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英勇就义的省委书记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6-05 17:51:18

  傅烈原名见贤,化名贺德、贺泽等,1899年8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上顿渡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7年秋,他考入九江南伟烈教会大学,1920年赴法国留学,投身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巴黎直属支部书记、旅欧总支部委员。1924年,傅烈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受中共旅欧支部派遣,与聂荣臻、蔡畅等人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从此,他由一个普通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尽心协助第三军政治工作
  
  1925年夏,傅烈从苏联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协助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开展政治工作。
  
  第三军是在军阀部队滇军基础上改编的。为了有效地改造这支军队,朱克靖和傅烈共同商量,决定采取三条措施:一是把新来的一批共产党员,委派为各团、营政治指导员,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二是开办第三军军官学校;三是定期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他们处处以身作则,很快促使该军出现了新的面貌。
  
  1925年10月间,盘踞海南岛的军阀邓本殷,依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乘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之机,进犯西江,直至江门,危及广州。为了铲除障碍,巩固革命根据地,实现统一广东全省、进而北伐的宏图,第三军奉命出师南伐。朱克靖和傅烈一方面帮助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指挥进剿,一方面领导政治工作人员向士兵和群众开展宣传。在进军途中,傅烈总是带领政工队随同先头部队行动,他们每到一处,就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说,揭露邓本殷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行,宣传革命军队不扰民、不拉夫、公买公卖的严明纪律。由于官兵们英勇作战,并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援助,12月20日,第三军一举攻克了琼州城(海南岛),邓本殷驾舟而逃,其余残部均被缴械收编,于此,南伐取得胜利。
  
  1926年春,国民党右派阴谋破坏国共两党联合阵线。为此,中共两广区委召开会议,认真研究对策。会上,区委书记陈延年委派傅烈组织一个情报机构,负责搜集国民党各方面的情报。傅烈接到任务后,迅速组建了一个情报小组,并带领小组成员奔波于广州、黄埔、东莞、石龙之间。他时而西装革履,出没于茶楼酒馆;时而戎装穿戴,进出于军港要塞;时而青衣小帽,往来于平民百姓之家。在傅烈的领导下,情报小组的同志们机智勇敢,搜集到了许多重要情报,并一一报告区委,为区委正确判断形势和确定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使其在同国民党右派斗争中掌握主动。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排挤共产党。第三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熊式辉在广州包围了第三军政治部,傅烈当即带领政工人员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此时正陪同苏联顾问视察部队的朱克靖和朱培德得到消息后,及时赶到,制止了事态的发展。事后,傅烈和朱克靖据理力争,迫使朱培德以军长职权撤去熊式辉的职务,并对政工人员进行了慰问。
  
  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进军中,傅烈和第三军的士兵同甘共苦,带领政治部的宣传员打前站,宣传北伐宗旨和军队纪律,明确声明不勒索给养,不拉夫派役,不强占民房,买东西照价付款,还到处张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等标语,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由于第三军纪律严明,官兵政治目标明确,其所到之处,锣鼓喧天,群众夹道欢迎,更备茶水,馈送饭食,以作慰劳。这份热情与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
  
  10月初,北伐军第二次围攻南昌,第三军向牛行车站出击。车站上有军阀孙传芳的4个混成旅把守,第三军七、八两个师与其激战三天三夜,双方伤亡很大。敌人为使北伐军在城外无处隐藏并切断群众支援,放火将惠民、章江、广润、德胜门外等处的商店、民房烧毁;同时,敌后续部队利用铁路运输的便利条件相继而至。第三军只得作战略上的暂时退让。撤退时,一些军官争先逃命,致使队伍纷乱不堪。紧急时刻,傅烈协助朱克靖带领政治工作人员挺身而出,立即开展思想和宣传工作,才稳住阵脚,使部队有计划地撤退下来。事后,军长朱培德感叹道:“我这班军官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现在看起来,还有点不如那班青年学生。”
  
  北伐军在广大群众积极支援下,于11月8日再次攻下南昌,取得了在江西战场上的胜利。第三军留守江西,傅烈任江西省政府秘书兼第三军政治部秘书。12月底,中共江西地委升为中共江西区委(1927年改为中共江西省委),傅烈任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
  
  当时,傅烈身兼数职,还承担了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教学任务,工作十分繁忙。而身为区委组织部长,他尤为重视和狠抓江西全省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工作,积极壮大党的力量。在傅烈等人的努力下,江西全省各地党的基层组织得到了发展,为开展党的各项活动特别是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7年5月,傅烈被调至党中央军委工作。
  
  复杂形势中打开工作局面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鉴于“三三一”惨案中杨闇公、冉钧等一批共产党员被害、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工作陷于停滞的局面,决定派傅烈、钟梦侠、周贡植、刘大元和刘披云5人去重庆清理与重建党的组织,筹建省委机关,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7月中旬的一天,刚到中央工作不久的傅烈接到通知后,遂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与周贡植、刘披云、刘大元、钟梦侠讨论了工作计划和入川路线,并商定留下刘披云等候“八七”会议文件下发,再到重庆与先行的其他4人接头。随后,傅烈等人即刻启程。
  
  一路上,傅烈动员疏散在武汉、宜昌等地的川籍同志返回重庆。在宜昌,傅烈碰见中共綦江县支部委员胡平治(胡尧钦)和陈翰屏等同志,告知他们武汉汪精卫政府背叛革命的情况,并希望他们能回四川工作。经与傅烈交谈后,不少人都乐意返回家乡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抵达重庆后,傅烈化名贺泽、喻伯凯,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形势下,将已被打散的共产党人重新组织起来,开创了新的工作局面。1927年8月,傅烈等人在神仙口街的一个院子里,建立了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为了安全,在傅烈的提议下,他们扮成一家人,以兄弟相称。从此, 这“一家人”在四川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
  
  傅烈以雷厉风行的作风,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迅速扭转了不利局面。
  
  9月,傅烈主持中共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以往工作的经验教训;增选临时省委委员,并进行分工,傅烈任省委书记兼军事部长;决定安排人员到各地清理和发展党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和临时省委建立联系,开展党的工作。
  
  10月13日,临时省委在重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政治任务与策略》、《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以及中央对临时省委的指示与批评。这次会议有效地促进了四川各级党组织从根本上理解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从政治上做到全党服从党中央、下级党组织服从上级党组织、个人服从党组织。在傅烈的主持下,临时省委于22日通告各地党组织和全党同志贯彻此次紧急会议的决议。25日,临时省委发出特别通信第一号,对过去党内的思想倾向和组织上的散漫现象提出批评,并作出了纪律规定。
  
  省委为加强力量、转变工作局面,任命刘披云为组织部长兼青年部长,调川西特委书记刘愿庵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程子健任工人部长,周贡植任农民部长,程仲苍任妇女部长,牛大鸣任秘书长,郑鼎勋(四川学联主席,出席全国学联会代表)负责学运并协助工运工作,将有才识的青年张秀熟和任白戈调省委工作。
  
  为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临时省委建立了新旧党员详细填表、严格审查等制度。规定党员每周填写生活报告表,包括思想意识、革命活动及学习情况,并及时向上级汇报,取得上级的指示。这种严格的教育制度,很快地消除了党内的悲观、动摇情绪,为巩固和发展全川党的组织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11月,四川临时省委组织部向中央报告:省委有委员11人;除组织、宣传两部外,下设宣教、编辑、审查、职工运动4个委员会,以及农委、军委、民委,学运、妇运;全省有成都、重庆(直属省委)两个市委、县委5个、特支13个,通讯点4处;全川合计已清理登记的党员共计442人。
  
  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傅烈强调:“组织暴动,实成为各地党部刻不容缓的工作”,“迫切的急待我们去领导,更要我们加紧工作,立即快马加鞭做去”,开展“各种斗争,爆发不论大小的群众武装斗争,进一步达到在较大范围内形成更大的总暴动”。
  
  傅烈认为,宣传工作之重要,实不亚于军事,尤其是我们被压迫阶级之唯一武器。过去苏俄曾以此战胜一切帝国主义,我们亦善于利用此唯一的武器,以战胜一切敌人。因此,他要求大家从三个方面做好宣传工作:对内,应有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工作;对外,应有大规模的宣传队之组织;对动摇游移的广大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亦完全靠宣传工作去吸引他们参加土地革命。在傅烈的指导下,10月27日,临时省委党内刊物《四川通讯》在重庆创刊,每期分两部:第一部刊登中央和省委的决议、指示、通告,以及省委编写的政治通讯、宣传材料;第二部刊登中央通告、决议、政治报告等重要文件。
  
  掀起巴蜀革命浪潮
  
  1928年2月10日至15日,四川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出席会议的代表都由临时省委指定,团省委负责人列席,总计20余人。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四川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1人,候补委员5人,以傅烈、刘愿庵、张秀熟、刘亚雄、李炳奎5人为常委,傅烈任书记兼军事科主任,周贡植任组织局主任,刘愿庵任宣传科主任。会议还选举刘愿庵为四川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刘远翔、刘披云为候补代表。同时,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傅烈起草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并决定由大会颁发到各县县委。
  
  《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对暴动的意义、条件、目的、性质、形式、时机、区域及旗帜、口号、宣传与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军事计划、政权问题等方面,都作了详尽的阐释和明确的规定,并明确提出:“省委扩大会议决定于最近二三月春荒期内加紧各种斗争,爆发游击式战斗,迅速形成弥漫全川的‘春暴’局面。春暴的旗帜是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的斧头镰刀大红旗;春暴的军事组织系统为:四川工农革命总司令部——县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战术单位为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尽管受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但大纲准确地把握了四川当时最具普遍性的问题,对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川东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在万源、宣汉、达县一带建立赤区。这里有个名叫李家俊的青年,曾在上海读书,肄业后赴北平,后来由沪返川。李家俊在五四运动后积极宣传新文化,并在北京创办进步刊物《尊山钟》。他既有进步的一面,又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此外,他父亲还拥有一批枪支弹药。因此,争取李家俊加入革命队伍,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
  
  1927年底,傅烈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与李家俊进行了恳切的交谈。当谈到革命手段时,面对李家俊的激进态度,傅烈语重心长地说:“革命不能单凭个人的意气,斗争是群众创造的艺术,我们应该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共同斗争。”接着对他讲述了当前的革命形势、斗争方法,并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个人的幻想和空谈,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经过傅烈耐心细致的教育,李家俊同意到重庆党的机关去学习。后来,他十分感慨地告诉傅烈:找到了党,自己才有了明确的方向。并表示愿为革命献身。他奔赴家乡,创建了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并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
  
  有了自己的武装后,革命的浪潮席卷川东。不到几个月时间,川东游击军发展到几千人。大巴山下,到处是红军游击队的歌声。而傅烈在川东点燃的革命烈火,很快蔓延到全省各地。在省委和傅烈的领导下,四川各地的武装暴动如雨后春笋般爆发了,蒲江县农民武装暴动、 成都市省立各校总罢教、总罢课、反劣币斗争、自贡盐工第二次大罢工、南溪农民暴动、万县兵变、绵竹农民暴动等等此起彼伏。这期间,傅烈不畏艰苦,踏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他播下的武装斗争的革命种子,在各地生根开花。
  
  29岁英勇就义
  
  当时,重庆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建设好重庆市一级的党委,对于开展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对于减轻省委压力、抓好全省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傅烈为此日夜操劳。1928年3月,经过紧张筹备,建立中共巴县(即重庆地区)县委的条件成熟了。傅烈以“渝一组织”向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发出通知:“经省委决定:组织县委,并指定你为县委XXX,定于3月9日在话语楼8号开成立大会,希按时出席。”
  
  话语楼8号即兴隆巷8号,是国民党21军军需处处长蔡某的公馆,因蔡系进步人士,其内弟黄中元是中共党员,且常年在外,公馆实未住人。因此,党组织决定租用其作为秘密机关(代号为“话语楼”),不仅用于开会,而且存放了从成都转移来的四川省委和川西特委的许多资料和文件。3月9日下午,傅烈、周贡植前往主持会议。14时,人尚未到齐,傅烈让再等一下。话音刚落,一伙警察闯入屋内。原来,重庆市公安局龙王庙所员冉子泳带着2名警察到这里收“公巡捐”(即警察巡逻的费用,属当年军阀苛捐杂税中的一种),见有人入内,便到房前叫门,佣人回答无人在家。巡警疑其有诈,入内忽见一屋紧闭,便叫开门而无人答应,又见有人从窗口跃逃,当即鸣哨召来许多警察包围了这座房子。他们撞门而入,抓捕了傅烈等8人。因故晚到的牛大鸣,正欲进门时发现情况不对,寻机逃脱,并立即通知其他干部和党员紧急转移。当天下午,重庆全城戒严,警察倾巢出动,按照在8号楼搜到的名册,分别在工厂、学校等处抓捕了巴县县委委员周玉书、候补委员汪荣(汪敬臣)、非党群众郑世昌(因在文件上看到有共产党员郑昌华而错抓),并与此前捕获的8人一起关押在重庆城区中营街公安总局。事情发生后,成都方面党组织很快收到电报:“三哥病故,信款停寄。” “三哥”即“施三省”,是四川省的谐音。
  
  傅烈被捕后首先考虑的是党组织和其他同志的安全。3月10日,他找机会告诉一起入狱的同志:“要统一口径,称作商人,要坚强,用生命保护组织和同志。”当天下午,他们被移送卫戍部,当晚由重庆警备司令王陵基亲自审讯,先审的是傅烈和吴永初。傅烈当即化名贺德,坚称广东人,并以粤语答话。
  
  敌人妄图扩大线索,将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傅烈因而受尽各种酷刑折磨。敌人先将煤油灌进他的嘴里,再用铁丝穿过他的两个大拇指后将其吊起来拷打。不久,他的拇指关节都扯脱了,绳子也断了几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但面对敌人的逼问,傅烈咬着牙,斩钉截铁地说:“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宁死不屈。而其他多数同志也受到了残酷折磨,但仍无一人屈服。
  
  在狱中,傅烈还惦记着党和同志们,曾两次通过地下党员送信给组织,告诉需要转移的材料和事后的安排。同时,他也写了两封家信。他在一封信中告诉父亲:“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还可以再讨一个或继承一个。你就当作没有生我这样一个孩子,只有这样想法。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伤。我不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的。”而在给爱人陈才用的信中,傅烈写道:“你是知道我怎样死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并以“拼将五尺头颅血,争得神州遍地红”表达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党组织不仅利用重庆的力量,而且通过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的关系,准备从多方面进行营救。然而,敌人搞了近一个月的审讯,已黔驴技穷,因而恼羞成怒,最终决定下毒手——以傅、周“系共党中首魁,执行重要任务”,其他人“背叛党国,暗设机关,运动士兵哥、老农工,约期暴动,积极造成赤色恐怖”等罪行,判处傅烈等9人死刑,判处张冠常(张静波)无期徒刑,判处郑世昌有期徒刑8年。

1928年4月3日,傅烈、周贡植等9名共产党员牺牲地——朝天门沙嘴_meitu_3.jpg

1928年4月3日,傅烈、周贡植等9名共产党员牺牲地——朝天门沙嘴


  1928年4月3日正午刚过,傅烈等人被提出监狱,经长江边重庆下半城押往朝天门码头河边,12时40分在沙嘴刑场英勇就义,此时的傅烈年仅29岁。当年4月12日的《嘉陵江日报》对此作了报道:“首点其所谓中央共党特派员贺泽(即傅烈)者上,贺年廿余,身体甚伟壮,发长寸许,头圆而大,应点(即刑前点名)时,‘到’字特别声高”。“部署既定,大队即押贺泽等九名,出卫戍部,经新丰街,莲花街,道门口,陕西街,过街楼,至朝天门外……(贺泽等)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原标题:29岁英勇就义的省委书记 ——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傅烈)
  
  作者/冯晓蔚
  
  原文刊载于2013年2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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