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长安:救亡图存的兵工脊梁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6-06 17: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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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第二十一兵工厂供应抗日前线的杀敌武器

 

  “战以止战,兵以弭兵,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这首由郭沫若作词、贺绿汀谱曲的厂歌,从1932年起一直传唱至今。虽然歌名已多次更改——从《金陵兵工厂厂歌》、《第二十一兵工厂厂歌》到如今的《长安之歌》,但这首创作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的进行曲,正是烽火岁月中长安人坚强不屈、奋勇拼搏的精神写照。

艰难西迁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全民抗战的历史篇章。“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日寇侵略矛头直指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日机每次空袭南京时,都会经过金陵兵工厂上空,并屡次在此低飞盘旋,投弹扫射。8月19日、20日和25日,兵工厂连续三次遭到轰炸,炸死炸伤多人,部分厂房设备被毁。

面对敌人的暴行,厂长李承干在激励全厂职工同仇敌忾的同时,一面加强厂内防空并进行人口疏散,一面组织职工昼夜赶制军火支援前方将士, 并派得力人员彻夜赶修前方送来的有故障的枪支和火炮等武器。一股前所未有的激情在大家胸中燃烧着,全厂职工众志成城,昼夜坚持生产,以实际行动奋起抗敌。上海保卫战中,我军两门150mm榴弹炮发生故障,金陵兵工厂工程师赵国才带人彻夜抢修,使重炮及时恢复战斗力。9月初,技师房俊卿、孙振东二人前往江阴要塞赶修重炮,返厂途中不幸遭遇日机轰炸,双双殉职。李承干在1947年回忆当时的情景道:“吾人目击其残暴行为,热血愈为沸腾,鼓舞奋发,不分昼夜照常工作,诚有一心报国,视死如归之慨……”

11月12日,上海失守,南京告急,金陵兵工厂已无法在秦淮河边继续维持生产。1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达了金陵兵工厂西迁的命令。命令下达当日,李承干即派遣成本计算课长黄兆瑄飞往大后方重庆,在兵工署重庆办事处协助下, 先后购得重庆江北已经停办的裕蜀丝厂与燮和火柴厂厂址等地块,并立即着手修缮厂房, 准备接应迁运到渝的机器设备和职工。为迅速完成西迁工作,厂里成立了专门负责迁运工作的机构,由李承干亲自指挥。

时间非常紧迫。当时,南京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商团体和大专院校均在紧急搬迁,广大市民纷纷逃难,社会上人心动荡、秩序混乱,交通工具更是极度缺乏,这给金陵兵工厂的搬迁造成了极大困难。李承干和负责迁运的人员日夜奔波于厂区、下关长江码头与火车站之间,交涉运输车辆和船只的使用,并督促设备与物资的装运。经过全厂职工16个昼夜的紧张拆卸和装运,4300多吨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6000余幅防毒面具、若干军火,以及从前线运回待修的18门大炮,经过拆卸、装箱、编号,最后终于全部装上4辆货车、30辆卡车、6艘轮船和6只木船,分头运出南京。负责帮助兵工厂运送物资的,主要是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时任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卢作孚,为配合抗日国策,投入到艰苦的抗战运输中。与金陵兵工厂商谈签约后,他急调民生实业公司载重500吨级的“民本”、“民风”、“民元”、“民权”等轮船至芜湖,于此装船运至重庆,并于限期内提前完成任务。

11月下旬,职工陆续离开南京,值此非常时期,工厂仅能发放给每个职工10元钱(旧币),让其设法赶赴汉口,再集中组织西上重庆。眼前寒风凛冽、船少人多、秩序混乱,职工不得不另雇小船摆渡。当时,货舱里、甲板上,人群拥挤;在下关码头和火车站,许多无法随亲人西上的家属,呼天唤地,痛不欲生。李承干带领剩余职工向工厂大门三鞠躬,洒泪告别付之心血多年的金陵兵工厂,随后登轮船溯江西上。他在《抗战中服务兵工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国破家亡之痛,猛袭亿万人之心,当同人离京之日,江干与车站之哭声震耳,不能挈将西上之眷属,痛极号跳,呼天抢地,此别无殊锥心,旅人千百均深蕴悲壮之情绪,萧萧易水,其景差复相同……”12月6日,最后一批留守人员将兵工厂库存的70多吨铜料、钢材、毛坯和半成品等装上雇来的两只木船,沿江而上,此时离南京沦陷仅10余天。

从南京到重庆,水路数千公里。由于航道艰险,又是逆流而上,船行迟缓,加上日机经常低空轰炸,西迁的路途可谓艰难重重。但抗战到底的决心促使职工们迸发出强大的力量,克服了途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没有任何起重设备,卸船装船时,从水压机到元钢棒,就用滚木、扁担、绳索等工具,靠人力一点一点地搬运;船行缓慢时,职工们就主动跳到河里,帮助推船或是上岸拉纤,他们光着膀子、打着赤脚,以各自的不同方言口音,齐声喊着统一高亢的劳动号子,将重载的船只一寸一寸拖过浅滩。三峡航段当时没有航标系统,最险峻的地段全靠职工们硬拉过去。在饮食不继、伤寒流行的困境中,人人皆是一身泥水、两脚水泡,很多人永远倒在了西进的征途上……当装运主机的木船行至万县时,再次遇到敌机轰炸,船被炸翻,工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那些被视作命根的机器——因为那是恢复生产的希望啊!大家纷纷跳进河里,很快将机器抢救上来。

在西迁的路上,职工家属也同样艰辛。因为出发时船只有限,只够运送机器和工人,全厂500余名职工家属只能自行离开南京。虽然从南京到重庆原有汽车通行,但由于当时逃难的人太多,道路拥塞,而所发的路费并不够坐车,家属们只得背上包袱,牵着儿女,硬是一步步地从南京一直走到了重庆。

对金陵兵工厂的职工而言,重庆是一块陌生的土地。这里丘陵起伏,乱石成堆,建厂困难很大。新的厂址虽然总面积尚不及金陵兵工厂1934年至1936年扩建时征地的1/5,但紧靠江边,又邻近电厂与自来水厂,位置还算理想。厂里在簸箕石江边搭建了一个200多平方米的席棚作为职工食堂。在恢复生产以前,职工没有工资,每人每月只有区区6块钱伙食费。带眷职工只得租赁民房居住,或在官山坡坟地自搭茅棚安身;单身职工500余人则挤住在靠近江边原丝厂的一个旧仓库楼上,同为单身的厂长李承干也曾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垫谷草、睡地板。

国恨家仇、离乡之痛、思亲之苦、环境之劣,种种情绪交织着,大家都心怀一个共同的目标——早日复工,多为抗战出力。全厂按地段划分区域,由各分厂主任负责组织职工修建厂房,安装机器设备。职工们积极想办法改进技术,机器设备随到随装,全厂数百台机器设备于1938年2月底就安装完毕。

1938年3月1日,工厂召开庆祝大会,宣布恢复生产。同时,奉兵工署之命,更厂名为第二十一兵工厂,对外称“重庆37号信箱”或“宁和茶社”。此时由南京陆续来到重庆的职工已达1000多人,工厂又新招了一批职工。4月,刚刚恢复生产的第二十一兵工厂就打响了生产重机枪的战斗,当月即生产了40挺马克沁重机枪。如此速度完成工厂西迁,并率先复工生产,以至于当时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初不置信,后亲临厂里巡视,疑团尽释。

重庆《新华日报》在当年11月26日发表的社论《开发后方与建立国防工业》中,以第二十一兵工厂的迅速搬迁和复工为例,阐明“经济建设工作应当以国防工业为第一重要”和“轻重武器生产急不容缓”的主张,社论用较大篇幅赞扬了李承干的功绩和他坚忍不拔的精神。

在烽火遍地、满目疮痍的战争环境下,大批工厂将数以万计的机器设备、材料物资和数万名职工内迁至地处西南的重庆,并渐次恢复生产,是一项极端艰难复杂的浩大工程。在西迁的兵工厂中,金陵兵工厂的西迁和复产进度最快、损失最小,且生产成绩最为显著,在大后方传为佳话。这是中国兵工战线上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个突出事例,表现了金陵兵工厂全体职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顽强意志,是长安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众志成城为抗战

  在重庆,远道而来的第二十一兵工厂职工不惧环境险恶、生活困苦,夜以继日地加紧生产杀敌武器,为抗战前线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为我国近现代兵工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内迁重庆后,第二十一兵工厂通过建分厂、接收其它兵工厂等措施,规模不断扩大:1938年7月,接收了汉阳兵工厂步枪分厂1000多名职工及300多部机器,次年1月步枪厂开工,生产汉式步枪;1939年1月,接管第二十兵工厂轻机枪厂,生产捷克式轻机枪;同年3月,接收兵工署从德国购得的一批制造炮弹的半自动设备;4月,接收了重庆武器修理所,合并于轻机枪厂内。此外,还先后在云南安宁县始甸村建立了安宁分厂、在四川兴文县袁家洞构筑了准备应付敌机轰炸的岩洞厂房、接管了第四十兵工厂的綦江分厂等。至1945年,总厂职工已增加到9449人,连同分厂,共计14349人;总厂厂区也在不断扩展,到1947年底,厂区面积达1256.5亩,厂房60000平方米,附属房屋870000平方米;拥有机器设备3500台,主要产品19种,逐步成长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兵工企业。

由于国民政府对兵器工业的扶持和抗战前线对武器弹药的大量需求,第二十一兵工厂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通过对工厂管理机构的完善和管理人员的任用以及工人技术的提高,第二十一兵工厂在这一时期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据统计,从1938年初到抗战胜利,第二十一兵工厂为前方抗日将士提供各种型号的机枪27900余挺、迫击炮7760门、步枪293300余支,此外还有其他十多种轻武器和大批弹药。

即使迁至后方,处境依然十分危险。在1940年和1941年日机对山城惨绝人寰的大轰炸中,第二十一兵工厂被轰炸、骚扰14次,部分厂房机器被毁,7名职工殉难,36名职工及家属被炸伤。厂长李承干昼夜操劳,一面到职工住地慰问,一面到生产现场指挥。当步枪生产厂房被毁时,职工群众一起连夜抢修,争着抬料盖瓦、修墙补柱、检修机器,而防空设施抢修、线路维护、伙食供给等战线上的职工也临危不惧,出色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第二十一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不仅源源不断地补充给前线部队,满足了对日作战的需要,而且超额完成兵工署下达的任务目标,成为战时后方首屈一指的综合性兵工厂。抗战烽火中,这个当时后方最大的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约占全国兵工厂武器总产量的60%以上,单是步枪,每个月的产量即可装备一个师。同时,其技术、产品结构不断改进,特别是在枪、炮、常规弹药生产和革新方面,更是成绩斐然。如汉式步枪改为中正式、轻重机枪零件互换性的改进、120mm迫击炮的研制投产等等,都为杀灭敌寇增添了力量。

为了褒奖第二十一兵工厂在战时兵工生产方面的杰出贡献,自1939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曾先后为李承干颁发4枚奖章和勋章。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谈到战时军火生产的重大贡献时说:“八年浴血抗日战争,艰苦备尝,我们的兵工厂支援了十大战区、320万部队所需的武器、弹药供应,俞大维领导的兵工厂,尤其是第二十一兵工厂李承干厂长及全体员工们,对国家的贡献是无法估计的,应予传令嘉奖。另俞大维署长及李承干厂长从优叙奖。”抗战胜利后,中国工程师学会还为李承干颁发了金质奖章,在中国曾获此殊荣的有詹天佑、茅以升等著名工程技术专家,李承干是获此奖章的第八人。

对于李承干的才华,蒋介石深为赏识。为争取他加入国民党,蒋介石可没少费心。当年,蒋介石准备提拔李承干为兵工厂厂长,但按照规定,这一职位必须由国民党党员担任。于是,蒋介石先出面找李承干谈,但被拒绝了,李承干说,“我不相信党派,我是无党派人士。要我入国民党,那我干脆不当厂长了。”蒋介石知道李承干最听老师的话,又请他老师出面做工作,而一向遵从师命的李承干依然坚定地回绝。他宁肯不当厂长,也不愿加入国民党。然而,兵工厂离不开李承干,不得已,蒋介石只好专门为他下了个文件,变通规定“技术人员应笃信三民主义,不必一定入党”,才破解僵局。其实,在抗战后期,李承干已成为周恩来和李维汉秘密发展的中共特别地下党员,并做了许多掩护进步人士的工作。在他的保护下,厂内共产党员黄致祥、陈昌茂、李友松等人和外围组织同志都得以及时脱险,免遭敌人杀害。

 黎明前的护厂斗争

  抗战胜利后,李承干向兵工署建议第二十一兵工厂转产民品,但未被采纳。1947年3月5日,不愿为内战生产武器的李承干,以年龄和身体等原因为由,正式辞职赴美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承干任国家计量局首任局长。

李承干辞职后,第二十一兵工厂厂长一职则交由第二十一兵工厂主任秘书俞濯之接任。

俞濯之,1933年7月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机械制造系后,受聘为英国一家特殊钢具厂工程师,后赴上海信昌机电公司工作,待遇不菲。因钦佩李承干廉洁奉公、锐意革新的精神,仰慕他领导下的金陵兵工厂那一群不图名利、一心为公的创业者,便写了一封自荐信,到南京进了金陵兵工厂,并受到了李承干的亲自栽培。1947年3月,全厂数千职工在大操场举行了欢送老厂长和欢迎新厂长大会。

1949年春,国民党当局眼见大势已去,下令把重庆兵工厂的主要设备迁往昆明,其目的是借搬迁将旧中国仅有的一点制造轻武器的精华设备全部毁掉。当时预定搬迁的有第二十一兵工厂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炮弹引信生产及热处理、发电等重要设备。为保护这些军工生产资源,以俞濯之为首的工厂管理层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们一方面联合重庆其他兵工厂,共同据理力争,另一方面抓住国民党当局没有足够经费和运输工具这一要害大做文章,把设备的运输吨位大大加码,使得搬迁计划因为各兵工厂的反对和经费及运输工具的紧张而最终流产。

为保护工厂,俞濯之组织人力,将厂区的几十吨做炮弹用的炸药及时转移到远离工厂的山地,清除了一大隐患;同时,组织员工暗藏了精密机床、仪器工具、贵重材料、图纸资料,以及粮食、银元、步枪、子弹等。还建立防护团保护工厂,并提出“工厂就是工人的饭碗,工人离开工厂就活不了”等口号,动员全厂员工共同护厂。此外,他还和第十、第二十、第五十兵工厂厂长暗中联络,必要时相互提供武器护厂。

10月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继取得渡江战役胜利后,陆续解放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国民政府不得不宣布再迁重庆。此时,护厂斗争已进入最紧急阶段。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从台湾空运来特工破坏队2000余人,妄图炸毁重庆各大兵工厂。中共重庆地下党十分重视重庆各大兵工厂的护厂斗争,专门派出在第二十一兵工厂工作的地下党员赖宗渝做俞濯之的工作。赖宗渝向俞濯之表达了党组织的信任,要求他团结全厂员工,保护好工厂。为了保卫工厂,第二十一兵工厂广大员工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和厂长俞濯之的组织下,与国民党特工破坏队斗智斗勇,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

此时,狗急跳墙的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实施破坏重庆各兵工厂、发电厂和大屠杀的罪恶计划。11月28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强行派遣交警总队接替兵工厂内的警务,加派特务进驻兵工厂,并下令各工厂停工,以便实施爆炸工厂和屠杀职工的计划。从这天起,反动军警荷枪实弹守候在第二十一兵工厂各条道路两边,用枪口和刺刀对准进出车间的职工。与此同时,他们将装有TNT炸药的木箱堆放在重枪厂、步枪厂和工具厂各车间墙外及厂内一些防空洞口,整个厂区弥漫着恐怖气氛。

11月29日凌晨5时许,国民党稽查易泽夫带着几个士兵来到俞濯之家,要求他撤掉厂里的警卫队,命令工人离开工厂,并集合护厂大队人员,解除武装。关键时刻,俞濯之采取拖延战术,先是说厂区辽阔,上百岗哨分散,集合起来要几个小时;后又说至少要半天,还要找到大队长才能传达命令;接着又拿起电话,这问问那问问,似乎怎么也找不到大队长。就这样,他尽量拖延军警特务们实施炸毁工厂计划的时间。很快到了中午,解放军的炮声已越来越响了,军警特务们坐立不安,自己找借口溜走了。

与此同时,在工厂内外,一场护厂斗争在全厂范围内展开。国民党特务向第二十一兵工厂厂区各要害部门伸出毒手,重枪厂是重要目标之一。但那里的工人早已严密设防,自行组织护厂队,从厂大门起层层守护,筑起了一道道坚强的防线,阻止敌特进厂和接近厂区放置炸药。步枪所老工人吴坤山、余兴发、徐龙华一起与军警特务周旋,使步枪所里堆放的147箱炸药未能安上雷管火线,没有爆炸;守门工人万东康紧闭修枪所大门,当大门遭军警特务砸开后又拒绝为敌人搬运炸药,被打成重伤。万东康的义举拖延了时间,军警特务虽在修枪所内放置了炸药,但还没来得及安装引信,就在解放军进军重庆的密集炮火声中慌了神,仓皇逃去。

然而,工厂的大板桥药库以及工具所、发电所的部分厂房和设备,还是被军警特务炸毁。特别是大板桥药库的爆炸中,刘家台、简家台一带房倒屋塌,死尸遍地,令人惨不忍睹。工厂职工20人、家属63人被炸死,59人受伤;职工房屋240户被全部炸毁,300户部分被毁。

第二天上午,人民解放军尚未进厂。为保护工厂安全,厂里发放了近百支步枪给工人护厂队。同时,一直与国民党军警特务周旋的原工厂警卫队也回到了工厂,他们一起相互配合守卫工厂,严防国民党散兵游勇的破坏。

当时,厂区到处堆放着炸药箱,一些TNT药箱的封条已被触动过,不知道有没有放入定时引爆物。这600多箱炸药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险情尚未排除,考虑再三,厂长俞濯之认为只有将炸药箱全部投入不远的江中才最为稳妥。指令下达后,老工人吴坤山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率先搬走一个炸药箱。此举带动了现场的员工,大家齐心合力扛起炸药箱奔向江边,放入木船,再将木船推入江心,把炸药箱投入江中。很快,国民党军警特务放置的600多箱炸药被彻底清除了。

最终,在中共地下党员和全厂员工舍生忘死的护卫下,除大板桥药库被毁、发电所和工具所遭到局部爆炸破坏以外,工厂主要生产厂区和设备均得以保全。至此,工厂的护厂斗争取得了胜利,第二十一兵工厂基本完整地交到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手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兵工的一支强大力量。

继续书写保家卫国的传奇
  
重庆解放后,第二十一兵工厂和从湖南株洲迁至重庆的第十兵工厂等企业迎来了新生,发展道路蒸蒸日上。20世纪50年代,第二十一、第十兵工厂分别改名为国营四五六厂(即长安机器制造厂)和国营一五二厂(即江陵机器厂),隶属重工业部兵工总局西南兵工局领导,后两厂合并成立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满怀希望的长安拥有着实业强国的梦想,致力于发展生产,为国家建设尽心尽力。

20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党的一声令下,四五六厂职工纷纷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加紧生产,日夜苦干。“一切为了抗美援朝!”成为当时的战斗口号。

1951年6月初,工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潮。职工生活虽然还相当困苦,但大家热情极为高涨。全厂近万名职工及1万多名家属在《和平宣言》上签名,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家家订立了《爱国公约》。有的献出首饰、现金,有的义务赶做军大衣、军鞋,有的在工余时间举办义卖活动,所得全部捐献。当时,全厂职工及家属为志愿军共做军鞋两千多双;捐献的现金、物资共值6.13万元,超额50%完成了上级下达的“抗美援朝”捐献任务。

那时,全厂职工的胸膛里燃烧着一团革命的火焰,大家齐心协力,为祖国的安宁、为打击侵略者甘愿奉献,以此为荣。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这期间,四五六厂共生产步枪4510支、重机枪212挺、轻机枪1338挺、迫击炮618门、迫击炮弹12万多枚、手枪31200支。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制造事端。到1969年,苏军竟对中国边境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发动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面对苏军的步步紧逼,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珍宝岛事件由此发生。中苏边境、中蒙边界附近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民兵进入了紧张的战备状态。在这场战争中,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当时的“秘密武器”——“冰雹”火箭炮,其中坦克T-62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当时,特别是在反坦克火箭炮上,我方的火箭炮由于天气、地形等诸多原因打在苏军的坦克上基本上都是直接跳弹,起不了多少作用。兵器部经过连续几夜的研究,设计出了一种可以套在装甲弹上增加摩擦力的防滑帽。火箭炮的炮头套上这种防滑帽,打在坦克上就被吸住了,从而发挥威力。

时不可待,草图设计后就须立马落实生产。1969年3月的一天,一五二厂做技术设计的张大贵接到通知——重庆军管会有请。当时,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部队。还未来得及落座,领导就给他倒了杯茶。当张大贵正纳闷之时,屋子里进来了几个穿军装的人,他们进行简短介绍后就展开了一张图纸——原来是关于防滑帽的设计草图。就着草图,他们向张大贵和其他几名技术人员讲解了防滑帽的设计原理。这时,张大贵才知道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想到自己身处大西南还能为远在东北的战争出一份力,他非常激动,边仔细地聆听边思考。这次草图讲解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上,结束之后,张大贵就带着草图急急忙忙地往回赶。

回厂之后,张大贵立即带领厂里的一群技术工人开始设计防滑帽生产图纸。经过3天3夜的不眠不休,张大贵拿出了设计图。之后,厂里面的所有工人都上线开工,四五六厂也加入到防滑帽的生产行列。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很多员工都自愿来到岗位,他们加班加点地生产出了10000枚防滑帽。

带着职工们的心血与希望,这些防滑帽被紧急运送到前线,经过战士们的演练,证明其绝对可以用来打击苏军坦克。在这场战争中,我方军队顶住了苏军的炮火急袭,击退了其多次进攻,保卫了珍宝岛。打瘫的苏军T-62型坦克被中国边防军缴获,成为苏联侵略中国领土的铁证。

珍宝岛战役结束后,兵器部给一五二厂和四五六厂发来表扬信,高度评价了其生产的防滑帽。为庆祝珍宝岛战役的胜利,一五二厂全厂职工集体放假一天,整个厂区都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兵器部火箭炮防滑帽的运用,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对中国常规力量的实力也有了新的评价。而作为拥有兵工血统的四五六厂和一五二厂,又一次在保家卫国的诗篇中书写了传奇。

作者/吴佳佳

原文刊载于2013年2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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