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驱冉钧鲜为人知的人生细节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5-14 09: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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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馆中关于冉钧档案的抄件

 

  江津籍革命先驱冉钧,是重庆工人运动的前驱和四川建党时期党组织的领导者之一。由于各种原因,冉钧被埋没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烈士恢复了英名,并修建了烈士墓与纪念碑,但当时因史料有限,冉钧的生平事迹并不翔实,甚至个别之处还存有疑问。如今,随着地方党史工作的深入推进,笔者有幸参与了冉钧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查找到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使烈士短暂一生的相关信息渐渐充实起来。
  
  与胞弟的约定
  
  冉钧原名高镒,化名浩然,1899年5月12日出生于江津县津福乡(今属江津区双福新区)冉家老房子。当时,冉家大门前的河面上斜斜地架着一座连拱石桥,这片区域也因此俗称斜桥。当地老人“冉钧出生于斜桥”的说法即源于此。
  
  而今,斜桥依旧,冉家老房子尚存。冉家是名门望族,在冉钧祖父辈里,有重庆同盟会元老冉均谷和民国著名海军将领冉柏青。到冉钧父辈,家道中落,冉钧6岁时父亲亡故,姊弟4人由母亲冉况氏抚养成人。在姊弟排行中,大姐冉高芹,二姐佚名,冉钧行三,四弟冉强。冉钧牺牲后,为躲避反动派迫害,大姐远嫁川西,二姐远嫁湖北,两姐妹均与故乡失去了联系。
  
  冉钧牺牲前,四弟冉强已娶妻。冉强为避祸,举家迁移到巴县,隐名埋姓以务农为生。冉钧生前与胞弟约定:自己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故不能娶妻生子,如果真的牺牲了,四弟的儿子就过继给他作儿子。兄弟之间的这个约定,冉钧在革命战友面前表述为:“我为革命不结婚,我弟弟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这个充满道义与亲情的表达,被作为冉钧遗言,收藏在中央档案馆的冉钧档案里。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冉钧四弟才恢复了本姓,并按照约定,与儿子冉超乾回到故居老屋,在祖宗牌位前补行过继仪式,成为烈士继子。冉超乾“文革”前应征入伍,服役于云南边防部队,后转业为国营112厂职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冉钧的烈士荣誉得以恢复,冉超乾享受烈属待遇。
  
  在刘泽嘉帮助下赴法勤工俭学
  
  冉钧是20世纪20年代赴法勤工俭学浪潮中的一员。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先后留法的学生约为一千五六百人,其中四川492人,为全国之冠,而江津籍学生又居四川各县之首,截至1921年11月,留法勤工俭学的江津学生共计43人。在这批心怀壮志的青年中,聂荣臻、傅汝霖、冉钧等得到了早期民主革命思想宣传者刘泽嘉的无私帮助。
  
  刘泽嘉(1880~1943),今江津区先锋镇大树村人。早年受业江津名儒程农初、杨鲁丞门下,经县保送成都通省师范学校完成学业。他参加同盟会,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出任重庆《新中华日报》编辑,常以“叟岩”为笔名,撰文揭露袁世凯篡国阴谋,因此闻名巴蜀。后报纸遭到查封,刘泽嘉被通缉,遂回乡避祸。袁世凯下台后,刘泽嘉复出,担任重庆《商务日报》言论主编,继续宣传革命思想。
  
  此时,江津不少进步青年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激荡,走上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参加了1919年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习。但结业后,当局以“甄别”为由作梗,将“思想激进”的江津籍学生聂荣臻、傅汝霖等剔除出赴法名单。作为同乡前辈的刘泽嘉闻讯,主动出面斡旋,通过其挚友、时任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与法国驻重庆领事的特殊关系,签署了被搁浅的江津籍学生的赴法护照。于是,1919年12月,聂荣臻等23名江津学生与其他青年一起踏上了首次赴法之旅。次年2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第二期结业生83人,其中有江津学生14人。当局以同样的理由,将冉钧等人剔除。刘泽嘉再度出面疏通关系,江津学子得以全部出国。
  
  和邓小平同船出国
  
  现在一般认为,冉钧是和聂荣臻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的,但从上述史料可知,这是错误的说法。事实上,冉钧是与邓小平同船赴法的。1987年,在冉钧故里修建烈士墓前夕,邓小平向中共四川省委亲笔写了证明材料,称“冉钧同志是我留法时候的同学”。
  
  1920年8月27日,冉钧在重庆太平门码头登上“吉庆轮”,经过七天七夜来到上海,9月11日,他与邓小平等84名赴法学生同乘“盎特来蓬”号法国邮船从上海启航,途径香港、西贡,于中秋之日到达新加坡,在那里过节后再经过科伦坡、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等地,抵达法国马赛港,几经辗转,历时50多天,终于在1920年10月下旬到达巴黎。
  
  冉钧抵达巴黎的第三天,即入果洛中学补习法语。9个月的法语补习后,所带经费告罄,他不得不退学,到施耐德工厂做临时工,后来考入巴黎亨罗汽车厂当技术工人,生活有所好转。正是此时,冉钧结识了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李立三、刘伯坚等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并与他们一起研究革命理论,组织群众团体,投身革命斗争。
  
  1924年9月22日,冉钧与聂荣臻等第三批旅欧支部骨干成员一起离开法国,经过德国并在柏林“红色战线”工人家庭住了一个多星期,再经过汉堡到北方的港口坐船到苏联列宁格勒(彼得堡),10月份开始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时光。莫斯科东方大学是一所培养东方革命干部的政治学校,学习的课程有十月革命史、俄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以及政治经济学等。中国学生上课时,由王一飞作翻译,李大钊曾亲自讲授历史课。根据聂荣臻元帅秘书周均伦将军提供的莫斯科档案馆旅莫S.Y.(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资料,聂荣臻当时用名“聂云臻”,担任第六小组组长;冉钧编在第四小组,组长潘家辰。
  
  入党时间的两种说法
  
  关于冉钧的入党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20年,一说是1923年。
  
  第一种说法源于1995年版《江津县志》的人物传记《冉钧》。该传记在记述1920年冉钧赴法勤工俭学抵达巴黎后写道:“在李立三、聂荣臻的帮助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这是公开出版的史志首次给冉钧立传,所以屡屡被引用,冉钧的入党时间遂被定为1920年。中央档案馆在建立冉钧档案的时候,也采用了这一时间。
  
  这一说法后来被解密的留法勤工俭学史料纠正为1923年,也即目前正规党史正本的说法。
  
  中央档案馆也因此纠正了冉钧档案中的入党时间,在“1920年”字面上划了粗粗的一道斜杠,斜杠下面改为“1923年”。
  
  根据周均伦提供的有关聂荣臻留法勤工俭学史料记载,1920年春,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等在旅欧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创建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又称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此时,冉钧并未抵达法国,显然没有加入这个小组,而先期到达法国的聂荣臻也没有加入。1922年6月4日,在法国巴黎布洛涅森林里,由赵世炎、周恩来、刘伯坚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现存中央档案馆的《旅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9月23日给团中央的报告》记载,1922年8月,聂荣臻由刘伯坚和熊味耕介绍,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会议根据国内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指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选举周恩来为书记,除书记为中共党员外,原来的少共党员变成青年团员。这次会议后,冉钧在聂荣臻介绍下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由此可见,冉钧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说法明显错误。当时旅欧学生中,团员发展很快,党员很少。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资历较老的团员直接转为党员,入党时间从1923年起算,冉钧正是其中之一。
  
  入党介绍人为聂荣臻
  
  冉钧的入党介绍人,有关文章里都记载为李立三和聂荣臻,这也是引用《江津县志》冉钧传记中“在李立三、聂荣臻的帮助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表述而形成的说法。冉钧抵达法国后,通过聂荣臻结识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是李立三,首先得到了聂、李二人的帮助是没有疑义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1921年底,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为抗争就读权,发生了进占里昂大学事件。这次事件后不久,参与抗争的李立三和陈毅等人被法国当局遣返回中国。所以,当1923年冉钧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李立三回国已经1年多,显然不能当冉钧的介绍人。
  
  据《聂荣臻传》记载,1923年春,聂荣臻由赵世炎和刘伯坚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因此,聂荣臻作为冉钧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介绍人是没有问题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后来直接转为党员,入团介绍人也即入党介绍人,冉钧的入党介绍人为聂荣臻,没有李立三。
  
  策动泸顺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在目前有关冉钧的史料文章里,均没有冉钧参与由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在四川泸州、顺庆(今南充)策动和领导的泸顺起义的记载。这有悖于史实。
  
  1925年夏,冉钧从苏联归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他受党的派遣回到重庆,与吴玉章、杨闇公一起整顿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创建重庆中法学校,培养了杨尚昆、罗瑞卿、赵一曼、徐彦刚等一批革命干部。1925年至1926年1月,经中央批准,冉钧组织成立了中共重庆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重庆支部,被中央任命为重庆支部第一任书记。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冉钧负责重庆的军运、工运、学运等工作,并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出任国民革命军三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兼教官,组织万县惨案后援会,与程子健一道筹建重庆市总工会。
  
  1926年2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冉钧任组织部长。为了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党中央指示重庆地委策动泸顺起义。冉钧曾在苏联学习过军事,回重庆后又负责军运工作,因而顺理成章地参与了起义的筹备工作。1926年12月1日,泸顺起义打响。
  
  然而,在关于泸顺起义的记载中,领导人里却没有冉钧的名字。原来,这是由于1926年11月中旬成立的泸顺起义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即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名单里没有冉钧。当时,军事委员会书记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刘伯承、朱德为委员。但在泸顺起义的筹备策动阶段,冉钧参与其中,做了大量工作。因此,以冉钧未入重庆军事委员会主要领导名单为由,从而否定其在泸顺起义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显然不太合理。
  
  由程子健整理的《刘伯承元帅回忆录》还原了历史事实。其中有关泸顺起义的文段,刘伯承深情回忆了在重庆地委工作时与战友冉钧共事的情景,并肯定了冉钧在策动起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当刘伯承闻知冉钧惨遭杀害的噩耗,恰值地委委员吴玉章在场,两人悲痛不已,共同许下一个心愿:以后革命成功,要为这些牺牲的烈士立个纪念碑。
  
  烈士忠骨无觅处
  
  1927年3月31日,蒋介石勾结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三三一”惨案,冉钧的直接领导人杨闇公和同乡好友漆南薰被敌人残酷杀害。冉钧在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的掩护下,跳城墙脱险,当日幸免于难。他不顾战友劝阻,在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冒着生命危险为死难受伤人员的善后和处理党团组织的后续工作而奔走。4月1日,冉钧和任白戈准备去刘成辉(团省委书记)家,研究惨案后的相关工作。途中,二人保持警惕,一前一后分开而行。当行至七星岗天主教堂前的蜈蚣岭巷时,一群便衣特务突然从街边窜了出来,冉钧当即挺身面对特务,而任白戈得以脱离险境。
  
  特务认出了冉钧,当场以乱枪将他杀害,此时的冉钧年仅28岁。冉钧被害后,敌人将他的尸体拖到三圣庙门口示众。冉钧的大姐冉高芹和四弟冉强闻讯赶来收殓,敌人不许运走遗体,姐弟二人便将冉钧遗体草草安葬在两路口下的王家坡。
  
  烈士就义过去60年后,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批示,江津县人民政府在冉钧故里江津双福公社滴水岩动工修建冉钧烈士墓并立纪念碑。在找到冉钧烈士四弟冉强后,有关方面多次陪同冉强到渝中半岛王家坡寻找冉钧坟墓。但由于抗战时那一带曾遭遇日机轰炸,加之以后城市的发展建设,冉钧忠骨始终未能觅得。
  
  1987年3月29日,冉钧烈士墓落成,邓小平、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了花圈。由于冉钧遗物无存,衣冠冢也无法建成,但冉钧将永远长眠于这片红色的土地,铭记在后人的心中。
  
  作者/钟治德
  
  原文刊载于2014年3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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