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四川三人”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6-05 17:34:18

  神秘的“四川三人”浮出水面
  
  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组织创建史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何为“四川三人”?
  
  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在全国195名党员中,四川有三人。这就是目前已知四川最早的三名共产党员,即所谓的“四川三人”。但是,这三人究竟是谁?是在本地发展的,还是从外地转来的?长期以来,由于文献史料不足,谁也没法准确回答。
  
  如何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一直是研究者的兴趣也是任务。依据为数不多的原始资料,人们探隐索微,提出了种种设想。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三人可能就是王右木在1922年10月11日给团中央负责人信中所提到的成都茶务讲习所“共产党分子”曾慕沂(即曾扩清)等三人。但是,有人就提出疑问,指出,从王右木这封信的行文看,后面尚有另外三个茶务讲习生黄国翼等人,似乎是与前三个“共产党分子”相提并论的,否则提到后三人就毫无意义。那么,茶务讲习所的“共产党分子”就不止三人了。而这时的“共产党分子”的概念也是比较含混的,组织界限也不清。例如,几乎与王右木这封信同时,1922年11月10日何珌辉给郑佑之的信中,曾明确提到,中国青年团已“更名中国共产党”,而且,“四川区执行委员会早已成立”,征求郑佑之“加入中国共产党”,何珌辉愿负责介绍。这里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和“四川区执行委员会”,显然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茶务讲习所的“共产党分子”,情况是否也与此相似呢?
  
  有的则认为是王右木、恽代英、童庸生。恽代英是著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公认的中国青年的领袖和导师,中共“一大”后不久即入党,虽然他这时正在四川泸州办学,但他之前长期在湖北开展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活动,以陈独秀对他的了解和当时的惯例,把他作为湖北的共产党员纳入统计更为合理。
  
  基于上述两种说法皆有很大的漏洞,又有人认为,陈独秀报告中的三个党员很大可能是从外地转来四川临时工作的,没有建立组织,分别与中央保持联系。众说纷纭。但苦于没有足够的原始史料支撑,这些说法只能停留在假设阶段。“四川三人”究竟是谁就成了历史谜团。
  
  时光荏苒,一直没有新的史料出现,正当人们已经对解决这个问题不再抱有希望时,2012年《党的文献》第1期刊载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尘封在毛边纸册里的青年团初创岁月——新发现的青年团一大及中执委会议记录略述》一文,首次披露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团中央执委会共41次会议的会议记录(1922年5月11日-1923年8月12日),在其中一段文字中,我们发现了有关“四川三人”的历史踪迹。区别于过去史料的影影绰绰、若有若无,这段文字不多,却指向鲜明,似乎预示着一个重大谜团即将破解。
  
  这段文字,见诸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团中央第二十次会议的会议记录中第三项“四川组织地方团问题”议题的处置意见。团中央领导人议及四川地区团组织的筹备活动,认为几个负责筹备工作的同志“意见不能一致”,“对于C.P.和S.Y.的性质没有认清,S.Y.对于各团体的关系没有明瞭”。而团中央又因“经济困难不能派人去蜀”,所以决定:“先给C.P.同志王右木、周钦岳、唐伯焜等信”,指示方法,“希望他们共同协力”并“互推一负责任的人总理组织地方团的事务”。
  
  在这段文字中,赫然出现“C.P.同志王右木、周钦岳、唐伯焜”的记载。“C.P.”即中国共产党的简称,S.Y.则表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执委会的这次会议是1922年10月14日夜在上海召开的,这就是说,在陈独秀报告产生3个多月后,其报告里的“四川三人”的真实身份,已可在团中央的会议记录里得到历史档案的印证!王右木、周钦岳、唐伯焜三人,均为四川早期党团创建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四川团组织的创建者。只是由于档案的缺乏,让他们作为“四川三人”的身份湮没在历史真相中达90年之久!
  
  如此,又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过去数十年未能解开的谜案单凭这份档案就可以一举告破?这批档案是否真实?
  
  据档案公布者李玉贞介绍,这批档案史料出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共产国际档案,是“两个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有关早期团史的中文文件,档号相连”,用“毛笔草书,分别竖行誊写于两种式样稍有差异的毛边册子上,偶有涂改字迹”,分别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及其筹备会会议记录和第一届团中央执委会会议记录,史料本身的真实性和内容的真实性应该确凿无疑。因此可以判断,档案中提及的王右木、周钦岳、唐伯焜等三人,就是陈独秀报告里的“四川三人”,也就是四川最早的三个共产党员。
  
  新史料的出现,虽然揭示出“四川三人”的身份,但同时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疑问。譬如,这三人是何时、何地由何人介绍入党?三人之间有没有工作联系?是否建立过党的组织?为什么又会湮没于历史之中?
  
  王右木:从无政府主义者到“四川第一人”
  
  王右木,四川江油人,在四川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创建党团组织,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之一。王右木早年留学日本,并在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中结识了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人。1918年秋(一说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回国返川后在成都高师任教,与李大钊等人仍然保持联系,并通过他们结识了陈独秀。1920年暑假,他赴上海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接触。1921年春,王右木在成都组织马克思读书会,并于该年冬在成都自发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春根据《先驱》杂志上刊登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成立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2月7日,王右木创办了四川第一家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人声》报。同年10月15日,他受团中央委托,在成都主持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团。1923年10月,他领导成立直属中共中央的中国共产党成都独立小组,任书记,这是四川最早的党组织。
  
  王右木去世很早(1924年3月),却留下不少通信与文章,朋友、学生、亲属也有很多回忆,足以看出王右木对四川革命的开拓之功。无论从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是四川党团组织的创建,他都是无可争议的“四川第一人”。然而,由于缺乏确切的第一手资料,究竟对王右木具体何时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参加中国共产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许多学者都认为,王右木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第一步是在1920年暑假。这年夏季,他到上海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接触,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回川后,就以成都高师为宣传阵地,成立马克思读书会,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宣传,并指导成都学生参加改造社会运动。
  
  但是,王右木的转变,应该还要略晚一些,因为至少在1921年2月以前,王右木对无政府主义仍很感兴趣,不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为有力的证据,是1923年夏王右木写给团中央领导施存统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提到自己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时称:“当时状况,只以读日本森户辰男著《克鲁泡特金研究》为主,及其他新杂志。社会主义派别,全不明瞭,此为前年正月事。”“前年正月”当指1921年,这年的2月8日为旧历大年初一,按旧历算进入正月。这段话说明,虽然王右木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也知道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情况,但是,至少在1921年2月以前,王右木最感兴趣的,还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派别,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甚至“全不明瞭”。其实会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当时,无政府共产主义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流派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前,在四川流传极为广泛。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下半年至1923年底,四川各地先后建立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有20多个,创办的刊物有10多种。无政府共产主义在日本的传播比中国更早,许多中国人就是通过留日者的介绍知道的。以王右木的留日背景,读日本森户辰男所著《克鲁泡特金研究》,受其影响,是为情理之中。在中共建党初期,许多进步分子都弄不清楚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区别,而不少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过中共的建党工作,在中共的早期党员中,就有不少他们的身影,如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初,9名成员除两名俄国人外,其余7名中国人全是无政府主义者,直到后来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并与他们进行激烈争论后,他们才退出了广州党组织。
  
  联系信中上下文,王右木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整个过程迅速而短暂。
  
  1921年是转折点。这年2月后,王右木开始“读《新青年》杂志及《社会问题总览概观》等书,始于派别鲜然”。当时《新青年》登载了许多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驳斥无政府主义主张,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2月正值学校放寒假,王右木因此有条件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集中精力认真学习研究《新青年》和《社会问题总览概观》,从而彻底明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局限性,转而投向马克思主义。至于为什么突然要看这些新书刊,可能是随着《新青年》影响的扩大而注意到这本杂志,也可能通过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人通信联系经他们介绍而知。联系到王右木还于1921年春组织马克思读书会,学习研读《新青年》、《觉悟》、《东方杂志》以及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事情就更加清楚了。由此,笔者认为,王右木成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就在1921年春。
  
  当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等于入党,考虑到四川僻处内陆,交通不便,与上海、北京等地通信也较困难等因素,王右木入党的时间完全可能晚于1921年春。过去缺乏史料,大家只能将他入党时间的下限定为1923年10月中国共产党成都独立小组的成立。新史料将对王右木入党时间的判断推进了一步,说明至少在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写报告的时候,王右木已经入党。结合原有的文献资料,可以初步判断,王右木的入党时间,不会早于1921年2月,晚于1921年冬,最为可能的,是在中共“一大”召开的那个暑假里。
  
  王右木之子王浴生1984年9月在《关于我的父亲的一些事情》中写道:“我的母亲多次回忆都说‘1921年(我的哥王大智死的那年。我哥七岁,我五岁)以前,我的父亲历次向我的母亲和伯父说,他是位马克思主义者。’而在这年(1921年)的秋天,我的父亲从上海回来以后,便自称为共产党人。”通常,当事人的回忆最容易在时间上出错,但是,这段回忆里强调了一个信息,即王右木是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然后从上海回来后自称为共产党人,这是一种带有逻辑关系的记忆方式,往往不易出错;又出自于家属的反复追忆,是比较可靠的。1921年冬,李硕勋、童庸生等王右木组织领导的马克思读书会中的一些重要成员,在成都按《新青年》发表的建团章程,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建团时王右木给了他们“许多帮助和指导”,但他也指出,这个组织“还不合法”,这时,王右木的口气已经俨然在党内了。为什么“不合法”?可能是王右木当时还没有同团中央取得联系并得到授权,无法发展团员的缘故。因此,入党的下限,最晚不会超过1921年冬天。
  
  那么,王右木怎么入党,由谁介绍?
  
  中共早期发展党员有两种途径:一是通信联系,二是直接联系由人介绍入党。众所周知,1920年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即函约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在当地建党。由于陈独秀和上海发起组的积极推动,继上海、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后,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组织。陈独秀发起建党的目标应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将共产党组织发展到全国各地和海外一切有中国人的地方。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共的创建者们就对四川十分注意,据包惠僧回忆,“一大”刚刚召开完三天,陈独秀曾和他谈话,有意派他到重庆工作,并说重庆那时没有党组织。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能成行,但还是说明了陈独秀对四川工作的重视。陈潭秋也曾回忆,中共“一大”召开时,成都就有“个别通信关系的同志”。成都这位“个别通信关系的同志”当是王右木。因此,王右木有可能经由陈独秀、李达等人通信介绍入党。当然,还有可能是直接面见发展入党,即王右木在1921年暑假去沪时,由陈独秀等人介绍。联系到家属的回忆,笔者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不管哪种方式,介绍人极可能是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施存统等人中的一人或二人。
  
  王右木在闭塞的四川,首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义旗,从茫茫黑夜中冲杀出来,坚忍一心,为在四川开创一番革命局面奉献全部身心,倾注了所有心血。他每月薪金近两百元,这在当时是绝对的高工资,想要家人吃喝不愁,请几个帮佣,过中产阶级的殷实生活轻而易举,可他却要自筹经费创办《人声》报,这是四川第一份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报纸。他把全家人的生活费拼命地压到20元左右,其余的全用作办报经费。一家数口常以泡菜下稀饭或粗菜叶煮面疙瘩为食。就连他留学日本时留下来的宝贵纪念品如牙骨手杖、自鸣钟等,也忍痛变卖,还动员妻子回江油老家将其陪嫁的街房、首饰等变卖,以补贴办报的费用。妻子曾患重病,却拿不出钱去医院,而用民间的小单方解决。为革命需要,王右木多次到上海与党团中央领导联系,每次往返的旅费,都要靠想方设法节衣缩食来筹得。最为艰难的一次,是 1922年7月。这时,他因领导发动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受军阀迫害而被成都高师解聘,在顿失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全家人东挪西借,好不容易才筹集了赴上海的旅费。王右木患有严重的脚气病,坐着最便宜的统舱,备受暑热之苦,一路坚持到上海,又发起了高烧,两眼红肿,接着两脚也由浮肿、溃烂而流黄水。但他仍四处奔走,与党团中央领导人会面,如饥似渴地了解最新的革命动态,商谈在四川创建党团组织。他每天坚持工作到深夜,有时终夜不眠,最终带着团中央的重托回到成都,建立了四川最早的团组织之一的成都地方团。王右木就是这样以自己“艰于旅费,冒万苦来到上海”的忘我努力,开启了四川革命局面的新篇章。
  
  可惜,这样一位忠诚、正直、忘我,“热狂而忠于中央”,不懈于奋猛搏击的革命先驱,却于1924年在广州参加完党的会议经广西、贵州步行回川作社会考察的途中,被贵州军阀秘密杀害于土城,过早地倒在了革命的征途之上。他为革命奋斗的时间是短暂的,从五四运动爆发算起也不过5年,但这短短的5年,他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火种播撒在巴山蜀水,奠定了四川革命事业的基础,开辟了四川革命事业的壮阔道路。
  
  唐伯焜:从有志青年到史籍难留其名
  
  唐伯焜,巴县人,留日学生,重庆地方团组织主要创建者和初期实际负责人。相对于王右木、周钦岳,唐伯焜留下的历史活动踪迹和资料十分匮乏。
  
  20世纪2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受到同时代日本社会主义研究的很大影响,不少留日求学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唐伯焜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唐伯焜在日本留学期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日本国内革命思潮活跃,马列书籍大量传入,社会主义思潮迅速传播,唐伯焜也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大量接触马列主义和其他进步书刊,积极学习革命理论。为此,他的留日同学杨闇公印象深刻,还称赞其在日本留学期间是一个“觉悟者”。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唐伯焜还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其中不少当时已经是共产党人或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人,值得一提的是他和施存统的交往。1921年9月,施存统曾和唐伯焜一同到山川均家中访问,与山川均论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探讨社会主义之真谛。
  
  1920年6月,施存统与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陈公培共5人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即中共上海发起组),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共10条,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会后不久,6月20日,施存统就赴日学习。在此期间,他经李达介绍认识了周佛海。施存统不但与国内的陈独秀、李达等人保持通信联系,还经人介绍与堺利彦、山川均等日本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1921年4月下旬,在陈独秀的提议下,施存统、周佛海二人在日本成立了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由施存统担任负责人。中共“一大”后,旅日小组逐渐由起先的2人发展到10余人,成员大多数是留日学生。1921年底,施存统因在日本参加共产主义革命活动被捕并驱逐出境。1922年初回国后,施存统立即投入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并逐渐使一度停顿的团的工作重新振作起来。
  
  再说唐伯焜。受陈独秀的指示和委托,唐伯焜大约在1922年4月左右回重庆准备组建地方团组织。唐在回重庆之前曾在上海《民国日报》、《妇女评论周刊》任编辑,在上海期间,他还介绍了刚刚由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周钦岳、董人宁二人加入上海青年团。周钦岳是1921年11月23日与陈毅等人一起被遣返回国到达上海的,并在上海作短暂逗留后回重庆。这就说明,唐伯焜至少在1921年11月23日周钦岳抵达上海之前就具备了团员甚至党员身份,否则他不可能在上海介绍周、董二人入团。
  
  前面提到,唐伯焜与施存统在日本就认识并成为朋友,由此推测,唐伯焜回到上海后能够结识陈独秀,应该是由施存统引荐的。又据施回忆,“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陈独秀、李达也都参加了。”其实,施存统亦是如此,既是党员又是团员。唐伯焜极有可能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唐伯焜大致的入团入党时间和地点,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中共“一大”后,就经施存统介绍入党参加了旅日支部,是旅日支部10余人之一,也有可能在日本就入了团;一种是他在上海入团入党,通过施存统或者陈独秀介绍。
  
  历史事实表明,唐伯焜为创建和发展重庆地方团组织起过重要作用,如他组建了重庆地方团组织、受团中央委托积极促成中国YC团(即中国青年共产党)与重庆团地委合并、介绍杨闇公入团、与杨闇公共同翻译《革命必携》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等等。但是,在以往有关四川党团史的研究中,为什么会忽视唐伯焜的早期共产党员身份,而对其研究也几乎是空白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有关唐伯焜的相关史料相当稀少,仅有几份四川早期建团的历史文件和《杨闇公日记》提到过他,且都聊聊几笔。二是在这些仅有的记载里,恽代英、萧楚女、杨闇公等当事人大多对其反感或持否定态度。如恽代英批评他“近荒唐而多虚荣心”,“印着SY书记的名片招摇,但SY本身却一无活动”,萧楚女则抨击他把重庆地方团视为私有,企图把持团委,颇有“我必终身任事之势”,杨闇公也说他“太瘟了”,“实无一点才能,应事接物又没有一点方式,要想做伟大的事,难乎其难!”常“为物欲所蔽”,“不是吾道中人”。受此影响,在有关的党史文章或者史实叙述过程中,对唐伯焜多放在反面或者简单带过,忽略了对其历史实事求是的挖掘和研究。三是与唐伯焜本人能力和经历有关。唐伯焜开始的确是一个有志青年,追求和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以后受环境影响较大,日益消极,经常为了私事不参加团的工作和会议,甚至“沉溺妓者家中”。他作为重庆团地委实际负责人期间,重庆团地委活动乏力、组织涣散,团中央对此不甚满意。在团中央委派萧楚女为驻川特派员、整顿重庆团地委期间,他又居中挑拨,反对萧楚女,最后团中央通知唐伯焜,“嘱其无干渝事”。至此,唐伯焜不再参加重庆团地委活动。
  
  1926年,唐伯焜曾在成都《国民公报》工作,任革命新闻社社长。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他又到汉口的四川党部驻汉办事处工作。后来不知所踪:一说曾在湖北某县任县长,“七一五”事变后被杀;一说“七一五”事变后叛变了。于是,唐伯焜就这样逐渐淡出革命的历史舞台。
  
  周钦岳:从重庆地方团首任书记到党的亲密战友
  
  “四川三人”中,本来最有条件弄清楚的就是周钦岳。周钦岳是巴县人,重庆团地委首任书记,1927年7月脱离党组织。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重庆著名的进步新闻人,是与党长期合作、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重庆解放后,曾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重庆市文化局局长、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4年因病逝世。
  
  周钦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他的入党情况曾有过说明。1925年冬,在重庆《四川日报》总编辑牟炼先的单人卧室内,周钦岳在刘成辉的监誓下,作为秘密党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由于没有其他史料印证,采用的也是他本人的这种说法。而这次发现的一届团中央执委会会议记录文献则比此说法的时间提早了3年。事实上周钦岳在1922年就已经是中共党员了,且为陈独秀在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报告提到的“四川三人”之一。
  
  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周钦岳入团的问题上。周钦岳是重庆团地委首任书记,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此却只字不提。遍查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档案材料及回忆录等,不仅没有这个记载,连他曾为团地委书记一事,也只字不提。若不是后来发现的一份周钦岳在1922年10月给俞秀松的信中汇报重庆团地委成立的详细情况,周钦岳的团员及团地委书记身份恐怕只会湮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关于这一情况,据当年曾多次采访过周钦岳的原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畅培同志称,周钦岳并未看到当年他给团中央写信的档案,并不知道这份档案。这批档案公开的时间是1986年5月,而周于1984年底就已经逝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弄清楚这个问题,既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周钦岳本人,同时也解释了“四川三人”中他长期被忽略了可能性的原因。联系多种史实可以判断,这些材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形成的,它和周钦岳入团入党后的特殊经历有关。周钦岳是和董人宁两人一起在上海由唐伯焜介绍入团的。回重庆后,以他们3人为基础,联系其他地方入团回渝的青年组建了重庆团地委,成立时只有10人。如前所述,团中央对当时重庆地方团的工作不甚满意,他的介绍人唐伯焜在大革命失败后更是不知所踪。周钦岳忙于《新蜀报》的工作,对团的工作不太熟悉,“亦无系统见解”,他在1923年上半年就不再担任团地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要说清楚这段历史,难度不小,也因多种原因使其有诸多思量。
  
  在组织问题上,周钦岳是在中共发展历史上最为受挫的严重时期——大革命失败后脱党的,他对此更是心理负担沉重。这可以从他本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的一些思想总结汇报材料可以看出。1960年7月30日,他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总结中写道:“我和党的关系问题,这是埋藏在心里一直没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处理的问题。”同时,他在重新入党问题上也顾虑重重,“革命艰难时,我离开了组织,革命胜利了,我就忙着参加组织,大有投机之嫌”。在周钦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曾跟秘书李国成说起,想恢复自己的党籍,曾经很想去找老友陈毅证明自己的党员身份,但是他怕给老友添麻烦,最终也放弃了这个念头。
  
  如上所述,正因为周钦岳自己曾说1925年冬入党,又在大革命失败后脱党,而且对自己作为重庆团组织早期开创者的身份避而不谈,长期以来他都是以党的亲密战友——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这应当就是他不被后人联系为“四川三人”的重要原因。
  
  其实,依据现有的史料,周钦岳的入党地点和入党时间是有迹可循的。第一种可能是周钦岳在上海入团入党。周钦岳从1921年11月23日到上海,至12月12日晚离沪回渝,在上海期间经唐伯焜介绍入上海青年团。周钦岳能够在短时间内入团,这大概与当时中共中央和团中央的政策有关。11月,陈独秀签名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要求“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7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同时党中央还委派张太雷等人负责开展整顿和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工作,使停顿了的青年团组织重新恢复了活力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周钦岳在上海入团也不排除他同时就入党的可能,因为他本来就是由于在留法勤工俭学参加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而被法国当局遣返回来的100多名进步学生之一,这批人当中包括了蔡和森、李立三等后来中共重要领导人,他们两人就是在回国之后马上加入了共产党。周钦岳在此期间很可能通过唐伯焜或者是一道留法回国的同学介绍入党。
  
  第二种可能是在重庆由团转党。周钦岳由团转党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周钦岳回重庆后,仍然与一些入党的留法同学保持了通信关系,他或许是通过通信方式由团转党,时间是1922年1月29日到1922年6月间。二是1922年4月唐伯焜受陈独秀的委托回渝建团以后,自然想到曾被自己介绍入团的周钦岳。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内,周钦岳经唐伯焜介绍由团转党,时间在1922年4月至6月间。这期间,陈毅与周钦岳作为同学、好友,经常在一起,又同在《新蜀报》工作,以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陈毅完全有可能在当时就知道或者在后来的通信联系中由周钦岳告诉了他入党的情况。这也解释了前面所提到的为什么周钦岳在临终前还告诉秘书,自己曾经想找陈毅来证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至于周钦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描述他入党细节中所提的介绍人牟炼先,这人是1926年3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后,在重庆经杨闇公、童庸生介绍入党的;监誓人刘成辉,他的入党时间也是在1926年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之后,由团转党。这也推翻了周钦岳本人1925年冬入党的说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周钦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回忆录中没有提自己参加重庆团地委的事情,却对1925年冬在牟炼先的单人卧室由刘成辉监誓入党的细节记得很清楚,这说明他对这一场景印象深刻,当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周钦岳曾因某种变故离开了党团组织,后来重新入党呢?因为周钦岳在1923年上半年以后不再担任重庆团地委书记,此后有关重庆团地委的文献资料里几乎很难看到周钦岳的活动。有迹象显示,1923年某个时间段,重庆团地委曾发生过很严重的变故,周钦岳很可能在此变故中脱离党团组织。
  
  其实无论真相如何,周钦岳作为重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开拓者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他是中共早期党员,并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参与和发起组建了重庆地方团组织,后来在《新蜀报》工作,“为言论喉舌”,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和宣传反帝反封建,使报纸很有生气,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他大胆聘请陈毅、萧楚女等人为主笔,并积极引导舆论,为重庆党团地委组织的各种反帝爱国运动鼓与呼,最终使《新蜀报》成为大革命时期重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阵地。
  
  关于“四川三人”,还有许多问题可以继续探讨和研究。如,早在1920年春,共产国际就收到过一份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据该文件反映,该组织于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总部设有书记处、宣传部、财务部和出版部4个机构,共有近40名成员和60多个候补成员,该组织明确宣布自己为共产主义组织。自《报告》披露以来,围绕其真实性、组织性质及其价值,曾几度引起党史学界的关注与研究,但始终因未发现有力旁证而难有实质性突破。在以往的研究中,既有学者判定该《报告》提到的组织是自发产生于四川的无政府主义政党,也有学者断言该组织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更有学者认为王右木是《报告》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那么“四川三人”究竟与此有无联系呢?如以《报告》反映的该组织成立时间1920年3月12日考虑,“四川三人”均无可能参加该组织。但有学者曾根据《报告》提到的时代背景和四川军阀混战的历史考证该组织应该成立于1921年3月,即使此考证成立,但唐伯焜当时尚在日本,且应该是中共“一大”以后才入党;而周钦岳此时在法国尚未入党。因此,《报告》应该与他们二人无关。而王右木在时间和条件上存在一定可能,但从前文对他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他对马克思主义事业忠诚而“热狂”的性格,他不太可能写出这样一份内容夸张且未尽真实的报告。其实,四川早期党团史,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我们相信,随着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一定会有更多的历史事实清晰地呈现出来。
  
  (原标题:神秘的“四川三人” ——四川最早三个共产党员的不同人生轨迹)
  
  作者/简奕  黎余
  
  原文刊载于2013年2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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