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解放前夕琐忆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5-14 09:27:32

1949年11月30日,第一批进驻重庆的人民解放军在市区街头受到市民夹道欢迎 (资料图)_meitu_1.jpg

1949年11月30日,第一批进驻重庆的人民解放军在市区街头受到市民夹道欢迎 (资料图)

 

  一只珍贵的手表
  
  60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一只手表。它原本的光亮早已褪去,报时功能也已消失,但它有过发光的岁月,曾经承载着特别的使命。这只表是我曾经的领导、中共重庆市职业青年工作负责人余时亮同志在1949年7月初给我的。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地下党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见证,也是我永远珍藏的记忆。
  
  1949年的夏天,山城重庆可以说是龙潭虎穴,白色恐怖极为严重。这时,南京、上海、南昌、武汉这些大城市都已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但他们妄图固守西南一隅,作垂死挣扎。为了稳住阵脚,他们首先把打击目标指向了地下党和革命群众的反抗活动。国民党的西南长官公署、重庆市警备司令部拼命纠集军警宪特,日夜进行反共宣传,宣布“十杀令”,组织街头突击检查,还带着中共叛徒到处捉拿“共党分子”。
  
  这些地下党人无所畏惧,时刻生活在群众中,并紧紧依靠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7月初,针对复杂的形势,中共重庆市职业青年特别支部委员会在余时亮同志的领导下进一步开展工作。老余先让我担任党小组长,随即要我担任特支宣传委员。当时,特支的任务是“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特支的联系方式除特支委员会组织召开极少的会议外,全是单线联系,每个特支委员分别领导一些党员、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社员、革命社团的骨干,互不发生横向联系。特支的纪律十分严格,比如保存和传递文件必须万无一失;联系的时间、地点必须十分准确、保密;约定的会面必须准时,如超过十分钟未见人,必须马上离开,以防不测。纪律还规定,只许上级知道下级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反之则不可。如遇特殊情况错过一次联系机会,就可能长期失去联系。因此谁都清楚:遵守时间,就是政治生命。
  
  当时,特支要求我负责联系6个党员、3个新青社社员和我组建的长江学习社的11个社员。要经常联系这么多、住址又很分散的人,还要极其准确地掌握时间,没有一只表的确是太难了。我是一个穷教员,要买手表又无能为力。老余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把这只表作为组织赠品给了我。表是瑞士产的,表带是浅黄色半透明的化学制品。它走时准确,这对我非常重要。我如获至宝,满心欢喜地戴上了它。从此以后,我表不离身,在重庆解放前夕,及时准确地与同志们保持了联系,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没有发生一次差错。
  
  怀念烈士
  
  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同余时亮同志从上清寺到七星岗去,刚到两路口与两浮支路的交叉点,他突然改变方向,加快步伐,顺着石梯路下菜园坝去。我立即警觉起来快步跟着他,直到他放慢脚步才问:“你看见什么啦?”“癞皮狗!”“谁?”“冉益智!”我松了口气:“好险哪!”“还好,我是抬起头看着前面走的,一看见这家伙向着我们走来,我就赶快改变方向,看来他还没有看见我。”我对老余的高度警惕性和行动的机敏打心眼里钦佩。
  
  说起冉益智,我以前并不认识,但在上月底记住了这个可耻的名字。当时,老余向我传达了地下党的一个通报。通报叙述了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工运书记许建业于去年7月21日在大坪英勇就义的情况,要求全体党员和新青社社员学习许建业同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保持革命气节,与敌人斗争到底。就在这时,老余谈了冉益智、刘国定被捕叛变、出卖同志,使党组织遭受很大破坏的情况,还带着我看了地下党购买的、现在被叛徒特务霸占着的一栋大楼。老余说:“老许的被捕被害就与这伙叛徒的卑鄙行为有直接关系。”老余边走边小声地对我说:“这些癞皮狗真是狼心狗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千万要同志们提高警惕,绝不要在天快亮了的时候使党受损失。”他还说:“叛徒是绝没有好下场的,别看我们今天躲着他,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要审判他。”
  
  9月中旬的一天,党组织传达了余文涵同志牺牲的噩耗,并号召全体党员向他学习,保持革命气节,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余时亮同志介绍了文涵的生平和牺牲的经过:他当时任中共庆(符)南(溪)长(宁)边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成立武工队抗丁、抗粮、抗税,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千方百计地侦察他的行踪。1949年5月,上级党组织决定派一位同志去接替他的工作,并要他迅速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就在去办交接的途中,他遭到特务的逮捕。一天夜里,他和战友越狱逃跑,但由于在牢房里备受摧残,身体虚弱,走得很慢,不幸再次被捕,于6月27日英勇牺牲,时年31岁。
  
  这时,我才知道文涵同志是一位早已入党的共产党员,还是我家乡的地下党边委书记。记得我认识文涵同志是在1948年的春天,那时我在曾家岩求精小学教书。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有个人来找我,说与我哥哥徐冰若同在南岸的嘉励中学教书,趁星期天进城的机会来看看我。他自我介绍说叫余文涵,在学校教历史课。他那朴实的风度、笑容可掬的面孔,初次见面,就使我感到非常亲切。
  
  我们很快就热聊起来,谈到了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著作,他那精辟的论述、生动的语言、深邃的目光、火一般的热情,使我意识到他是一个良师和益友,便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要求:“余老师,请你替我写一个歌词。”原来,求精中学有位名叫刘放之的音乐老师喜欢谱些带有民谣风味的进步歌曲,几次要我为他写歌词,我都因为写得不好未交出去。当我听了文涵的谈话,突然心中一亮,便毫不迟疑地提了出来。文涵稍微思索了一下,微笑地对我说:“好吧,让我试试看,下星期交给你,看行不行。”
  
  到了下个星期天,文涵果然给我带来了一首歌词——《纤夫曲》。短短的几句词,形象而深刻地倾吐了纤夫们的苦难,表达出作者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我非常高兴,很快把歌词交给了刘老师。不久,他就谱了曲子,还印成歌本在求精中小学教唱,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很快又在育才学校等其它中小学传开。刘老师很满意,要我请文涵再写一首,文涵也毫不推辞,又在一个星期天交给了我。这首歌名为《卖娃娃》,写的是重庆街头一个贫苦农民卖亲儿子的情景,我读到它时不禁潸然泪下,可见老余对劳动人民怀有无限深厚的阶级感情。
  
  当我想到这些,想到文涵同志的牺牲,更是万分悲愤,发誓要为烈士报仇!
  
  完成任务
  
  1949年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余时亮同志按照事先约定,于9点半到我的住地求精小学来,我准时接待了他。他交给我一份《论人民民主专政》,要我阅读并组织传阅。这是毛主席刚发表的著作,是用收音机收听新华社广播记录下来油印而成的文件,学好和宣传好这一文件是当时最重要的事。在同老余商量好传递的办法后已快11点了,我把他安排在我隔壁的小屋里睡下。这时,突然有人叩我的卧室门,我开门一看,是我哥徐冰若和嫂子王戍媛。我哥告诉我:“我们本想来住宿的,但在你校门口发现了我们后面有‘尾巴’。我们拐了几个弯来告诉一声。我们马上得离开。”我二话没说,立即领着他俩从我们小学的侧门到了求精中学,要他们在操场转几圈后从大门走出去。我回过头来告诉老余:有特务盯梢,此地已不安全。他披上衣服就从我们小学后门离去了。
  
  就在这以后的第三天,我按原来约定去会见特支委员杨永新(后任特支书记),把《论人民民主专政》传递给他。地点是城区中心十八梯附近的一家茶馆——德昌茶园,时间是傍晚6点半。由于我住在较远的曾家岩,便提前出发了。快到十八梯时,突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刹时间电闪雷鸣,暴雨瓢泼。我看看表,时间也不多了。在风雨的“掩护”下,我把用牛皮纸包好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紧贴在胸前用双手护着,不顾一切地向雨中跑去,终于准时地把文件交到了老杨手上,完成了任务。
  
  11月,许多迹象表明,解放军迫近重庆。国民党的军队调动频繁,有的散兵游勇开始抢劫。几天来都听到爆炸声,夜晚一片黑暗。市场混乱不堪,物价向天文数字飞涨。街头巷尾传遍了国民党要“火烧重庆”、“爆炸山城”的消息,弄得人心惶惶不安。
  
  按照事先的约定,我要在11月27日这天去和黄先春、黄先华兄弟俩见面。时间是中午11点,地点是江北区洗布塘保国民小学。上午9点多钟,我到临江门去乘船渡江。船离渡口不久,突然在不远的地方枪声大作,机关枪声、步枪声响成一片,很像两支部队在交火。船上立刻一片骚动,船身剧烈地摇晃,几次都要翻了,船老板不得不把船划回了临江门。
  
  这时,枪声仍在继续,甚至比先前更响。要过江的人嚷着快开船,船老板先是不同意,后是嚷着要加钱。我看看手表已过了10点,思量是否过江:过去,就可能回不了城里,因为城区很可能马上戒严;不过去,又怎样与二黄联系呢?当我想到我的工作任务,想到别无办法联系时,就不再犹豫,又踏上了船。
  
  我顺利地准时见到了两位同志,他们热情地与我握手。我向他们传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的约法八章以及党组织关于迎接解放的具体布置。他们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更有信心了!更有办法了!”我们三人拥在一起轻声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并相互鼓励要用最大的力量发动群众,迎接全市的解放。
  
  当我返回嘉陵江边时,再没有听到枪声,我也平安地回到了我的住地明笃小学。后来听说,上午的枪声是重庆的内二警与国民党的正规军内讧引起的。
  
  解放之夜
  
  11月30日晚饭后,我与钟代民、王士新等几位老师一起在宿舍闲聊。谈的是几天来的老话题:应变、自救、保生命、保学校。大家已看得很清楚,重庆就要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就要完蛋了,担心的是国民党的最后挣扎,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大家担心的事很多:一是怕打仗的时间长,断粮、断油、断水、饿肚皮;二是怕发生枪战炮战,无处躲;三是怕遭抢劫,人财两空。关于这几点,我作为教务主任和大家一起商量了许多办法,比如存粮、积油、储水、挖地洞、加固门窗等等,但大家的心里老不踏实,担心发生火灾。因为我们这一带人口很多,住户密集,又几乎全是低矮的木板瓦房,没有一个广场和开阔的地方,唯一的通道是管家巷,又窄又陡又长。一旦发生火灾,巷子被截断,跑得再快也无法逃命。大家想到两个月前发生的“九二”火灾,想到国民党不管人民死活以致几千人葬身火海的惨景,个个都不寒而栗。
  
  大家还注意到这天发生的异常迹象:一是那个霸占南楼上两大间房的反共保民军头头一家,前几天还在招兵买马,把枪支弹药搬进搬出,可是今天一大清早就偷偷离开不见人了;二是住在我隔壁的重庆警察局督察一家也在下午搬走了。他的两个女儿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临走时也没有告诉别人他们的家搬到哪里去。 大家越谈越感到奇怪,猜测那些国民党官员是要逃跑吧。
  
  夜里,大约八九点钟的样子,从管家巷里传来的喧哗声把人们从梦中惊醒。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跨出校门,听人说是共产党的军队进城了。我们又惊又喜,很想问个明白。我们沿管家巷下坡到了较场口,遇到的人越来越多,都说共产党军队来了,但都没有见到部队。之后又到了市中心的抗战胜利纪功碑。在纪功碑座的台阶上,有一个青年人在大声讲话:“同胞们,国民党军队逃跑了!重庆解放了!”我们挤进人群,问了几个人才弄清楚:这个年青人原是给解放军带路的,他同解放军到了海棠溪,又过江到了纪功碑。解放军为了追歼国民党军队不能久留,便交给他一面国旗,让他在这里向大家报告重庆已解放的好消息。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挤近这个青年,请他把国旗展开给我们看。这时尽管四处一片黑暗,但是我们借着微弱的月光还是看到了五星红旗。我心里一阵激动,突然喊起了口号:“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这个青年接着也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看不清面孔的一大片群众也高呼起来。
  
  我们几个人回到学校,都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一个个都表明了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的态度。我想起余时亮同志给我布置的迎接解放的任务,以征求意见的口吻向大家说:“我们能不能写些标语贴出去表示我们庆祝解放的心情?”得到大家一致回答:“好!”尽管烛光暗淡,大家的兴致却很高,说干就干,说写就写。有的裁纸,有的磨墨,有的提笔,一下写了几十张庆祝重庆解放、打倒蒋介石的标语。钟代民说:“光写标语还觉得不够劲,要写成传单发出去就更好。”我说:“印传单,刻钢板不难嘛!”
  
  我很快到教务办公室把蜡纸、铁笔、钢板拿了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由彭老师执笔刻蜡纸。传单的开头说:“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同胞们:天亮了!重庆解放了!我们的生命有保障了!我们已不再受国民党的压迫了!是共产党救了我们,是解放军解放了我们……”彭老师在传单的结尾署上了名字:“明笃小学一群教师。”最后写时间时,他本想写成“30日深夜”。钟代民说:“应该写清楚点,要写成:‘1949年11月30日深夜于重庆解放区’。”“好!”彭老师在蜡纸上刻下了这最后一行字。
  
  天亮不久,许多老师、同学和居民看到了这些标语和油印传单,大家兴奋地和全市人民一起欢庆重庆的新生。
  
  作者/徐叔通
  
  原文刊载于2014年3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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