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与黎强并肩战斗?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5-15 17:44:20

  陈庆立,陈于彤二儿子。根据重庆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陈于彤在《回忆南方局》中《艰苦岁月的战斗》记载:陈于彤,南方局情报系统人员。1941-1945年及1946年秋-1947年,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安排,两度赴成都工作。与黎强联络开展情报工作是在1941-1945年间。陈于彤之前,是刘文哲与黎强联络,1945年陈于彤回南方局后,由蒲华辅与黎强联络。
  
  黎强(1915-1999)原名李长亨,四川安岳人。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抗大和陕北公学等校学习。翌年奉命回川,在重庆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到后,旋回老家开展工作。1940年底奉命到成都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先后任中统成都实验区干事、“省特会”一组主任干事、国民党第45军312师副师长兼政工处长等职。他长期埋伏,隐姓埋名,蛰居十年,为我党搜集了大量情报,避免和防止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多次劫难,曾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多次表扬。“黎强”(“能力强”的谐音)一名即为董必武所取,后为其党名,一直沿用终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强先后在重庆、北京、青海等地工作,曾任西南镇反办公室主任、青海省人委秘书长、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等职。1999年3月2日病逝于北京。
  
  问:以前您知道父亲在南方局与黎强联络开展情报工作的情况吗?
  
  答:不知道。父亲有一个习惯,他从不跟我们谈这些事。我们知道这些事都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后。那个时候有关组织来搞外调,我们就在旁边听,只有这时,父亲才不得不讲这些事。很多同志如车耀先、张述成等,他们的孩子和我们一样,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才知道了父母亲过去一鳞半爪的事。那时,重庆派了一位姓蔡的女同志来,要父亲写一篇文章,讲他在南方局领导下在成都工作的情况。父亲和姓蔡的同志接触了很长一段时间,蔡同志几乎天天到我们家里来,这时我们就在旁边听,才比较系统地知道了一些事情。
  
  问:在您记忆中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答:父亲是一个很细心、很严谨,也很机警的人。比方说,他到成都后,住处都选择在成都近郊,这些地方比较混乱,人来来往往,便于隐蔽。所以我知道的就有什么青羊宫呀、苏坡桥呀,当时这些地方都是城乡结合部。在选择住所的时候,也都早已选择好撤退路线。父亲回家以后有一个习惯,家里绝对不留什么刊物、文章之类的文字材料,凡是能够留下只言片语的东西统统没有,非常干净。收拾完后,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回忆自己今天所做的事情,就像过电影一样,仔细地回忆:有没有什么地方会留下把柄,或者纰漏,想想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然后再想想明天有些什么工作、这些工作有哪些环节、需要注意些什么,事先都要做个预案。这是他在做情报工作中养成的习惯。
  
  父亲回忆,一次回家后,和往常一样,他正收拾家里的东西,突然听见外面有汽车声响。父亲估计,十有八九是特务的车,但又吃不准是不是来抓他的。实际上,黎强叔叔从别的信息渠道知道有人怀疑父亲,要抓他,就跟着特务的车来了。他让司机远远地就灯光一打,喇叭一按,给父亲报信儿。父亲马上开始作撤退准备,收拾东西,该烧的烧,弄干净了之后,还把床铺理一理,专门把被子掀开,像是要睡觉的样子。他还精心作了撤退的其他准备——将窗台上的花盆拿下来。花盆一换位置就是信号,提醒自己人这个屋子里面出问题了。花盆还有一个特殊作用,外面套着的一个花盆是用来烧东西的,烧完东西后浇点儿水,一点儿痕迹都没有,窗户一打开,烟吹走了,味儿就没了。再把花盆一套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把这些事都做好以后,还在观察,结果黎强叔叔在底下指挥那一帮子特务,大声说:这个要给我抓活的,你们不能够把他放跑了。父亲听得一清二楚。没错!就是冲他来的,他翻上墙头就向后面跑了。
  
  问:您父亲是怎样从贵阳到重庆,又到成都的?
  
  答:1940年,贵州临时工委组织暴露,南方局将我父亲召回重新安排工作,这就开始和黎强叔叔配合工作了。
  
  当时的情况是,1940年4月,因有些同志已暴露,贵州省工委领导成员紧急疏散,成立了以邓止戈为书记的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我父亲和张述成、肖次瞻、杜守敦为委员。由于邓止戈有危险,南方局指示他撤回延安,我父亲接任了临时工委书记工作。不久,由于谢凡生(1938年曾担任中共贵阳县委书记——整理者注)被捕并很快自首,临时工委马上商量采取措施,一是组织搬家,切断所有联系,然后把党员疏散;二是临时工委分工作预备。父亲跟张述成说:如果我被抓住了,你就马上成立第二工委(根据口述人录音记录。据陈于彤回忆,应为成立贵阳第二市委——整理者注),继续坚持党的领导。父亲将情况报告了南方局,南方局组织部门立即写信给他,称“母病危,速归!”(根据口述人录音记录。据陈于彤回忆,贵阳第二市委成立后,又有一名女同志面临暴露的危险,被疏散去盘县。此时,南方局组织部石磊(曹瑛)同志由桂林返重庆,陈于彤见着他,向他汇报了贵州党组织当前的危急情况,请他向南方局汇报。不久,陈于彤接到石磊来信:“母病危,即回‘家’。”——整理者注)这就是通知他立即回南方局!所以他就离开了贵州,这大概是1940年的事。
  
  父亲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政部卫生人员训练班的上校,名叫陈佑平。他被国民党通缉后,向军政部请了假,说是到黔东北视察工作,实际上是按南方局的指示离开贵阳去重庆。当时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发出的通缉令称:巨匪陈佑平向东南方向逃窜。父亲担任的上校不是什么大官,不很显眼,国民党也搞不清通缉令上那个“巨匪”陈佑平和军政部这个陈佑平是不是一个人。离开贵州前,为防止意外,父亲通过关系找到了章文晋(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抗战时期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组员——整理者注),章那时在中国红十字会主管交通。章文晋利用红十字会的一些医生要从贵阳送往重庆的机会,让父亲混在医生队伍里到了重庆。到重庆后,南方局通知父亲说:贵阳不能再去了,组织上会给你一个新的工作,你做好准备,我们派人去把你的家眷(有我的母亲、我姨和我大哥)都接来。
  
  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按纪律父亲是“客人”。因为做地下工作的人是不能露脸的,也不准与熟人打招呼,他们都住在自己的小房子里头,不跟外人见面,这是很严格的纪律。周副主席找我父亲谈话,都是晚上把他叫到办公室。那段时间,董老也找父亲谈过话,反复谈了几次,实际上就是交待给他到成都去的任务——做统战和情报工作,具体负责联系几个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我党人员,由父亲统一领导。
  
  董老专门交待:这些人对我们很重要,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岗位为我党做情报工作。这些特殊党员不参加组织生活,不交党费,不与其他横向的组织发生联系,就是你直接和他们发生联系,其他的人不能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也不能向他们下达任何命令,他们的身份不能暴露。你也不和其他的组织发生任何联系,你有任何问题,都是由我(即董必武——整理者注)直接和你单线联系,有了问题还可以直接找周副主席,跟其他的人,一律不谈这些事。
  
  当时南方局组织部的同志(即孔原——整理者注)给父亲写了一封“家书”,交代了接头地点和接头暗号。又交代父亲说,你得找到钱瑛,把他们手上的关系(即此前董老提到的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我党人员——整理者注)接过来。钱瑛这时是川东特委书记(根据口述人录音记录。实际上1940年11月-1943年夏,钱瑛应为西南工委书记——整理者注)。这封信写得很巧妙,像是一封家书,实际上里面有暗号。父亲接受任务后,马上前往成都。
  
  因为怕被特务盯上,我们一家人坐董老的车从红岩村出来,在途中下了车。父亲在民生路找一个小旅馆住下,因为经费很紧张,一家四口只敢要一个铺位。父亲每天都去排队买到成都的车票,但当时的车票非常紧张,买不到票只得继续住在小旅馆里,每天花钱,很快经费就没了。父亲不敢回红岩村,怕回去会暴露,每天在小旅馆周围晃。一天,正好碰见了《新华日报》的涂国林,父亲跟他说了自己现在的情况,请他回红岩村要点钱来。第二天,涂国林就来了,给了父亲一些钱后马上就走了,因为怕被特务盯上。但就在那天晚上,有一队军警来盘查,好在父亲从贵阳动身时办了一张护照,一个军警拿着父亲的护照念了一下,对同伙说:军政部的上校,由贵阳来的,经重庆、成都回老家去。然后转身走了。
  
  到1941年春,我父亲终于到了成都。到成都以后,本应由钱瑛跟我父亲见面,但由于误了好几天时间,怕出事,钱瑛没有直接见我父亲,而是荣高棠的爱人管平来见的。管平看完南方局组织部门的信后,很严肃地问:你怎么违反纪律呀?超时这么长不来?我父亲把实际情况说了,管平没再说什么,让父亲先住着,就回去汇报了。可能经过核实,觉得父亲没问题,钱瑛才出来和我父亲见面。钱瑛知道我父亲来成都的任务,就跟他讲:你去找刘文哲等几个人,把他们掌握的线索接过来。就这样,我父亲开始了在成都的一段经历。
  
  问:黎强是怎样逐渐打入中统核心机构的?
  
  答:钱瑛向父亲交代了工作后,父亲很快就与黎强叔叔接上了头。当时黎强叫李长亨,刚刚打进中统的外围组织,还没有进到核心机构,不受瞩目。我父亲就跟他反复商量:如果不打到中统的核心去,很难起作用,但怎样让人重视你,进到核心里去呢?又不能跟中统去逮捕共产党员破坏我们的组织。后来他们就分析中统这帮家伙的情况,不要看他们对外吆三喝四的,里面也是分帮分派,矛盾重重——有肥差抢着去干,都要争功;有困难的活儿谁也不去,推三阻四。一出点儿事就互相推卸责任,这就会贻误战机,所以经常出问题。一旦出大事,上头动怒,就一定要查了,甚至有些事蒋介石还亲自下令彻查。有些人其实知道出事的情况,但为了保护自己,帮派之间都不说。黎强叔叔无帮无派,对这些事就要动脑筋了,不然就容易“触头”,正好弄到人家线上犯了忌。父亲和黎强叔叔商量,利用特务帮派之间争功诿过的矛盾,引起上司注意。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有4次这样的事。有时候是情报泄露出去了,都在推诿,黎强叔叔发现后就偷偷去报告了上司。这样的事只要有人告了就一定会查,当事人还没有弄清楚谁告的状就已经查出来了,但是谁打的报告只有头儿知道。这样的事做了几次之后,特务头子就对黎强叔叔另眼相看,认为李长亨这个人还是很有能力的。黎强叔叔平时跟特务们的关系都非常好,打成一片。黎强叔叔的父亲(即李可廷,担任过安岳县民团团总、县督察区督办,是安岳周边几县有名的袍哥大爷——整理者注)做过袍哥的头儿,他在当地袍哥里也算长字辈儿了,对社会上的一套很熟悉,所以这方面的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很能掩护他。他做事情也很巧妙,上峰赏识他。这样,黎强叔叔很快成为中统成都机关的助理,逐渐进入了核心。
  
  不久,他得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职位,就是“省特会”(即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是国民党四川党政、军、警、宪、特种联合会报的常设机构,是特务联合机关——整理者注)主管情报工作的主任干事。这个主任干事官儿很小,但非常重要。中统省特会每周要召开军警宪特联席会议,把侦查到的情况进行汇总,这一汇总就都汇总到黎强叔叔手里了。中统发现了一些什么线索,什么问题,都要汇总到他那儿,然后由他写一个报告给特委会。但这个报告还没写,黎强叔叔就先将情报传到我父亲那儿了。黎强叔叔当上特委会主任干事之后,实际上给共产党长了眼睛,特务还没动作,我们这边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在那四五年间(指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后——整理者注),成都以及整个四川的地下党基本上没出大乱子。周副主席和董老多次要我父亲告诉黎强,表扬他,工作做得非常好,同时又下了任务,要求黎强叔叔坚守岗位,要做得像一个职业特务,不仅在生活上跟真正的特务打成一片,他们那些污七糟八的事情也要参与,不能离得远远的,好像自己多清白——什么抽大烟、喝花酒呀,不能站到旁边去,要跟人家打成一片,“五毒俱全”。这是为了获取情报,为了保护党的组织。但是,周副主席又特别让我父亲转告黎强叔叔:要记住这是党交给的任务,要有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
  
  问:可以谈谈您父亲与黎强是怎样并肩战斗的吗?
  
  答:当时,我父亲经常奔波在成都、重庆之间。刚开始的时候,一次,父亲因为有紧急情况要回重庆汇报,但买不到回重庆的票,就急了。他去找黎强叔叔,问有什么办法没有。黎强叔叔给父亲一个号码,说,你到售票窗口报这个号,他就给你票(即飞机票。据陈于彤回忆,中统机关为了方便特务往来交通,在飞机上设有专门座位——整理者注),你拿着这票有指定的座位,你就坐这个座位,沿途你什么都不要管,不会有人查你问你。父亲按黎强叔叔说的办,还真拿到票,也真的安全,顺顺当当地回去了。后来,父亲一有紧急情况,就到售票口报这个号。
  
  当然,平时父亲尽量避免去找黎强叔叔,因为当时他已经到了很关键的位置了。主任干事是很核心的人,能够去查中统历年的档案,能把中统派到我们中间的间谍内奸都查到,然后报告我们这边。我们这边也做得很巧妙,没有立即就把间谍内奸逮出来,因为这样会暴露我们打入中统的同志。
  
  黎强叔叔这个位置为党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真是像董老说的那样:“这是我们川东党的保卫部。”人家要抓谁,他先知道;抓到了,在监狱里表现怎么样,一汇报,他也知道;怎么样营救,他都能及时处理。所以当时组织上就下命令给黎强叔叔,不能轻易离开这个战斗岗位,并要他成个家,让人看到他就是一个职业特务。在成家这个过程中也有故事。黎强叔叔想跟我姨好,但组织上说:你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不是把身份都暴露了吗?后来组织上给黎强叔叔选择了一个中性色彩的女子。随着黎强叔叔进入到中统核心层、地位高了以后,他也受到国民党情(报)治(安)系统的保卫。同时,我父亲也需要注意安全。所以,他们为怎样接头、怎样传递情报动了很多脑筋。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在报纸上登个启事,这都是常用的手段了。他们俩还商量了一个办法,黎强叔叔每天上班会路过一个公共厕所,这个公共厕所谁都可以进去,父亲要有事就到厕所的墙上画一只乌龟,没尾巴,乌龟朝什么方向,就是到什么地方去碰头,事先都有约定,这样双方都能找得到对方。但他们俩也不能经常碰面,经常碰面很容易被盯上。
  
  你跟谁见了几次面,这个人是什么人,国特(即国民党特务,为黎强和陈于彤在回忆录中的称谓——整理者注)都会知道的。所以他们尽量不见面,而用更隐蔽的办法。比如说,他们约在哪个茶馆,黎强叔叔坐在那儿拿着报纸喝茶,在报纸上随便划两下然后丢在那里,看见我父亲进来,放下报纸就结账走了。我父亲就接着茬儿坐在那儿,拿着黎强叔叔放在那里的报纸假装看报。这份报纸别人看了不懂,扔在那儿是废纸,但是我父亲拿到一看,就能把它组成情报。就这样,他们两个人既传递了情报,又可以不直接见面。当然,一些平常的手段他们也用过。比如把情报卷在香烟筒里进行传递、点心挖空后把情报放在里面进行传递,这些事黎强叔叔都给我讲过。他说,当时你爸爸还是想了些办法,咱们多换点花样,不要用一个路子,要不然人家把咱们都摸清楚了,这不行,咱们也经常变化着花样跟他们耍着玩儿。这样子,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之间的联系既不中断,也不暴露目标。 这当中,黎强叔叔做得很细,他要把那么多的情报用笔写下来,字写得很小很小,又怕我父亲看不清楚,还专门给父亲买了个放大镜。父亲和黎强叔叔在接头上、在交换情报上都有一整套自己的办法,所以能够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不被国民党发现,他们相互之间的配合和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问:为什么您父亲后来撤回重庆了?
  
  答:毕竟“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我父亲后来发生了几次险情,被盯上了。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局、董老就指示父亲回重庆。但在调父亲回去之前,指示他把组织关系转给一个叫陈国瑞(即蒲华辅,后叛变——整理者注)的,让陈国瑞接着跟黎强联系。同时,还让父亲告诉黎强叔叔:你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坚守岗位,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离开,要做好长期潜伏下去的打算,即使和组织上断了联系也要单独工作。如果遇有紧急情况需要与党组织联系,就找到当地党的高层组织,让其给中央发电报,联络暗语就是: “我党有无黎强同志?”
  
  解放战争期间,黎强叔叔在南京正好用上这个办法。当时黎强叔叔随国民党军队沿京杭公路撤离南京,路上正好遇上我军三野八兵团88师,黎强叔叔把他掌握的国民党312师的一大批人交给了解放军,但他自己的关系还没有接上。正好88师的钱申夫是黎强叔叔抗大四期三大队的同学,黎强叔叔就要求他立即报请三野前委致电党中央,问“我党有无黎强同志?”几天后,钱申夫就告诉黎强叔叔:中央已经复电,要你去北京。后来,中央又把黎强叔叔从北平派到西南公安部协助刘邓大军进川。到西南公安部后,黎强叔叔对破获西南敌特的情报和国民党一系列破坏活动计划,以及西南地方的解放和安定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作者/陈庆立口述  刘志平记录整理
  
  原文刊载于2014年5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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