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以后——西南局时期老一辈革命家优良作风故事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5-14 17:25:28

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等曾住过的中山四路36号2号楼_meitu_2.jpg

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等曾住过的中山四路36号2号楼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刘邓大军解放并接管了西南重镇——重庆。顿时,一股蓬勃向上的清新之风弥漫山城,涤荡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古老的重庆焕发了青春。
  
  当时,最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是共产党员、解放军指战员和各级干部的优良作风。人们正是从他们身上认识了共产党、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从而振奋了精神,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这中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自身的率先垂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设私人公馆
  
  民国时期,重庆城遍布着达官贵人的公馆别墅,别说四大家族中的蒋介石、孔祥熙在黄山、林园、曾家岩和小泉的别墅公馆,就是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建公馆成风,如李子坝的刘(湘)公馆,上清寺的“范(绍曾)庄”,枇杷山的“王(陵基)园”,观音岩的“渝舍”(杨森公馆)等等。
  
  进城后不久,西南局发出《关于检查与纠正享乐思想以迎接新任务的通知》指出:“要克服干部和战士现在发展的享乐思想,应由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
  
  当时,主持西南地区工作的邓小平、刘伯承率先以身作则,他们两家人合住在一幢楼房里,即现在的中共重庆市委大院里的二号楼。此房是抗战时期宋美龄的公馆,两楼一底,大小共十几个房间。他们两家住在一起,互相更加了解,遇事也好商量。
  
  刘伯承、邓小平二位首长的表率作用影响了重庆市委的领导,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张霖之一家住在一栋旧楼房里,下面是市委常委办公的地方。市委第三书记曹荻秋进城住的是杨森公馆“渝舍”楼上最靠边一个套间,既是办公接待室又是寝室,直到家属接来迁出“渝舍”,全家6口才搬进机关宿舍。听说秘书要结婚没有新房,他又腾出一间给秘书作新房。由于曹荻秋是负责政府工作的书记,市政府每周六的财贸工作例会,就在他家外间拉开饭桌,围桌开会,常常开到深夜,饿了每人一碗小面“宵夜”。他常说:“在家里开会,问题敞得开,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降低伙食标准
  
  进城以后,刘(伯承)邓(小平)首长还带着从大别山出来的炊事员老程。老程给刘邓首长做饭就两个菜,一荤一素外加一个咸菜和一个榨菜汤,没有客人从来不加菜。后来,老程回老家去了,换了新炊事员,菜的花样多了,数量也多了,开始是四个菜,后来是六个菜,最后成了八个菜,鸡鸭鱼全有。
  
  刘伯承生气了:“这不是天天吃席嘛!”
  
  邓小平说:“怪不得人家说我们天天过年。”
  
  邓小平问后勤部长:“我和刘司令员是个啥子伙食标准?”后勤部长不明就里,随口说道:“没有标准。”
  
  “没有标准?”
  
  “按照供给制,实报实销,吃多少报多少,都可以。”
  
  邓小平发火了:“你这个同志有意思。没有标准,地主老财吃饭,都要量入为出,我没有标准,我都把地主老财比下去了!你要知道,我们国家还很穷,好些人在饿饭,我不能没有标准。”
  
  “那就请政委定一个标准吧。”后勤部长红着脸说。
  
  “今后,按团级标准吃四菜一汤,一荤三素,不得超支!”
  
  几天后,后勤的同志又来请示邓小平,说考虑到刘司令员的身体状况,这个标准太低了,是不是再提高一下?邓小平考虑了一下说:“就按师一级的标准,不能再提了。”
  
  刘邓首长的伙食标准定到了师一级,这就成了一道杠,没有人敢超过这道杠。很快,整个西南地区的伙食标准全部降下来了。
  
  不搞特殊照顾
  
  重庆刚解放,邓小平的弟妹们就来到重庆,满怀希望地请大哥帮忙介绍工作。他们以为身居要职的邓小平只要带个口信,或者写张二指宽的条子,这件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邓小平离家几十年,这几个弟妹他从未见过面。热情接待之后,邓小平就严肃地对他们说:“共产党的工作从来不白给,组织上首先要进行政历审查,合格了才有资格参加工作,你们应该去考干部学校,考上了就有机会参加革命,没考上就自谋出路吧……”他接着说:“共产党刚刚坐上中国的江山,开头就要开好,必须要定好规矩,尤其是我邓小平。中央、毛主席把西南云贵川康渝再加上西藏那么大的地盘交给我来主管,西南这块地盘上的规矩是我来拍板制定的,我制定的规矩我首先来破坏,今后如何号令三军?弟妹们,请你们理解大哥……”
  
  当时,整个西南百废待兴,教育、行政、经济等许多部门都急需人才,所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办起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和西南军政大学,培养地方急需的干部。邓小平的弟妹们分别考上了“革大”和“军大”,学习结业后,先后走上了工作岗位。
  
  邓小平和大弟弟邓垦先后参加了革命,邓家产业全靠小弟弟邓蜀平经营。他当过国民党广安县政府小官吏,染上了抽大烟的习惯,是当地的一个小地主。重庆解放后不久,邓小平带信叫他来重庆,他就是不来。一来是自己在旧政府里谋过事,怕大哥责怪;二来是自己抽鸦片,无颜见大哥。邓小平知道后,派人把邓蜀平从广安武装押送到重庆。邓小平严厉地对他说:“你属于国民党旧职员,但还没有做什么坏事,应该好好地改造思想。首先要紧的是戒掉大烟,老老实实做人。”在大哥邓小平的管教下,邓蜀平下决心戒掉了大烟,后又到重庆郊区的农村劳动改造了一年,凭自己的能力考取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六盘水下面一个偏远的县里工作。他牢记大哥的谆谆教诲,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入了党,当过区长、县长、六盘水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邓蜀平因曾经的地主成分和邓小平的被批斗受到牵连,被迫害致死。
  
  实事求是弄清真相
  
  1951年6月,邓小平收到一封反对何鲁担任重庆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的匿名信。信中还特别指出,何鲁是邓小平广安同乡,对何鲁的任命是邓小平有私心。
  
  邓小平一贯都非常重视人民来信,他郑重地在西南局办公会上提出此事,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匿名信反映的问题有两种可能:一是教育部门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党外人士,对非党人士当了领导不服气,不愿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对党的统战政策有抵触,存在门户之见,而写了这封信。另一种可能是重庆大学或重庆教育界同仁中,对何鲁教授有成见和矛盾的人,用匿名信来反对何鲁的任职。邓小平认为不管是哪种可能,都应该了解清楚有个交代。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更要对党内干部中排斥党外人士的错误倾向和关门主义思想进行教育。于是,他决定将此信转批给重庆市委,并提笔作了如下批示:
  
  此件交楚张廖诸同志看。何系广安人,与我同乡,故所谓“私心”之语。
  
  邓  六月三十日
  
  批示中的“楚张廖”分别指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楚图南、西南局统战部张平山和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
  
  那么,这何鲁又是何许人也?不少上了岁数的川渝人都知道他。何鲁1894年出生于广安县,聪慧过人,10岁能诗,13岁保送上海南洋公学。1911年又官费留学法国里昂大学,获得数学硕士学位。因解答了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而蜚声海外,著述有《二次方程式评论》、《代数》、《行列式论》、《微分学》、《爱因斯坦学说概述》等,被誉为“数学大师”。1919年回国,先后就职东南大学、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大同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大学等。邓小平在重庆赴法勤工俭学前,还专门拜访过他。作为同乡的老大哥,何鲁向邓小平介绍了法国的情况,鼓励他赴法后奋发工作和学习,努力深造。解放后,何鲁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数学理事会理事等职。
  
  对于这样的爱国民主人士,邓小平是非常尊重的,希望他们发挥专业优势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所以嘱咐重庆市委一定要调查清楚。经过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和重庆大学党组的调查,这封匿名信是重庆大学商学院一位姓罗的教师写的。此人属于以前重庆大学派系斗争中与何鲁对立的一派成员,为了维护他们利益争夺学校的领导权,以写匿名信的手法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告状攻击何鲁,企图取而代之。邓小平看到调查结果后指出,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支持进步,支持爱国民主人士,保护何鲁教授。
  
  上门求贤办军校
 
 
  西南地域辽阔,边防线长,气候多变,解放军驻防条件很差。云南地区疟疾流行,严重影响了边防官兵的身体健康。部队在进行剿匪作战中,伤病员不断增加,进军西藏和修筑康藏公路的部队,伤病员也大量增加。
  
  为此,以爱兵如子著称的贺龙司令员忧心忡忡。他与刘伯承、邓小平商议,决定在西南军区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筹建一所军医大学,当时被军委卫生部编为第七军医大学(下称七医大)。但不久后,军委卫生部在整编时,又以西南军区不具备办学条件为由,准备撤销七医大。
  
  经过贺司令和邓政委的努力争取,军委卫生部考虑到西南军区的特殊情况,保留了七医大,并决定将南昌的以原国民党“中正医学院”班底组建的第六军医大学合并给七医大,校址设在重庆市高滩岩(原国民党陆军医院内)。
  
  聘任老师是建校的基本环节。贺龙亲自过问此事,交代周长庚、李幼轩在解放军内和成、渝两地物色人选,还请七医大的几位负责同志推荐。
  
  重庆、成都两地人才济济,确有不少真才实学者。有些人在国民党办的医院或学校任过职,对国民党不满,不愿去台湾,留下来开私人诊所。但由于对刚刚进城的共产党和解放军还不了解,对到军校教书还有疑惑。
  
  贺司令员在百忙之中亲自上门聘请蒋医民、吕钟灵、宁誉、董秉齐等教授来校,并对他们说:“来带学生,传授技术,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嘛!”蒋医民、吕钟灵等虽然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不了解,但对贺龙的英名,早就如雷贯耳。他们认定,贺司令员当年连国民党军长都可以放弃,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如今又亲自上门,自己还有什么可说呢?
  
  在贺龙的主持下,一所闻名全军、乃至全国的军医大学成立了。它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60多年过去了,三医大及其附属医院的医德、科研水平和精湛的医术,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都是有口皆碑的。
  
  不准压制民主
  
  1951年7月6日,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刊登了重庆市第三区(现沙坪坝区)沙坪坝小学徐秀英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
  
  这封来信,反映地方文教主管部门任意占用教师的时间,如拉教师去搞宣传和社会扫盲等工作,参加与教学无关的会议等等,使教师没有时间认真备课和休息,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信中建议,“文教部门应关心小学教师的疾苦,给教师以必需的休息和备课时间,以利抓好教育。”
  
  这封人民来信,真实地反映了基层文教主管部门忽视学校教学,乱抽调教师搞社会工作的混乱现象。信中写明,她怕打击报复,是用的化名,希望报社对她的真实姓名保密。来信刊出后,在解放不久的重庆教育界和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快,报社又接连收到这所小学教师的来信,认为徐秀英反映的问题符合事实,批评正确,表示支持。
  
  这封人民来信之所以引起邓小平的关注,是因为在此之前,大中学校乱抽乱调教师的混乱现象已引起社会和教师的不满。邓小平十分重视学校存在的问题,听取情况汇报后,亲笔修改了报社的社论稿《是结束学校教育工作中混乱现象的时候了》,还指示报社,对于“所有乱抽乱调的单位,报纸要公开点名,否则此风刹不住”。
  
  出乎报社的意料,这份读者来信刊登后,就收到了一封以该校校长李若筠领衔的“沙坪坝小学全体教职员工”联名写来的“申明信”。信中指责徐秀英“捏造事实,损害学校名誉”,还郑重要求报社“予以更正,以正视听”。过了几天,报社又收到了第三区人民政府的信函,称“徐秀英反映的不是事实,”“经查该校无徐秀英此人”,也申明“要求报社予以更正”。接着,这所小学的教师寄来一封匿名信(声明怕打击报复,只有匿名),揭发那封全体教职员联名要求更正的签字信,是李校长起草后强制教职员们签的名。匿名信提出“绝大多数教职员认为徐秀英信中反映情况属实。请求派记者到校调查”。
  
  事情变得复杂了,报社决定派记者深入调查核实,弄清事实真相。经记者深入调查,真相终于大白:化名“徐秀英”的来信反映的问题完全属实,而且比信上写的还要严重。那封“联名信”出自校长之手,是校长多次动员强制教师联名的。李校长本人见到记者调查时也吐露真情,她说写联名信是区人民政府文教科领导事先指示她干的,她只能照办,其实她对文教科打乱教学秩序、强迫命令很有意见。
  
  《新华日报》在澄清事实后,抓住这一典型的“压制民主、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事件予以公开揭露。1951年8月25日起,先后发表了沙坪坝小学教师的来信和李校长的“联名信是区政府指示我做的”。编辑部在发表两封信的同时,加上《反对任何压制民主的作风》的编者按。按语中指出,只要端正态度,勇于批评,认真改正,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想不到,这个区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讳疾忌医,认为一个小小的教师冒犯了他的威严,报纸扫了他的面子,不仅不作自我批评和反省,反而目无组织,对抗党报和群众的善意批评,指使文教科的干部到这所小学追查化名“徐秀英”的教师,还怀疑这封匿名信就是说真话的老校长写的;在学校查不到写信人,又派文教科的负责人潘某到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社,要求报社交出写信人的真实姓名。这种蛮横无理的要求遭到报社严厉拒绝后,潘某竟大发雷霆,大闹报社编辑部,造成极坏的影响。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新华日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并在报社上报的有关这一事件的报告里,亲笔作了批示:“霖之、荻秋二同志,请你们干涉此事。”批转重庆市委书记和市长,要求市委严肃处理,在党内通报,吸取这一教训;给以必要的处分,让他们认识错误严重性和危害性,把他们从错误的泥沼中挽救出来。
  
  在邓小平批示和亲自过问下,压制民主,坚持错误,对抗报纸批评的主要责任者、第三区区长兼文教科长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951年11月20日,中共重庆第三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对策划指使校长强制教师签名要求报社更正内容的文教科干部詹某,以及大闹报社编辑部的潘某,分别给以纪律处分。1951年11月29日,《新华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位区长的“检讨书”以及对他和另两位干部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至此,歪风被刹住了,混乱现象迅速得到了纠正。
  
  别忘了爬雪山过草地的日子
  
  抗美援朝时期,西南军区担负着保证朝鲜战场的常规武器、炸药供给的任务。当时重庆各兵工企业夜以继日地生产枪支弹药,这给保管、储存带来了诸多压力。为此,军区后勤部奉命建造一批弹药库房。负责库房建筑工程的是西南新华营造厂的总经理王瑞昌,施工负责人为宋敬亭。
  
  48座山洞库房于1951年底动工,历时一年竣工,用于储存武器弹药。1952年,朝鲜前线志愿军总部向中央军委报告,由重庆供给前线的枪支生锈,子弹在射击时瞎火,初步查明为保管不慎所致。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接到军委严加追查事故原因的指令,亲自带领调查组行程100多公里,对48座军械库房一一进行检查,发现山洞库房水泥剥落,洞壁渗水,库房湿度大大超标。贺龙气愤地批评后勤部的领导说:“这样的库房怎么能保管枪炮,等于帮美帝国主义的忙,可恶,实在太可恶了!”贺龙当场下令要层层追查责任。
  
  检查完库房后,贺龙来到后勤部某司令部,看到两幢建筑华美的新办公楼,再一追问,这两幢楼竟是承包商“送”给某部司令部的“礼物”。贺龙听后非常生气地批评说:“就是这两幢楼迷住了你们的眼睛,好坏不分,是非不分。”贺龙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刚进城呀,别忘了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皮带的日子!这大楼,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华尔街’大楼,同志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后来,通过内查外调,认定奸商王瑞昌和宋敬亭是破坏国防建设、行贿领导干部、大肆盗窃国家财产的罪犯。1952年6月,西南军区军事法庭在重庆民航局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对主犯王瑞昌、宋敬亭处以死刑,对与此案有关的18名军内外违法人员处以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庆的各项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评价:西南解放虽晚,但重庆工作进展快,可以与其他各地同时进行经济建设。这与西南局的各位领导、重庆市委的主要负责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严谨作风是分不开的。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清正廉明、一身正气的高尚品质。他们是一面镜子,更是党的群众路线切身实践的体现,值得每个人效仿和学习。
  
  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
  
  原文刊载于2014年3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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