个北碚没有一座正规厕所,只是在场口、街口和房屋背静处埋一口大缸,上面搁两块木板,前面围以篾席,就权当厕所。紧靠嘉陵江街边的一条主街因摆放9口大尿缸而被人们戏称为“九口缸街”。这些散布在市街的大大小小近百口尿缸,成了蚊蝇孳生、传播疾病之地。整个乡镇没有工厂、作坊,而烟馆和赌场则比比皆是。
  
  1927年2月15日,卢作孚担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嘉陵江三峡地区防务局”(俗称北碚峡防局)局长,便以建立安宁的社会秩序为第一步。为肃清匪患,他带头剿匪,在辖区内严禁烟、酒、嫖、赌。为提高民众素质和丰富群众生活,他创办峡区实用小学、北碚兼善中学、中国西部第一个科学院,创办消费合作社、嘉陵江日报社,修建图书馆、运动场,创办民众俱乐部,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众教育活动,并成立嘉陵文化基金会,支持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此外,还创办了北碚地方医院——一所看病不花钱的医院,修建了北温泉公园、平民公园(今北碚公园)、西山坪植物园。
  
  与此同时,卢作孚精心设计规划,整顿北碚市容,以青岛的建设为蓝图,修建街心花园,种上从上海带回来的法国梧桐,使北碚有了花园城市的雏形。这些“巢”的建立引来无数的“凤”,抗战期间,来北碚的科研机构和教育机构达18所之多,名人荟萃,北碚因此被誉为“小陪都”。
  
  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1927年,卢作孚在峡防局内部成立了一个工务股,先后办石印社、织布厂。同年8月,促成合川、江北两县与煤业有关的人士共同筹组北川铁路公司,仅用一年时间,即完成水岚垭至土地垭一段长8公里半的窄轨铁路,正式通车运煤。这是四川的第一条铁路,也为当时北碚经济发展解决了交通瓶颈问题。1930年9月,工务股改组为三峡染织工厂,抗战时期,该厂与常州大成纺织印染厂合组为大明染织公司。1933年10月,卢作孚促成北川铁路与沿线五个较大的煤厂合并成立天府煤矿公司,抗战时期,该公司与河南中福煤矿公司合组为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天府煤矿自行研制出三台火车头,开创了中国铁路机车制造先河。抗战期间,天府煤矿和三峡染织厂为军民提供了战时后方大部分的能源和被服供应。除此之外,卢作孚还领导创办了北碚农村银行,兴建了惠利火柴厂、富源水电厂、西山坪畜牧场、西山坪农场、利民水泥厂等,为北碚地区工农业及科学、文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乡村建设,人才是关键。彼时,卢作孚“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的理念镌刻在北碚公共体育场东端的新营房两边,激励着北碚青年。峡防局先后招收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500多人受训,这些人成为北碚各单位、厂矿骨干的主要来源,他们白天做本职工作,晚上担负民众教育的责任。根据需要,卢作孚还从各地寻求人才支持北碚的乡村建设,如邀请法国人傅德利担任昆虫研究员,丹麦人守而慈担任北川铁路总工程师,曾留学国外的唐瑞五担任北川铁路工程师等。卢作孚以身作则,冬季带头到嘉陵江边进行冷水浴,以培养青年坚强的意志、铸就健康的体格,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和生活习惯。
  
  北碚,这个曾被称为“歹徒乐园”的地方,从1927年卢作孚开始建设起,三年即闻名全川,四年闻名全国,抗战时期甚至闻名全世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乡村建设杰出代表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到北碚参观后,对北碚的建设赞叹不已。196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国人物传记辞典》关于《卢作孚》的简传中,将彼时的北碚称为“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作者/罗高利
  
  原文刊载于2013年3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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